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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汽车西进，重庆将成中国的未来之城？
这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
L成为两年来第一个亲临重庆的zzjcw，而就在此前几天，现代汽车在中国的第四工厂落户重庆，由此，在湖北，陕西，河北，重庆几地方的争夺中，重庆优胜一筹。
2014年3月27日，s会见了郑梦九，随后，现代汽车与重庆市正式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几乎与此同时，Xzx在德国杜伊斯堡参观期间，专程迎接了一列从重庆始发的货运列车。习zx表示：“中德位于丝绸之路将经济带两端，是亚欧两大经济体和增长极，也是渝新欧铁路的起点和终点。”　
见一花而知春来。不仅是现代汽车，还有此前的IT等产业，众多欧美企业，最后都钟情于重庆，绝非偶然。
韩资西进，不过是新一轮全球性产业转移的缩影而已。郑梦九抢占中西部市场的背后，既是跨国车企在中国汽车工业版图逐鹿之时，也是中国中西部借势中国梦和向西开放的战略机遇，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来自现代汽车等一批跨国企业的目光一路向西，让我们看到了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这些选择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次大国内的产业转移与升级，从国家战略层面观察，重庆襟带长江，西望亚欧双重优势，使其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天然枢纽，居天下之险要，重庆未来可期。
在大规模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在西部崛起与中部崛起中的辐射能力，在中国产业转移中的特殊地位，三重优势，使重庆成为未来中国不可多得的未来之城。
两大体系中的中国未来之城
近日京城大雾，让人怀念两会开幕时候的清新。
令人回味的是X参加贵州代表团时候说的一句话，X对贵州良好的生态环境表示赞赏。幽默地说，将来可以制作贵州的 “空气罐头”。
一直以来，衡量一个地方的财富创造情况，最通常以GDP核算。而从1995年起，世界银行公布了“扩展的财富”指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 尤其是自然资本，以前一直被忽略。
1997年，当时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罗伯特•康世坦（Robert Costanza）联合十几位学者，首次系统地测算了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一时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
大约在十年前的2004年，国内第一次自然资本估值在神农架进行试点，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了一项被称为live的计划，为zf和公众提供关于自然环境变化的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国也签订了关于Live项目的协议，承诺逐步公开并建立中国的国家自然资本账户。
定量评价自然资本，并确立其市场价值，将有助于修正目前发展模式，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的局面。为可持续发展找到数据方面的决策支持。
     从2011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为9.2%、7.8%和7.7%，呈缓慢下降趋势，而同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则分别减少2%、3.6%和3.7%，呈快速递增趋势。关键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作为穷国，中国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也许是，在增速方面，保持一个长期的次高速，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速度。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来说，这种模式亦将产生巨大变局。对于北京，上海等先发区域来说，巨大的治污压力，将制约其未来发展速度，对于青海，西藏等涉及到国家环保底线的区域，恐怕经济方面的大发展，亦是无望。而兰州、河北等既发展滞后，生态环境又不太好的地方，亦不适宜在经济发展领域作太大指望。最大的机会，来自既保持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又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而重庆最近几年发展速度，领先于全国，重庆坐拥江湖山川，生态环境在大城市中优势比较突出，在经济发展和保持生态环境方面，重庆拥有比北京和上海等地更多的弹性空间。可持续发展性更强。同时，在兰州，河北等未来受制环境保护的时候，重庆亦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发展。
既要重视物质财富，又要生态环境保底，金山有价，青山无形。金山代表现实，青山留给未来，保持现实与未来的平衡，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显性财富与隐性财富的平衡，积极进取与敬畏底线的平衡，方为正道。
东部增速已低，西部环境保护任务严重，华北受制于严重破坏的生态。中国未来真正有潜力的地方，就在中南。如重庆，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更具体地说，若由市场选择，中国未来最大的机会，一个是成渝经济圈，一个是长江中游经济圈，重庆和武汉，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之城。
中部的尾，西部的头
  激流而下，势不可挡。
国家的崛起，必借助产业崛起，而产业的崛起，必形成产业落差，方才有最大的发展势能。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借助欧美和中国之间的产业落差，由此，沿海率先承接欧美和日韩产业转移，实现了东部崛起。
至于改革中后代，时势已变，中国发展的驱动机制，从单向驱动，变为三重驱动。即，中国仍然承接欧美产业转移，但是，中国内部亦形成了巨大的区域差别，由此产生了国内的产业落差，并由此引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内产业转移，第三大驱动力量，则更显苗头，即中国对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落差。
目前，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第一种驱动机制，逐步遇到阻力，原因有二，一是欧美制造业的回流，造成对于中国的巨大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借助全球危机开始抬头。二是，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以及逐步的产业升级的冲动，中国与欧美将逐步从互补走向竞争。这条路，目前，家电、装备制造等领域，中外企业亦开始同台较量。
而中国对于亚洲国家的产业落差，尚不明显。
中国本身不发达，无法与东盟国家形成产业落差，也就无法产生互补性。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北部湾无法成为双方资源流动中心，中国提倡多年的北部湾战略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根源也在于此。
未来,中国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比东南亚诸国早一步完成现代化,方可形成对东南亚的产业落差，在双方产业互补的基础上,中国可将东南亚变为自己最大的战略腹地,彻底实现大国崛起。L提出的“以高铁换大米”的策略，其实隐含了一种产业互补的关系。
但是，中国与东盟的互补并不明显，象高铁技术这种中国本土原创的高新技术还不多，目前东盟更多与日本产业互补。
中国未来最大的动力，来自国内的产业转移。
随着中国广阔内陆产业转移的完成，中国将形成一个U形曲线产业结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研发和高端的产业核心区，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中心，而加工制造这个U形曲线的底端集中于中西部。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两大模式，其一西北模式，由于生态保护环境形势严峻，西北集中了中国大片的禁止和限制开发土地，其大规模工业化，必然受到制约。适合转移部分产业，同时发挥本土旅游，农业等特色产业。如青海和内蒙的畜牧业，新J的棉花等。
其二是集群策略，尤其适用于中部区域以及西南。成渝经济区，长江经济带，中原经济区等。在这些区域，应该大规模转移传统产业，并且形成产业集群。重庆成为IT产业基地，以及未来的汽车产业基地，富士康迁移到河南，即是明显的标志。
   未来，在完成集群式的产业转移之后，广大中部，已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级，
在著名的中国地理战略学家胡焕庸先生划定的人口地理分布线中，重庆在西部的中心。而重庆作为中部之尾，西部之头，既是西南制造业中心以及综合经济中心，又是中国中部辐射西部的前沿，由此，重庆将具有非常广阔的战略腹地，是仅此于未来上海、武汉的中国经济第三战略要地。
新的重庆模式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其基础，即是重庆借其中尾西头的辐射能力。而现代汽车落户重庆，很大的原因，亦是希望可形成在中国市场的广泛占领。
发挥渝新欧的双向作用
渝新欧贯通中西，重庆一城独大。
2011年始运的重庆-新J-欧洲（渝新欧）国际铁路，这条全长11000多公里的铁路途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阿拉山口，穿越边境到达哈萨克斯坦境内。然后继续穿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抵达德国。开辟了中国对于欧美的陆路交通。被寄往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欧洲的重望。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重庆的两江新区已经打造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港城，建成物流和电子商务中心，建成国家级开放平台。在20多年来所有国内开通的新欧洲货运中，唯有重庆始发的“渝新欧”目前实现常态化运行,占了货运总量8成以上。由此，渝新欧成为重庆的国际化核心战略资源和最大比较优势。借助渝新欧铁路，在重庆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快速抵达欧洲。
但是，渝新欧铁路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其一是，目前主要运输笔记本电脑、机械电子产品和汽车零配件，还缺少更多的产品，二是运回中国的货物还比较少。
而产品的缺少，反应的是产业问题。一个是，长江经济带的其他城市，仍然还是多借助海路发展对欧美交易。二是，重庆还未发挥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带动作用，虽然与欧美形成了互补，但是，中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中国不仅存在对于欧美的反向产业落差，更应该形成对于中亚的正向产业落差。
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价值在哪里？
从贸易关系上说，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似乎显示了互相需要的迹象。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为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大约是建交之初的100倍。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最大贸易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但是，在这一数据背后，隐藏着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并不对等，双边贸易额虽然大，但是，更多的是中国的进口大，表明双方的需求关系不对等。
中国需要中亚的石油，但是，中亚诸国并不需要中国。中亚诸国工业处于低端水平，中国的工业亦处于全球低端，而中国西部更是工业不振。由此，中国的制造业在中亚并无用处之地，欧美的高端产品，才是畅销货。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最有说服力，除中国外，其他几个贸易大国分别为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可以看出，除中国外，其它均为发达工业国家。
欧洲是哈萨克最重要的进口源。与欧洲的产业互补更明显。就对哈萨克影响最大的国家而言，目前仍为俄罗斯。
从哈萨克斯坦的最大进口商品看，其最大需求为机械设备，以及工业制品。而鉴于其国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国民消费水平不低，故需求相对高端。中国的低端工业制造，在哈萨克市场并不大，而瑞士，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国的商品，才是哈萨克国民之爱。中国在哈萨克的流行商品，主要是服装，建材，水果和蔬菜。
由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诞生伊始，即存在不对等，中亚国家并不需要中国的产业，只需要中国的钞票，基于产业链分工的互补，则几乎没有。中亚国家更多与欧洲互补，而非中国。而没有建立在互补基础上的国家，其战略性的合作基础比较脆弱。
当下，中国的产业和人口大多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西北地区虽国土面积广大，资源丰富，却无足够的人口与产业，未来，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西进运动”，先造就中国西部的振兴，刚才可以中国西部为跳板，形成与中亚的普遍互补与合作。
如中国西部振兴，则未来，健全的工业体系，精良的制造，相对高端的技术，刚才是中亚诸国所需。中国与中亚诸国，才真正形成产业互补，丝绸之路经济带，方才腾飞。
而在西部诸城市中，其实只有重庆等主要城市具备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的条件与可能性。尤其是重庆，已经成为西部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最大的物流业中心，丝绸之路对于中亚国家的作用，虽以新J为前沿，却最终以重庆为驱动。
（作者：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致力于国家战略研究，著有《大国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