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正经书”之外也喜欢随手翻一翻“闲书”。如果说正经书的标准要么系百世难废的“元典”，要么是研究某一问题无法绕过的“经典”，理当从严，那么“闲书”的标准自然应该稍宽一些。但所谓“宽”也并非漫无归依，在我看来，闲书非有趣则不能读也。
买了一套汇集民国时人旅行记的“民国人文地理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当然首先是奔着一个“趣”字去的。好的旅行记肯定不会满足于模山范水，记载各地风土、民俗、名物都应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类内容今人读来多会感到兴味，如田曙岚写于1934年的《海南岛旅行记》记当时儋县之风俗曰：“王云清作《儋耳赋》，有‘巫当医士，猪作药材’之语。盖县俗遇有疾病，则请巫作佛，鲜有求治于医生者。至若猪作药材之说，无非以类相从，如目痛则食猪肝，耳病则食猪耳，咳嗽则食猪喉、肺，心惊则食猪心，……若病重或水米隔绝不复能食猪肉时，则舍猪而从巫矣。”吴映洁在韩国有粉丝吗
但一旦深入地读下去，就会发现闲书不闲，民国旅行记中其实颇多严肃的内容。实业巨子卢作孚于1931年游历东北后撰《东北游记》，记其经过青岛时惊叹“三十年前一个荒岛，而今竟经营得这样好，发展得这样大，何尝不是出于人力呢？”又录某职员之所言曰：“德人经营的时代成绩最好。山上的汽车路，平整与市面无异；市内市外皆满植林木。自从日本人来，便以赚钱为事，不肯像德人那样经营了。自从我国接收，则并日本的精神亦失掉。其可称的成绩是砍伐了许多木料，卖去了许多地皮，建筑了许多房屋，如斯而已矣！”假若准备了解青岛这座城市，并进而尝试对民国历史作多维度的观察，卢作孚的记录是否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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