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崛起乃多重因素共振，罗天昊答黄桷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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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桷树财经
02-26 10:05

文/三虎

罗天昊是三虎好友，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著有《大国诸城》，胸有丘壑，诸城尽揽。之前，他曾有文章《重庆将成中国未来两大王牌之一》，引起热议。

于是，三虎拉来天昊细聊一番。从一个远居北京的学者眼里看重庆，退后一步反而豁然开朗。

三虎：

2015年的数据出来了，重庆GDP再次领跑全国。重庆，老工业基地，西部内陆之城，同时又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要去参与全国与全球“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你如何看待重庆的崛起，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罗天昊：

重庆崛起，乃多重因素的共振。

首先是国家大势。中国真正的天选之子是谁？

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中国改革以来传统的发达地区，发展逐步成熟，增速也逐步下降，而鼓噪多时的京津冀战略，因为生态环境和行政权力冲突的双重制约，其实是一个先天残缺的战略，唯有长江中游，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最大增量所在，长江中游区域，才是中国未来的天选之子。唯重庆与武汉，堪当中国最大的未来之城。

选择正确的产业战略，对于地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过去十年，中国的产业逐步空心化，从zy到地方，投机主义盛行，都欲以服务业突围，以新兴产业突围，而忽视制造业。过去几年长江中游，无论是重庆、武汉，还是长沙，南昌、郑州、合肥等地，其后发增长势头凶猛，从根本上来说，是受惠于全国性的产业转移，是承接东部乃至国外产业转移所结之果。服膺国内产业结构布局，老老实实搞实业，老老实实搞实体经济，是重庆今年经济方面崛起的重要因素。只不过重庆走的更远，其“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同时兼顾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的发展模式，在中西部重镇中更胜一筹。

至于是否历史有功，不宜过度解读。中国的区域竞争，是推动地方崛起的重要因素。相对而言，中国现在经济社会治理的专业性官僚中，能者不胜枚举。改革初期，改革闯将，多在沿海。而在全面崛起时代，各个区域的普遍崛起，在此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改革家和社会经济治理方面的能人，这个过程是相互成就的，不可有英雄主义史观。

三虎：

关于重庆的区位优势，你曾有精彩描绘：“在国家大战略中，重庆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西北和西南的交汇点。在著名的中国地理战略学家胡焕庸先生划定的人口地理分布线中，重庆在西部的中心。可谓中部之尾，西部之头。激流而下，势不可挡。”这是浪漫描写，还是确有实据？

罗天昊：

中部之头，西部之尾，不仅指重庆处于中国特殊地理位置的交叉点，亦指重庆处于中国不同国家战略的交叉点。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借助欧美和中国之间的产业落差，由此，沿海率先承接欧美和日韩产业转移，实现了东部崛起。

至于改革中后代，时势已变，中国发展的驱动机制，从单向驱动，变为三重驱动。即，中国仍然承接欧美产业转移，但是，中国内部亦形成了巨大的区域差别，由此产生了国内的产业落差，并由此引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内产业转移，第三大驱动力量，则更显苗头，即中国对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落差。

目前，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第一种驱动机制，逐步遇到阻力，原因有二，一是欧美制造业的回流，造成对于中国的巨大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借助全球危机开始抬头。二是，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以及逐步的产业升级的冲动，中国与欧美将逐步从互补走向既互补又竞争。这条路，日本和韩国、台湾崛起的时候，曾走过，未来中国也不可避免。宏碁刚开始给欧美做代工，后来成为巨大竞争对手，经过长期努力后实现产业独立，目前，如家电等行业，装备制造等领域，中外企业亦开始同台较量。

而中国对于亚洲国家的产业落差，尚不明显。“以高铁换大米”的策略，其实隐含了一种产业互补的关系。但是，中国与东盟的互补并不明显，象高铁技术这种中国本土原创的高新技术还不多，目前东盟更多与日本产业互补。中国本身不发达，无法与东盟国家形成产业落差，北部湾无法成为双方资源流动中心，中国提倡多年的北部湾战略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根源也在于此。

中国未来最大的动力，来自国内的产业转移。

随着中国广阔内陆产业转移的完成，中国将形成一个U形曲线产业结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研发和高端的产业核心区，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中心，而加工制造这个U形曲线的底端集中于中西部。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两大模式，其一西北模式，由于生态保护环境形势严峻，西北集中了中国大片的禁止和限制开发土地，其大规模工业化，必然受到制约。适合转移部分产业，同时发挥本土旅游，农业等特色产业。如青海和内蒙的畜牧业，新疆的棉花等。

其二是集群策略，尤其适用于中部区域以及西南。渝蓉经济区，长江经济带，中原经济区等。在这些区域，应该大规模转移传统产业，并且形成产业集群。重庆成为IT产业基地，以及未来的汽车产业基地，富士康迁移到河南，即是明显的标志。

未来，在完成集群式的产业转移之后，广大中部，已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级，而重庆作为中部之尾，西部之头，既是西南制造业中心以及综合经济中心，又是中国中部辐射西部的前沿，由此，重庆将具有非常广阔的战略腹地。

新的重庆模式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其基础，即是重庆借其中尾西头的辐射能力。而现代汽车等大批国内外巨头落户重庆，很大的原因，亦是希望可形成在中国市场的广泛占领。



三虎：

渝新欧贯通中西，所过之处，皆称助力颇多，对重庆有多少实质性的推动？

罗天昊：

重庆需要发挥渝新欧的双向作用。

渝新欧贯通中西，重庆一城独大。

渝新欧开辟了中国对于欧美的陆路交通。被寄托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欧洲的重望。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在20多年来所有国内开通的新欧洲货运中，唯有重庆始发的“渝新欧”目前实现常态化运行，占了货运总量8成以上。由此，渝新欧成为重庆的国际化核心战略资源和最大比较优势。借助渝新欧铁路，在重庆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快速抵达欧洲。

但是，渝新欧铁路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其一是，目前主要运输笔记本电脑、机械电子产品和汽车零配件，还缺少更多的产品，二是运回中国的货物还比较少。

而产品的缺少，反应的是产业问题。一个是，长江经济带的其他城市，仍然还是多借助海路发展对欧美交易。二是，重庆还未发挥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带动作用，虽然与欧美形成了互补，但是，中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中国不仅存在对于欧美的反向产业落差，更应该形成对于中亚的正向产业落差。

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价值在哪里？

中国需要中亚的石油，但是，中亚诸国并不需要中国。中亚诸国工业处于低端水平，而中国西部更是工业不振。由此，中国的制造业在中亚并无用处之地，欧美的高端产品，才是畅销货。

由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诞生伊始，即存在不对等，中亚国家并不需要中国的产业，只需要中国的钞票，中亚国家更多与欧洲互补，与中国没有基于产业链分工的互补。而没有建立在互补基础上的国家战略性合作，基础先天脆弱。

当下，中国的产业和人口大多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西北地区虽国土面积广大，资源丰富，却无足够的人口与产业，未来，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西进运动”，先造就中国西部的振兴，刚才可以中国西部为跳板，形成与中亚的普遍互补与合作。

如中国西部振兴，则未来，健全的工业体系，精良的制造，相对高端的技术，刚才是中亚诸国所需。中国与中亚诸国，才真正形成产业互补，丝绸之路经济带，方才腾飞。

而在西部诸城市中，其实只有重庆等主要城市具备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的条件与可能性。尤其是重庆，已经成为西部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最大的物流业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虽以新疆为前沿，却最终以重庆为驱动。



三虎：

重庆实际上做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事，比如重庆渝富模式，比如土交所的模式。你如何理解重庆提出的要做“内陆开放高地”？

罗天昊：

天赋不足道，努力更重要。

重庆提出建成内陆开放高地，眼光独到。就内陆腹地的广阔性而言，武汉和郑州也许更适合，但是重庆率先提出，体现了一种勇于创新、敢于争先的精神。

事实上，改革开放其实是两件事，改革，开放。重庆不仅需要更大的开放性，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同时对国内与欧亚开放，最关键的还是改革的广度与深度。

在新一轮改革中，重庆在众多领域的改革，均走在全国的前列，开风气之先。如，重庆渝富，国内第一个地方AMC公司。重庆水务首创国内zf采购公共服务的模式，重庆药交所调节药价，金交所解决小戴公司资金来源问题，均被众多地方，甚至是沿海的地方所借鉴。

最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创造的地票制度。2008年开始，重庆成立了土地交易所，地票由此诞生，通过用地指标转移，保证了城市建设用地。同时，进行大幅度的户籍制度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农村金融，在其它城市土地紧张，房价高耸入云的时候，重庆能够保持相对理性的房价，并且征地拆迁纠纷远比其它地方少，地票制度居功至伟。

重庆已成功申报自贸区，同时两江新区亦落户重庆，国家对于重庆未来改革，寄予了厚望。直辖对于重庆来说，不是特权与地位的象征，而是改革的号角与旗帜。

三虎：

你认为重庆是未来之城，能否具体描绘一下，重庆最终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是怎么样，城市的重要性大概会排在什么档次？

罗天昊

重庆处于中国未来三大战略叠加中。

长江振兴战略，西部振兴战略，内陆开放战略。

就经济地位而言，重庆与武汉，将是中国未来最有增长潜力的城市。最终可进去前五甚至更高的排名。目前重庆已经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但是就经济总量和富裕程度来说，重庆空间仍然巨大。

就社会改革而言，重庆在内陆开放领域先行一步，未来值得期待。

而在一带一路中，重庆是中国西部振兴以及大陆战略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