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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界和业界对于我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存在三大误区——有质量的增长意味着放慢经济增速、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以及认为既然zf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低,zf就不应该做投资。”5月14日,林毅夫在参加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论坛时说道。 林毅夫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zf“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误区一:有质量的增长=放慢经济增速 但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压力增大,雾霾问题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认识,大家认为雾霾这么严重,都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太快,因为过去增长不讲求质量,用高速度牺牲了增长的质量,所以现在要有质量的增长,把增长速度降下来。 对于这一说法,林毅夫认为,环境压力的增加跟经济的发展确实相关,但是跟增长速度本身可能并不直接相关。 举例而言,一个最好的对比是中国与印度。1979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时计价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国高出25%。而2014年时,根据IMF[微博]提供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 “过去这36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速为9.7%,印度每年的增长是5.7%,明显比我们慢,但并没有看到他们经济发展的质量比我们好。从各种指标来看,印度的雾霾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说中国的雾霾与高经济增速并无必然联系。”林毅夫说道。 通常,一个国家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以及高收入阶段。林毅夫认为,正是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第二阶段,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致了环境压力的增加。 当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例如德国、英国、美国等都曾经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制造业阶段生产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尽快进入高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环境。 “不可能说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蓝,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只会使我们在制造业阶段停留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在可以发展的前提之下,尽量快速的发展。”林毅夫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