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1945年8月15日版面，刊登了日军投降的消息。
彻底摧毁日军碉堡。 (本版图片均由重庆图书馆提供)
再过两天,8月15日,就是
日本战败投降日。不少老市民都还记得,69年前的那几天,消息传来,整个重庆城彻夜欢腾的情景。
69年后的今天,隔着历史的渊源,我们依然在探寻抗战八年在重庆发生的故事,体会那令人血脉贲张的年代抗战热血的余温。这种探寻和体会,是一种纪念。倘若我们不作这样的纪念,我们何以面对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迁都重庆,更生之兆”
1937年秋,日寇的铁蹄已经开始向南京进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11月20日,南京国民zf发表《国民zf迁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zf正式迁都重庆。在此前的国防最高会议上,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重庆乃重生之意,迁都重庆,乃更生之兆,最后胜利可操左券。”
究竟是谁在当时做出了“更生之兆”的判断,如今已不可考。但今天,我们在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惊叹于这个预判的准确性。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zf决定迁都重庆,向国内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外来侵略面前不甘屈服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此后几年中,重庆的命运得以改变,抗战的命运得以改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也得以改变。
在成为“战时首都”的那几年,重庆经历了多少风雨,付出了多少代价,已经不可历数。1946年4月30日,国民zf颁布“还都令”,其中这样表述:“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
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重庆对于全国抗战的意义,尽显其中。
为什么选择重庆?
国民zf迁都的考虑,实际上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就有了。就在当年,国民党zy执委会通过了《确定行都和陪都地点案》,决定:“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
但到了1937年,最后确定的“战时首都”为什么是重庆?它凭借什么,能负担起这一历史的重任?
对此,曾经编著《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的两位专家—张国镛和陈一容,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在“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平原已经被日寇占领,
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必须从速迁都。而南京国民zf原定的行都洛阳已经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陪都西安也有危险。至
于军事重镇武汉、广州等地,更是易攻难守,故相比之下,只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重庆最为适宜。
另外,重庆为西南重镇,地处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口,东出三峡,西指成都,南去滇黔,北到汉中,水陆交通方便,为四川门户。而彼时的重庆和四川,在国民zf的控制下,工业有一定的基础;再加上四川物产丰富,人们勤劳勇敢,可以为抗战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重庆就此成为“战时首都”。
“英雄之城”、“不屈之城”
在成为“战时首都”之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舞台,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以及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英雄之城”、“不屈之城”。
这座城市,自然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必须加以摧毁而后快。在无法进行地面进攻的情况下,从1938年春到1944年冬,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狂轰滥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其地域之广泛、轰炸之频繁、死伤之惨重,罄竹难书。在如此灾难下,重庆民众绝不向苦难低头的坚毅决心,令世界动容。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他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2011年,重庆抗战调研课题组首次对外公布了重庆抗战期间确切的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重庆抗战期间直接伤亡32829人,灾民人数达172786人,财产损失价值法币100亿元。
重庆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于此。有调研报告显示,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军奋起抗日,应征赴前线的达300万人,其中重庆籍官兵达96万名,约占三分之一,其中有确切牺牲记录的1297人、受伤913401人。
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齐名的反法西斯国际名城
1943年2月初,国民zf规定,重庆全市于2月5日悬旗一日,各工厂放假一天,各机关学校放假三天,民间张灯六夜。
与此同时,g**ld下的陕甘宁边区zf也决定,各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放假一周,中等以上学校放假14天,各工厂则根据劳动合同所规定的假日放假。
在抗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全国却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之中。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2月2日,国民zf在重庆批准了中美、中英新约。这两份条约,废除了之前美英两国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租界权、沿海贸易权和内河行驶权等一系列特权,意味着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回收主权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给正在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类似这样在重庆发生的大事,不胜枚举。
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指令是从这里发出的;
1944年9月,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当局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就是从这里传向全国的;
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的决策是在这里作出的,收复台湾的中国使团是在这里组建并出发的;
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团也是在这里组建并出发参会的,直至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那时的重庆,被四方仰望,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齐名的反法西斯国际名城。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当时的重庆:“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