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庆

标题: 中国应迁都重庆(吴星生著）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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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4
标题: 中国应迁都重庆(吴星生著）

前言

第一章 从长安到北京

1、彭城之憾

2、汉都长安

3、陕西，制天下之命者也

4、关中衰落之迷

5、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6、应运而兴之都

7、北京都运昌隆之迷

第二章 北京不能承受之重

1、失而复得的国都之位

2、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3、高枕无忧乎

4、无水之都

5、风起则沙尘涨天

6、危墙之下

7、辐射还是抽血

第三章 迁还是不迁

1、中国要迁都吗

2、当迁不迁遗祸种

3、南都北迁改国运

4、建都三要素

5、安全导向型的迁都

6、经济导向型的迁都

7、管理导向型的迁都

第四单 安全：外御内制之所

1、近代风从海上来

2、铁幕旁的中国东部沿海

3、不怕南边虎，要防北方熊

4、外战不出川

5、踞一隅而制全局

6、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

7、“厅堂”转换中的天府之国

第五章 经济：西进点睛之笔

1、海洋时代的西部困境

2、中国的三次“西进运动”

3、助力中国经济第四极

4、加码长江经济带

5、全天候发展的神奇城市

6、“四重喜庆”的背后机理

7、不仅是告别“环首都贫困带”

第六章 管理：掌控全局之地

1、长江时代的选择

2、四川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

3、打造西南民族大熔炉

4、引导人口南迁的城市化

5、立都必居中土

6、大有大的好处

7、大国崛起中的战略后方

第七章 新都热门备选城市评析

1、西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2、洛阳：天下之中，洛阳落阳

3、南京：自古金陵王气短

4、武汉：长江流域的汴梁城

5、成都：千年成都未成都

6、南襄盆地：建构理性未必行

7、百城争都中的帕累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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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6
迁都，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新奇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从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起，北京就正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而且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这一条规定在之后的“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中都继续得以保留。也就是说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一直是以宪法为保障的。几十年来，北京在国际社会中已约定俗成为中国的代名词。经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在普通中国民众的意识中“北京是中国首都”差不多已像数学公式一样成为近乎真理一般的表述了。现在突然提到迁都，确实会让人感到非常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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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6
其实如果把目光放远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不管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迁都实在算不上什么稀罕事件。从纵向看，据统计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历史上各王朝政权所建立的首都（陪都）达298个，再加上一些王朝末期小朝廷所选定的“国都”和农民起义政权所建立的“国都”，那么这个数字大约在350左右。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拥有国都最多的国家，从而也就成为迁都最为频繁、迁都色彩最为浓烈的国家。从横向看，远的不说，单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相继有1/3的国家迁了都。迁都的国家遍布各大洲，既有中国、印度、伊朗等文明古国，也有加拿大、巴西、美国等新兴的殖民国家。时至今日，迁都论在国际上依然大有市场，像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迁都的计划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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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7
孙中山先生曾说：“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口头也。”国都是国家的统治和控制中心。国都在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通常便在什么地方。从中国历史上看，国都的区位选择与王朝的国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都如果有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往往能让王朝拥有坚实的战略后方作为支撑，在对付外敌、镇压内乱时占有地利，同时方便对国土进行有效统治，从而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反，一个不理想的国都区位不但可能使王朝无法很好地实现统治国土的任务，甚至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生存的一个安全软肋，影响王朝的国祚。历史上因国都被敌人一击而中而导致暴亡的政权为数不少。因此，定都不仅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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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7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历史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居安思危方能长治久安。当政者只有以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国计民生问题，国家的发展才能够少走弯路，政权的国祚才能够长久。我们今天谈论迁都，不是静极思动，哗众取宠，研究相关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当然，这里的资源并不单指经济资源，还包括地理资源、军事资源、文化资源等各种广义上的资源，效益也不单指经济效益，还包括安全系数的提高、zf管理的优化、民族融合的加强等综合效益。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迁都来减少国家不必要的一些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支出，尽可能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实现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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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7
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历史形成的，但这并不代表它就一定就是合理的，或者说即使北京具有一些适合定都的条件，也不代表全国范围内就没有更好的替代城市。毕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整个华南和西南地区都还没解放，很多城市连进入首都候选城市的资格都没有。定都候选地的全面性和广泛性本来就不足。只是由于特定的****环境，相关问题在建国初期的三十年中没有人提及而已。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想领域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始改变，北京作为首都是否合适的问题也很快被提出来了。早在1980年初，北京就有学者上书，提出将首都迁出北京，打破对国家资源的高度垄断。只不过在当时的舆论看来，迁都的观点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思想上的异端。此后，随着在环境、交通、水资源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暴露，人们对于北京能否胜任首都的质疑也越来越多。2000年，时任zl朱镕基指出，沙漠化问题若不能控制，迟早要迁都。这说明迁都的问题已引起中国最高层ld的关注了。2006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蒙古、内蒙古沙尘暴来势凶猛，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cw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迁都的议题正式从学术界走向人民大会堂。由此引发的 “迁都热”也开始在社会上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纷纷参与到迁都问题的讨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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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7
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上关于迁都的学说和观点虽然不胜枚举，但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却大都流于表面，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未能深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当前的“迁都热”表面上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但实质上却并未出现多少能经得起推敲、足以让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相反，一场严肃的国是论衡颇有向“全国各城市形象宣传活动”演化的趋势，相应的新都备选地名单也变得越来越长：从最开始的西安、洛阳、南京等几大古都到广州、武汉、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再到信阳、岳阳、九江、汉中等中等城市，最后到近些年非常热门的南襄盆地、荆襄宜盆地等地区。各位学者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种观点你来我往，众说纷坛。关于迁都的讨论表面上看上去是热火朝天，但却掩饰不住各种论点的空洞无物和论据的苍白无力，很多意见甚至还停留在“谁不说咱家乡好”的层次。整场讨论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准令人实在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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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8
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对历史看得越深，对未来看得越远。”人类文明不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高台，而是拾级而上的台阶。我们之所以能较前人看得远，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中国古代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关于定都和迁都的讨论，当时提出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其战略之宏大、布局之精妙、见识之高远、思想之深邃，足以令后人折服。近代以来，国人对于国都问题的关注也从未停止。在第二次****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关于定都和迁都的讨论都一再掀起热潮。这其中参与人数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当属抗战后期的建都论战。此次论战中，从论战各方的理论依据看，有国防安全论、历史地理论、东南富源论、工业化中心论、陆都论、海都论、北强南弱论、北方论、南方论、沿海论等；从论者的阵营看，社会各界，包括国大代表、参政会议员、国民党元老、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知名学者、社会贤达、南门北派等都纷纷卷入。著名学者如傅斯年、沙学浚、张其昀、钱穆、洪绂、史念海、雷学宗、陈正祥、张君俊、李旭旦等都加入其中。实事求是地讲，当前关于迁都问题的讨论，无论是参与者的广泛度还是学术水平，都远远不如抗战后期的这次择都之争。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我们要想在定都和迁都的问题上拿出真正掷地有声的结论，最基本一点就是要历尽前贤家与国，认真消化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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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8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定都，不单是选一个地方作为zy国家机关驻地那么简单。迁都，也并非换一个地方安营扎寨那么容易。国都的区位选择，最根本的因素应当是当时的大环境，即对国家整体形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格局。比如在北宋前“黄河本位”的时代，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都运昌隆，而到了北宋后“塞北本位”的时代，北京就开启了一城独大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定都和迁都的问题时，一方面要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势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知道历史的洪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另一方面要有系统的全局观念，对整个棋盘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有深刻的了解，搞清楚真正左右局势发展的各种变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那种以一时一地的因素作为定都或迁都的依据实在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孟子》上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只有尽可能地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才有可能在国都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吹尽黄沙始到金”，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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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8
国都者，国之重器，不可轻动。如果中国在通盘考虑得失、全面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要将首都迁离北京，那么新都所在地也必须经过千挑万选，能够担负起时代使命，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避免出现“这山望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的情况。当前在很多学科的研究中都盛行建模之风，研究者偏爱用数学模型作为工具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如果在中国迁都问题的研究中也可以引入数学模型，那么整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以综合效益为标准，将北京和迁都成本放在天平的一端，然后把新都的候选城市逐个往天平的另一端放，看是否能把北京这一端翘起。如果能翘起，则迁都。如果不能翘起，则不迁。只是这种模型注定只能存在想象中，没有什么可行性，因为要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在研究国都区位选择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新的捷径可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基础问题的研究才是最可靠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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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9
关于中国迁都的讨论，事实上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是否应迁都，主要是对定都北京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以评价北京作为首都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判断题；二是首都应迁往何处，主要是按照建都所必需的条件进行筛选，从中国辽阔的版图中找到最具竞争力的新都候选者。这是一个选择题。本书之所以明确提出“中国应迁都重庆”，并非对重庆有什么特殊的个人情感，而是完全基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对现实的理性分析。因此本书的1－3章主要是阐述古今中外定都和迁都的机理，以及北京不适合继续为都的原因，回答“中国是否应迁都”的问题，4-7章则是阐释重庆在安全、经济和管理这三大条件上无与伦比的综合优势，从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形势的角度论证迁都重庆对于中国在强化国防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优化zf管理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回答“首都应迁往何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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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5 10:09
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被很多后世文人奉为人生信条。对于古圣先贤的胸怀和志向，个人一直是以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待之。写此书的目的也是希望自己粗陋的见解能有助于国人深入思考调整国都区位选择、优化国家资源配置的问题，于国于民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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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山寨    时间: 2016-6-5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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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lhzlhcq    时间: 2016-6-5 15:33
《中国应迁都重庆》35第五章 经济：西进点睛之笔6.“四重喜庆”的背后机理 (2016-04-24 18:46:33)转载▼

6、“四重喜庆”的背后机理
北宋灭亡后，北京时来运转，开始了在中国一城独大、唯我独尊的时代。此后，不管入主中原的是女真人、蒙古人、汉人还是满洲人，无一例外都对幽燕之地青睐有加，纷纷迁都北京，成就了北京能够经数朝而不倒、历数族而不衰的传奇。重庆这一百多年来的经历与北京也颇有相似之处。回顾重庆的四次发展契机，开埠是清末英国人推动、日本人跟进的；成为陪都是抗战时国民zf决定的；三线建设是对抗“苏修美帝”期间新中国第一代ld人确定的；三峡工程和西部大开发则是改革开放后第三代ld人决策的。近代以来，重庆一下子从之前西部的普通城市变成了香饽饽，令各方青眼相看，能够在各种环境中获得发展契机，着实令人称奇。
天时不如地利。地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往往会超过人们的预期。与北京地处三方势力交汇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原因相似，重庆在一百多年时间里能够有“四重喜庆”，也绝非“妙手偶得之”，而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一、重庆是长江港口城市。
在海洋时代，各种物流方式中效益最高的是远洋航运，其次是内河航运，这就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在沿海、沿江地区聚集相较其他地区有更高的经济效益。我国的东部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能成为我国第一、第二大经济发展区正基于此。在我国各大城市中，地理区位最好的莫过于上海，既沿海又沿江，因而在开埠后能实现“五口通商，上海独大”，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城市。像西安、洛阳、开封这种既不沿海又不沿江、无法享受水运之利的城市，尽管历史上曾十分辉煌，但都无法摆脱被沿海、沿江城市赶超的命运。
重庆并不沿海，无法享受海运之利，但却沿江，可以享受内河航运之利。在建国后的某一阶段，内河航运因运速慢，曾一度被认为是夕阳产业，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在各种物流方式中，内河航运的优势相当明显：一是运量大、运能强。与公路、铁路相比，水运每马力运量比火车多2-4倍，比汽车多50倍，比飞机多100倍。据专家测算，在正常通航条件下，长江的运输能力相当于14条京广铁路。而且，驳船在运送超高、超重、超长、超宽等重大件方面，比其他运输方式要方便得多；二是建设投资省、产出多。河道疏浚费用和港口码头的投资比铁路、公路低，三者之比是1：3：7，每公里渠化航道投资只是铁路和1/5-1/3，整治航道费用仅为新建公路的1/5-1/2，单位投资形成的运输能力有明显优势；三是耗能长、运距远、成本低。据测定，我国水运单位耗能约为铁路的2/3，水路运输的平均运距分别是铁路运输的2.3倍，公路运输的59倍，由此每公里水运成本只相当铁路的1/2，公路的1/3。除此之外，内河航道还有炸不断，打不烂的特点，在战时的防破坏能力比陆上交通强。
正是因为内河航运有诸多的优点，长江边的重庆才能一再地获得发展机遇。清末英国要求重庆开埠，看重的就是它为长江港口城市，轮船可直达，方便贸易。抗战中国民zf决定迁都入川时，成都也是候选城市，但最终入选的却重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庆沿江，从上海等东部地区内迁的工业设备可以用轮船直接运达，有利于战略转移。三线建设时，同样存在大量工业设备内迁的问题，重庆占有长江航运之利的优势又一次得到体现。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上游航道大为改善，重庆又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除此之外，内河航运在经济上的高效益也使生产要素长江边的重庆聚集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让重庆能够在开埠后高歌猛进，将西安、成都等城市甩在身后，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
二、重庆位于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总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七、八个关中平原，比英国的国土面积还要大，人口约一个亿，比欧洲除俄罗斯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以四川盆地的体量，即使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也属于一个大国。除此之外，四川盆地是中国各大盆地中形态最典型的盆地，“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其地四宽，山川险阻”，在地形上 “天然形胜，陆有剑门之障，水有三峡之险；东扼长江，足为吴楚之咽喉；北走秦岭，沟通秦陇肘腋，西南为高原环绕，为滇藏必经之道”，易守难攻，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再加上四川盆地的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基础好，经济历来就十分发达。《东华录》记载：各省旱灾次数，以四川为最少。邻省之陕西，百年内灾荒次数为九次半，而四川每百年尚不到半次。《四川通志》上说：“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因此，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天然的最好根据地，是故“从来有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
近代以来，中外对重庆青眼相看者，看重的实则是重庆所处的四川盆地。重庆开埠前，成都长期以来都是四川的代名词。重庆开埠后，随着四川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外洋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经济区的经济逐步走向繁荣。重庆的优势在于是沿江城市，为水路出川的咽喉。川内各主要河流大多汇聚重庆，顺流出川。川江水系把四川几乎所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皆串连起来，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正是四川区域这种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重庆在四川水系中的枢纽地位。近代以来轮船的发明和水运的兴起，使沿江的重庆能凭借地利迅速崛起，取代成都成为四川盆地的工业、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
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一个瓶子的话，地处长江出川口的重庆就是那个瓶塞。只有打开了这个瓶塞，四川盆地才能与中东部地区联通。换而言之，如果堵住了重庆，那么四川盆地就自成一体，外部势力很难侵入。以重庆为中心，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四川盆地的各种支持。英国人要求重庆开埠，看重的就是四川盆地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农产品。国民zf迁都重庆，是因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重庆受到的格外重视，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四川盆地的重要性。巴蜀原本就是一体，四“川”终归重庆。
三、重庆地处中国西部。
近代列强在全球的扩张，走的基本上都是海路。中国东面临海，因此近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一直都是中国安全形势最为恶劣的区域，而深入亚欧大陆腹地的西部地区则成为中国天然的战略大后方。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在实现军事现代化之前是不可能拒敌于千里之外的，因此明智的做法就是战略重心西移，利用辽阔的国土和巨大的战略纵深来提高国家的安全。晚清曾有几次迁都之议，将首都从近海的北京内迁，可清zf始终下不了决心，结果不断被列强进行军事讹诈，最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庚子之变”中还是狼狈逃往西安。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有了晚清的教训，此后的中国zf对西部的重视就大为提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预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日记中即表达了迁都西北、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考虑，并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1935年西南军政统一后，国民zf又把战略重心放到了西南，明确提出了“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并加紧了对西南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为之后的持久抗战打基础。三线建设时，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被称为“大三线”，是建设的重点，而西南又胜过西北，是重点中的重点。大三线建设出发点就是即使出现像日本侵略、东部地区全部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工业化进程不被彻底打断，然后伺机反击。这套思路与国民zf的抗战方略如出一辙。此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既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一种延续，又可以看作中国在逐步走向世界大国的同时夯实自己的战略大后方。
从发展经济的角度上来看，重庆的地理位置比不上东部的一些城市，但要放在西部进行比较，那绝对是得天独厚、无与伦比。除了成都还能稍微有点竞争力以外，其他西部城市与地处四川盆地同时又是西部唯一内河良港的重庆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因此每当国家战略西移时，重庆就立马脱颖而出，总是毫无悬念地成为投资建设的重点。从长期来看，不管从国土开发、战略准备，还是地区平衡、国家统一等各种角度，中国都不可能不对西部地区进行政策倾斜，而只要zy的政策一倾斜，作为西部地区发展条件最好的重庆又会毫无例外地迎来一次战略机遇期。地处西部的重庆深刻地阐述了什么叫宁为鸡首，勿为牛后。
四、重庆是个山城。
就城市选址而言，地势平坦是一个基本条件。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建在平坦开阔处，即使在山地、丘陵地带，也是择其平阔处而建。不过有一个城市却是例外，这就是重庆。重庆的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北部靠大巴山和东南部连武陵山两座大山脉，被称为“山城”。单从经济角度看，地势不平会增加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因此会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短板，影响竞争力。重庆地势不平对经济成长的不利作用历来被人诟病，也成为重庆城市发展最大的掣肘。
然而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重庆像上海那样是一个单纯靠经济效力取胜的城市，那么地势不平的确可以算是它的致命伤。不过重庆在国家中的定位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城市，而是战略大后方的中枢。因此对于重庆而言，安全系数的重要性应当排在经济效益的前面。相比地处平原的平面城市，重庆多山、多丘陵的立体地形在防范外敌入侵和空袭方面无疑占尽优势。因此从国防安全考虑，地势不平不但不算是缺陷，而且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安全指数。
国民zf当年迁都重庆，虽然可以凭借三峡天险阻挡日军水上和陆上的进攻，却无法阻挡日本空军对狂轰乱炸。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共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投弹11500枚以上。面对这种全方位、地毯式、无差别的轰炸，一般的平原城市早就是一片废墟了，重庆虽然也损失惨重，但凭借“山城”的优势修建了大量的防空设施，硬是顽强地撑到了抗战结束，特别是提供全国大部分军火的重庆军工企业得以保存。有了抗战的经历，三线建设时明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后几条标准看上去几乎就是为重庆量身定制的。在三线建设中，重庆是国防工业建设的集中地，zy明确提出“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大批三线项目的建成投产，极大地增强了重庆的国防工业实力，尤其是在常规兵器生产方面具有相当规模。重庆形成了以国防、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山城”重庆又一次获得了发展契机。
花开花落皆有因。重庆自近代以来能够有“四重喜庆”并非没有缘由，而是地处西部、位于四川盆地，长江良港加“山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重有利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之前的重庆屡获发展契机，而且对于重庆之后的发展也提供了巨大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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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lhzlhcq    时间: 2016-6-6 17:29
http://blog.sina.com.cn/u/566598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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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lhzlhcq    时间: 2016-6-6 17:29

cqkingsking 发表于 2016-6-6 15:15
原文链接在哪里，能否发一个

http://blog.sina.com.cn/u/566598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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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青萍之末    时间: 2016-6-6 19:26
这篇天涯上的文章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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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长江村｛原｝    时间: 2016-6-6 20:10
那不把好地皮城市活生生气死！特别是成都不成就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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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之江初晚    时间: 2016-6-9 22:47
刘禹锡的《陋室铭》说“斯是陋室，唯吾得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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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渝dayu    时间: 2016-6-12 21:46
今天我们要想在定都和迁都的问题上拿出真正掷地有声的结论，最基本一点就是要历尽前贤家与国，认真消化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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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6-15 20:50
我本想在新闻评论版发，结果不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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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6-30 19:18
1、彭城之憾

    清代《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有一副很有名的励志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上联讲的是秦末战争中，西楚霸王项羽在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打败秦将章邯，最终灭亡秦朝的故事。这里的“百二秦关”在古代通指函谷关（潼关）以西的秦国领地。“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意思是说秦国派二万人据守函谷关的天险，就可以阻挡一百万的诸侯军队来犯。
    作为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函谷关“因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地点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谷深崖绝，山高路狭，中通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往来仅容一车一马，素有“车不方轨，马不并辔”、 “细路险与猿猴争”之称。函谷关当道依险而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而且据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为进出三秦之锁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崤函之地原为魏国所有，是其用来阻挡秦国势力东出的屏障。战国时，秦孝公从魏国手中夺取崤函之地，在此设置函谷关，成了秦国进军中原的桥头堡，又是秦国阻挡六国进攻最重要的一张地理王牌。西汉贾谊在政论名篇《过秦论》写道：“于是六国之士……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这里的“关”就是指函谷关。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怀王举六国之师伐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六国军队“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再次大败而还。合诸国之力，精兵、猛将、谋臣云集，面对函谷关天险却无可奈何，不能越雷池一步，可见“天开函谷壮关中”的说法所言不虚。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中，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之所以能由弱变强，最终统一天下，很重要一点就是占据“百二秦关”，进可攻，退可守，能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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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gb6688    时间: 2016-7-2 11:04
看了部分
其实和国民zf定陪都想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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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7-3 20:36
最多有10%有相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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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7-9 09:02
《史记·项羽本记》记载，项羽年轻时看到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曾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可见其心志之大。按照常理，连“并吞八荒、横扫六合”的秦国虎狼之师都被他打败了，而且还占据着“百二秦关”，项羽接下来就应该是改朝换代、登顶建极，成为“高祖”、“太祖”之类的人物才对。可是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最终成为“高祖”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虽然灭亡了秦朝，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最后的结局是在“时不利兮骓不逝”的叹息中自刎乌江边。北宋苏洵曾说：“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对于项羽失败的原因，两千多年来一直多有论述，主流的观点是他无识人之明、容人之量，且生性残暴，草菅人命。这种观点固然符合史实，但问题是在整个反秦战争中项羽也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为何彼时能成功而后来就不行呢？因此，项羽失败的原因还得从他进入关中后说起。
    项羽占领函谷关后，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有韩生向其献计曰：“关中地势险要，有山河为屏障，土地肥沃，可建都立霸业。”项羽见秦宫室悉已烧残，又心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韩生窃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如此。”项羽闻知，便将之烹死。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十八诸侯，将刘邦封在汉中，而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降将，号为三秦，用以阻止刘邦再入关中。项羽自己则称西楚霸王，辖梁、楚九郡，率众东归，建都于靠近自己家乡的彭城（今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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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7-16 09:50
清代顾祖禹曾这样评价项羽的行为：“项羽率诸侯兵而入咸阳也，天下大势已在掌握中，乃不用韩生之说，还都彭城，譬犹操戈而授人以柄。然犹虑关中之能为天下患也，分王三降王，欲以拒塞沛公。夫以三晋之强，不足以当一秦，而三秦之弱，乃欲以当一汉，则羽之计亦左矣。”应该说不建都关中而建都彭城是项羽一生最大的败笔，也表明项羽虽神勇千古无二，却毫无战略眼光。在天下大乱时，关东势力有可能攻入关中，可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后，关中对于关东的优势就很明显。自古以来黄河流域东西向的战争中，由西向东易，由东向西难。武王伐纣、秦灭六国、楚汉相争、北周灭北齐等战争中，都是由占据关中的势力获得最后胜利。清代魏禧认为从“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可以发现天下山川险易中最重要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建都之地，一是根本之地，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根据地。从秦国由弱变强，最终统一天下的历程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关中既是最好的建都之地，也是最佳的根本之地。项羽在攻入咸阳后，却轻易将“百二秦关”拱手让人，自己领兵退回关东建都彭城，正应了《尚书·大甲》中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当全局混战时，各方势力的流动性较大，地域的重要性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当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割据局面形成后，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很大程度上就演变成了地区之间人、财、物的较量。从秦朝末年的情况来看，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当属关中和中原地区。这两个地区经过秦、晋、韩、魏等国数百年的开发，已相当得富庶，是名符其实的膏腴之地。而彭城所在的徐州地区在战国时为楚国的边远地区，开发程度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可相提并论。项羽定都彭城，以徐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人、财、物等方面都远远逊色于关中和中原地区。只要时间一长，这种地区实力间的差距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公元206年项羽分封后，诸侯罢兵戏下，各就封国。仅两年后，还定三秦后的汉王刘邦就能联合56万大军进攻彭城，关中地区的战争潜力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刘邦即使作战能力未必能胜过项羽，但他有坚实、富足的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和物资，屡战屡败后依然可以有实力可以屡败屡战。反观项羽这一方则不行，兵员、物资的供应能力远不如刘邦，虽然一开始凭借着项羽的神勇也打了一些胜仗，但兵越打越少，最后只能被对方利用数量的优势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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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7-21 20:00
除了经济、人口等方面处于劣势外，彭城作为首都最大的缺陷还在安全方面。徐州地处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接壤地区，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但凡什么“几省通衢”之地，多位于大平原之上，虽然交通四通八达十分便利，却无山形地势可借，防守十分吃力。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淮海战役便是以徐州为中心展开的，结果进攻方g**60万军队打败了防守方国民党80万军队，令国际军事观察家大跌眼镜。这里面徐州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在火器时代，地形地势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冷兵器时代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却说：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从吕蒙和潘聪的话中可以看出：彭城（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土广人稀，平夷无险”，对于防守一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之所以要利用山形地势来拱卫国都，关键在于“强弱无常形，盛衰无定理”，而“地道静而有恒”。地理因素比军队等人为因素成本低且更为可靠。在刚进入关中时，刘邦只有10万军队，而项羽有40万，因此刘邦在鸿门宴上对项羽卑躬屈膝，极尽韬晦之能事。但在项羽东归后，刘邦迅速自汉中还定三秦，手中掌握的兵力就不逊于项羽了，便以关中为基础，东向与以彭城为都的项羽争天下。这时的情形就非常有意思了，手握“百二秦关”，身披“金钟罩”、“铁布衫”的变成了刘邦，而以彭城为都、无险可守的项羽则成了三国中赤膊上阵的许褚。从山形地势来看，楚汉之争完全是在一种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四战之地的彭城就成了项羽的阿喀琉斯之踵。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一举攻占彭城开始，彭城便屡屡陷入危机，著名的楚河汉界便是韩信领兵攻打彭城，项羽迫于压力与刘邦议和的产物。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韩信、彭越、英布等合兵击楚，项羽寡不敌众，连战失利，退至垓下，在四面楚歌中自刎于乌江边。
    英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说：“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在天下未定、风云际会之时，项羽居然以“衣锦还乡”这种近乎儿戏的理由定都在毫无战略意义的彭城，完全不把建都定鼎这种军国大事当一回事，最终难免自食其果。试想如果项羽当年定都于关中，守着“百二秦关”，“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势，以驱策天下”，天下谁能敌之，又怎么会有后来的“霸王别姬”呢？孙武在《孙子兵法》的开头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实上我们把这句话改为“国都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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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qingting123    时间: 2016-7-22 09:53
       现在是海洋经济时代，迁都重庆不可取。但抗日战争表明：前有湖南、湖北拱卫，重庆、贵阳、西安作为二线是很不错的，弱点是秦巴山区没有独立建制，如果秦巴地区有较强的能力，那重庆的枢纽地位就可成了。希望不是炒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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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7-24 10:28
2、汉都长安

    《史记·高祖本记》记载，刘邦曾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出游，喟然叹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可见其心志之大，也不在项羽之下。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最先入关中，按约定本应把关中作为他的封地。结果项羽担心刘邦有志于天下，以“巴蜀亦关中地也”的理由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想把他困在蜀地。项羽东归后，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平定三秦。这样一来，刘邦就等于占据了秦国旧地，开始与项羽争霸天下。楚汉争霸可以看作是武王伐纣、秦灭六国后，关中势力第三次东出逐鹿中原。在反秦战争中处于弱势的刘邦凭借关中雄厚的基础作为后盾，由弱变强，最终打败项羽夺取了天下。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众人“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的劝进中于定陶称帝，定国号为“汉”。五月，刘邦等人前呼后拥来到洛阳，置酒南宫，有长期住下去的打算。这时候在何处定都的问题自然就提了出来。这个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说在洛阳，一说在长安。这场争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对于奠定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一开始，有一位原籍山东，戍守陇西的军人娄敬路过洛阳，求见刘邦。娄敬问刘邦：陛下定都洛阳，想必是想仿效周朝吧？刘邦点头称是。娄敬对刘邦说道：陛下取得天下，与周室不同。周氏一族自始祖后稷一直就是贵族，身为诸侯镇守一方。周族积德累善数百年，至武王伐纣，才得天下。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但是为了便于收取四面八方的诸侯给周王室的贡赋，周朝统治集团又在王朝版图的中心地区——洛阳，营建了成周洛邑作为东都。西周晚期，秦国力量兴起和东进，西北地区戎狄力量发展，周王朝在关中已无法对全国的统治，平王被迫迁到成周洛邑，绝不是因为洛阳有比关中更险阻的地形。

    娄敬进一步指出：洛阳虽居“天下之中”，但作为国都，它的地理形势并不理想。陛下从丰沛收集了3000人的部队，带领他们起事，很快席卷四川、陕南，占领了关中。后来为了统一全国又出兵关东，与项羽在河南荥阳为争夺军事重地成皋展开了决战，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双方死伤惨重，尸体遍地，血流成河。仗打得如此艰难，不能说与地形不利没有关系。回过头来看看，陕西关中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可以作为坚固的防线，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况，百万之众的雄兵是可备一战的。借着秦国原来经营的底子，又以肥沃的土地为依托，这就是所说的形势险要、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地啊。陛下进入函谷关把都城建在那里，山东地区即使有祸乱，秦国原有的地方是可以保全并占有的。与别人搏斗，不掐住他的咽喉，击打他的后背，是不能完全获胜的。如果陛下进入函谷关内建都，控制着秦国原有的地区。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啊。

    当时，刘邦的文武大臣大部分是关东人，他们不愿远离家乡到关中去做官，便对刘邦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邑，背靠黄河，面临伊河、洛河，地势十分险要，“其因亦足恃”。而且周平王从关中的镐京迁都到洛邑，周朝在这里称王数百年，秦在关中却二世而亡。

    这时候，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关中则左有崤函之险（即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楚汉相争时，刘邦借助手下众多将领和背叛项羽的诸侯王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在战后不得不将功绩最高的一群将领封为诸侯王，但却对异姓诸侯王心存疑虑，害怕其谋反，危及自己的江山，于是又着手翦除了异姓诸侯王和功臣势力。将异姓诸王清灭后，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实行郡国制，以保刘氏江山稳固，却又使得同姓王得以坐大。汉文帝时，先后发生了济北王和淮南王的叛变；而汉景帝时更发生了七国之乱。无论是汉初平定异姓王之乱时，还是之后平定同姓王之乱，关中地区的地理优势都得以很好地发挥。如果将都城的选址定在汉初定都时另一备选城市洛阳的话，诸侯作乱时洛阳周围必然为战场，都城则有累卵之危，如汉朝初年的七国之乱，主战场就在河南东部一带，距离洛阳很近，对zy政权则是很大的威胁。

    二、定都关中地区有利于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汉之际，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崛起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领袖冒顿单于统率下，四面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给西汉北方地区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

    关中地区靠近北部边疆。西汉定都长安，精兵猛将云集关中，对于北部边疆的匈奴势力能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且以之为都方便就近组织指挥汉朝对北方匈奴的反击战争。另外从地理上看，关中西北横亘着陇山山脉，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陇山山口有萧关依险而立，可以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虽然通北之道不限于萧关一条，但除萧关附近道路仍较为平坦可行外，北方其他地区水土流失较严重，原来平坦的塬面，经过流水冲蚀，形成许多沟壑纵横其间，增加行军难度，再加上秦长城的阻碍，北方游牧民族很难通过其他道路向南深入。

    西汉在经历了“白登之围”后，深切地感受到在军事力量上与匈奴之间的巨大差距，便开始了长期的休养生息、积累力量，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关中地区西部和北部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区，双方征战不断，使得关中地区民风彪悍，尚武之风盛行，兵员质量好。而且就当时而言，中国北方未完成彻底的农耕化，其中关中周边就有大量的农牧混合地区，特别是关陇西部一带产马众多，这就为马政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汉武帝时反击匈奴获得巨大胜利，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这其中汉朝大量建设骑兵，高明运用骑兵战术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而关中地区产粮丰富且靠近农牧混合区对于西汉骑兵建设的贡献也无疑是巨大的。

    三、定都关中地区有利于西汉政权对西域的经营和控制。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因此，如果说关中对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那么陇西对关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山西边是河西走廊。陇西在关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陇西之西。如果说陇西对关中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河西对陇西同样拥有地理上的优势。陇西足以制关中，河西则足以制陇西。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由于关中西北的地理形势，使得定都关中的王朝都是将经营西北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固然有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用意，但经略西北、确保关中地区的外围安全也是西汉王朝的重要战略意图。在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打通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后，长安成为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和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推进至西域。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其后，西汉又设立西域都护府，将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开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之先河。

    “立国建都，必择其地理之广延，山河之峻险，城郭之坚固，人物之丰盈者而后定都焉。始足为千万国来朝之朝，亿万年不拔之基也。”项羽定都彭城，四年而亡。刘邦建都关中，西汉享有国祚长达两百多年，长安也真正成为“长治久安”之都。在国都地理位置上的两种不同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汉争霸双方的不同命运。国都地理区位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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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7-25 20:04
3、陕西，制天下之命者也

    陕西关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执棰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在群雄逐鹿时，一方割据势力如果能据有关中之地，那么对其发展壮大乃至于争霸天下无疑都是重大的利好。

    隋末，杨玄感起兵反隋，问计于李密，李密以隋炀帝远在辽东，主张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长安，他说：“关中之地四面都有要塞屏障，是天府之国，虽然有卫文升，但他不足为虑，如今您统帅部众向西击鼓进军，经过城池不要攻取，直取长安，招收长安的豪杰之士，抚慰长安的士民，凭借险要据守长安，天子虽然从高丽返回，但失掉了根本之地，我们就可以慢慢进取了。”杨玄感未从，兵败被杀。

    后来，李密、翟让在中原起兵，却迟迟未打开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议说：“关中以高山为屏障，以黄河为天堑，项羽离开这里就灭亡了，刘邦在这里建都就成功了。照我的想法，让裴仁基镇守回洛仓，翟让镇守洛口仓，您亲自挑选一支精锐队伍，向西突袭长安，百姓谁不到郊外来迎接，定会不用打仗就到手了。攻克西京之后，等根基牢固兵马强壮，才回头径直攻打东西崤山和函谷关，攻克东都洛阳，传递文书发令调遣，天下可以平定。只是如今英雄豪杰争先恐后地起兵，实在担心别人抢在我们前头，一旦错失机会，后悔哪里来得及！”李密因顾虑重重而未行此策，结果也最终失败。

    再后来，李世民建议李渊说：“关中豪杰风起造反，但不知归附于谁，您要是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招抚他们并且使他们归附，这就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受一个使者的监禁，坐等被杀戮呢？”李渊从其计，在晋阳起兵，向长安进发。途中，有人传言突厥人与刘武周乘虚袭击晋阳，李渊召集将领僚佐们商议准备返回。李世民劝李渊不听，在李渊的营帐外号哭，坚决主张继续进军，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李渊从其言，继续西行。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关内隋军力量薄弱，而中原的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渊父子进军神速，于617年农历十一月攻入长安，并于次年建立唐朝。唐朝开国之初，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但李渊父子以关中为根据地，逐一剪除东方群雄，统一天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事实上李渊在晋阳起兵时，进军关中的军队只有3万，与杨玄感和李密相比并无什么优势，正是在攻占关中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够与刘邦一样成为“高祖”，而其余两人只能落得个兵败被杀、身首异处的下场。因此顾祖禹说：“然则，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所系也，可不畏哉？”

    地理环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能有如此高的地位，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它位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地势平坦，流域内黄土颗粒细，土质松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养分，利于耕作。在古代生产力比较低下，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一地区开发利用的难度较小，因此率先得到大规模开发。在中国境内出现文明曙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黄河流域一直是整个国家的发展高地，农业技术、人口密度、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在北宋之前，中国境内任何势力想要在国内的博弈中获得优势地位，必须要占据黄河流域。三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都曾出现南北对立的情况，结果最终胜利的都是占据黄河流域的北方政权，这就是南北实力对比的结果。长安、洛阳能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拥有漫长的建都史，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位于当时中国的中心区域——黄河流域。

    在北宋之前，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黄河流域是发达地区，但在黄河流域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城市，长安之所以能在这些城市中鹤立鸡群，主要缘于关中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上，耸立着四座雄关，控制着进出关中的交通，这就是著名的“关中四塞”。当形势有利，关中势力可以出关进取，当形势不利时，又能闭关自守。这四座关口分别为：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

    函谷关，即后来的潼关，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极尽险阻。函谷关即当道依险而立，守之足以保障关中东部门户，扼之可以断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径至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即至南阳盆地。武关则在其东南出口依险而立，扼守这条通道，为关中东南门户。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则无以图关中。

    萧关，又名陇山关，位于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天然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合流穿切形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险峻，而泾河方向进入关中较为容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有了关中四塞，关中势力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获得了巨大的主动权。若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正所谓：“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战国时，苏秦曾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事实上，苏秦关于坐拥关中之地可以“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的论断，不但在秦汉时得到印证，到了隋唐时也同样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北宋之前，以关中为根据地进而统一天下的模式可以算得上是历史的主流。

    周朝的祖先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兴于黄河中上游的陕甘地区，曾与戎狄杂居，后在其首领古公亶父的带领下，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周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周人在此开辟田野，悉心经营，国势逐渐强盛，开始为消灭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商朝奠定物质基础。经过长期的经营和准备，至文王时，周的国力大增，开始称王独立，与商王朝的关系由附属国变为公开与之对抗的独立国家。在消灭了北方与西方的戎狄，有了稳定的大后方后，周人在武王的带领下，“东观兵于孟津（今河南孟县）”，“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于牧野一仗中推翻商朝，建立了以镐京为首都，以关心为中心的强大王朝——西周。

    秦朝本发源于西周初年今甘肃天水附近的一个附庸小国，后渐次东进，不断扩大地盘。特别是进入春秋以后，西周在陕西境内的土地，大都归秦人所有。秦人以关中为根据地，向西灭戎，向南吞并巴、蜀，同时利用崤山、函谷关的天险，挡住了来自东方譬如六国“合纵”攻秦之类的进攻，不断积聚、发展力量，随时准备一有机会问鼎中原。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形势成为秦国在春秋战国的群争霸中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等到秦国因商鞅变法而不断富强后，秦王赢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在很短的时间内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朝。

    秦朝灭亡后，反秦的斗争演变为各路诸侯争霸天下的战争。一开始，刘邦的势力不算最大的，可他的幸运之在于项羽分封诸将时被封为汉中王，王巴、蜀、汉中。项羽东归后，刘邦引兵从故道出，连续击破章邯、司马欣、董翳军，不到一个月就夺取了函谷关及其以西地区，占据了秦国旧地，为之后在群雄逐鹿中原提供了稳固的大后方。在此后的楚汉争霸中，一开始战场上的形势并不利于刘邦。但刘邦一方有萧何留守关中，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前线。反观项羽这一方则逐渐“兵疲食尽”。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下，刘邦由弱变强，项羽由强转弱，最终刘邦取得了政权争夺战的胜利，“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西汉。

    隋朝承袭于宇文觉建立的北周，而北周又承袭于宇文泰操纵下的西魏。西魏由北魏分裂而来，本是当时南北鼎立的三方中所辖之地最小、势力也最弱的一个政权。在西魏初年的东、西魏战争中，关中的宇文泰和关东的高欢数次交锋。由于实力不济，西魏好几次都处于亡国的边缘。可是西魏有东魏和梁所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那就是占有函谷关以西的关中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中的优势开始显现。关中政权的实力不断发展，开始由弱变强，获得了战略主动权。到了北周武帝时期，北周消灭了东边的宿敌北齐，结束了北方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隋代北周后，隋文帝又灭了南边的后梁和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左右的分裂，在秦之后再一次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隋朝。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 617年晋阳起兵时在各股反隋势力中实力并不出众。可是李渊、李世民父子无疑拥有非凡的战略眼光，没有像其他势力一样想着如何先去占据更广大的地盘，拥有更多的兵力，而是在起兵之初就定下了十分明确的目标：乘虚入关，攻取长安。5个月后李渊占领长安，再过半年，李渊以唐代隋。唐建立初期，仅据关中一隅，可谓势单力薄。可是以李渊父子以关中为依托，确立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方针，用了7年时间，消灭了各路军力曾远胜于他们的反隋义军和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一个王朝——唐朝。

    “有天下者莫先于立天下之本，立天下之本莫先于择天下之地，地利既得则天下大势自定。”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这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总共出现过七个统一王朝，其中竟有五个是以关中为根据地而统一天下的。关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正所谓：“陕西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为自古建都重地。雄长于兹者，诚足以奄有中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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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7-27 20:37
4、关中衰落之迷

    古巴比伦文明距今2500年到6000年，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附近一系列城市文明的总称，后人称为两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最早的寓言、格言、谚语和爱情诗，甚至还流传下来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第一部农人历书等。生活在那个时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凭借着智慧和劳动，将这个地区灿烂的文明一步步推向顶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连年征战，加上巴比伦人在创造灿烂文化、发展农业的同时无休止地垦耕、过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随着气候变化，雨水减少，干旱加剧，使这片沃土最终沦为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漫漫黄沙使巴比伦王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唐代诗人罗隐写过一首诗《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有兴起，有昌盛，自然也有衰亡。文明和国家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为周、秦、西汉、隋、唐五个统一王朝的龙兴之地和都城所在地，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沐尽荣耀。这份荣耀在唐朝时达到了极致。据钱德勒和福克斯考证，世界上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是唐朝时期的长安。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然而月圆则亏、日中则昃。长安在唐朝达到它的发展巅峰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五代以来，关中地区不可遏制地陷入长期衰落中。10世纪初，长安丧失了全国****中心的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关中”这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词汇，逐渐成为后世文人对于汉唐盛世的一种遥远回忆，正如元代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写道：“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关于关中地区和长安的****地位突然跌落并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一千多年来众说纷坛，其中有两条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那就是在开发中不断破坏，在战乱中不断衰落。

    一是过度开发。都城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的产物。一个地区长期建都必将导致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基础的削弱。当这种破坏和削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城就因失去其依托而渐渐衰落甚至消失。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秦属于开发的早期，西汉时达到较高的开发程度，隋、唐两代300余年，关中地区的人口激增，对其开发也随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不仅使关中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而且使得长安在中唐以后“气候振动较大”，“地震活动频繁”，“水旱灾害不断”。打开《西安市志》，像“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等等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目，令人触目惊心，很难相信这些是在堂堂一国之都附近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唐代中后期更多。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剧减，严重影响到长安作为一国之都的经济基础。尽管关中平原以土地肥美，物产丰殷著称，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从秦开始历朝历代都要通过漕运从关东运粮以解关中缺粮之急。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酿成震动京师的粮食危机。据史****载，唐中后期许多皇帝因为京城缺粮而率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成为“逐粮天子”。可见，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唐中后期已显现出明显的颓势。

    二是战乱的破坏。战乱对长安城的破坏是极其惊人的。从西周末年的犬戎灭镐，到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再到西汉末年的新莽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长安不断地遭到战乱的洗劫，对长安的人为破坏可谓陈陈相因，变本加厉。唐末的历史大动乱更是对长安致命性的破坏。据史****载，长安城及其郊区在僖宗和昭宗时曾四次陷于战火之中。883年，黄巢在长安与官军激战空前惨烈，四月离开长安时，下令焚宫闱、省寺、居第殆尽，官军进城更是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885年，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败归后，令焚坊市及宫城，长安城唯昭阳、蓬莱等三宫仅存；896年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放火，使长安城宫室建筑统统化为灰烬；而到八年后的904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而且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流而下运往洛阳”，这使长安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此后京城成为废墟。严酷的战火摧毁了长安城，也摧毁了长安郊区，使长安不能作为都城继续沿用下去。

    除了以上两个被广泛认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长期被人忽视。而这一因素对于关中地区和长安的没落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关中地区再次崛起和长安重新成为中国首都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就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崛起而导致的东亚范围内力量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在581年隋朝建立，隋唐盛世拉开大幕时，中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和组织完善的国家。除此之外，它的周围是一些组织松散和无知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这些民族，如6、7世纪的突厥人，有时能组成强大的联盟，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这类部落联盟都是短命和不稳定的，中国人能用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加强边防，利用其内部分歧以破坏其团结。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在对外关系中还是掌握着主导权，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还在中原王朝的能力范围之内。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方面，唐代实行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少数民族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ld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文明成果的传播会缩小文明边缘地区与文明中心的实力差距，从而为霸权在地区间的流动创造条件。唐朝包容开放的对外政策一方面造就了恢弘、博大的“盛唐气象”，扩大了中原王朝在东亚地区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在世界上影响力，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也给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一次长期、全面、近距离观摩、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特别是学习中原农耕政权精密的****组织制度的机会。这大大加速了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使得原本处于部族形态的各少数民族纷纷摒弃落后低效的部落制度，采用“国家”这种先进高效的组织机制，完成了组织形态上的一次大跃进。

    至晚唐，在东北、南方和西南，一些效仿中国的稳定的农业国纷纷建立。更为严重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组织形态上也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跃进。这对于中原农耕政权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游牧民族的骑兵远胜过中原王朝的步兵。唐之前的中原农耕民族之所以能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原王朝能利用国家这种组织机制有效地调动长城以南整个农耕区的资源，而北方游牧民族则因为处松散的部落状态无法最有效地组织力量。一旦游牧民族也采取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后，在草原与农耕区的对抗中，中原王朝的优势将荡然无存。自唐末开始，契丹、党项、女真（满洲）、蒙古等游牧民族纷纷在中国北方建立国家。长城内外的强弱形势出现逆转。北方游牧民族像西伯利亚冷空气一样拉开了强势南下的大幕。“塞北本位”的时代来临了。

    唐朝之前的游牧民族即使入主中原，骨子里也缺乏那种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像南北朝时的鲜卑虽然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人，仍主动采取汉化政策，积极与汉人同化。唐之后的游牧民族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他们虽然学习中原王朝的规章制度，建立国家，却不认为自己逊色于汉人，而是纷纷创立自己的文字，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对待中原王朝的态度不再是顶礼膜拜，而是想取而代之。从这时起，北方游牧民族再也不像之前那样以劫掠农耕区的形式在东亚****版图上扮演一个配角，而是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参加到决定地区秩序的角逐中来。从此以后，“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的时代过去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不再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而是北方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界线，即400毫米等降水线，也就是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与长城的位置大致相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这种大的时代背景的改变，使黄河流域丧失了在整个国家中核心区域的地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关中地区和长安的长期没落。唐朝灭亡以后， “崤函之险”依旧，“关中四塞”依旧， “八百里秦川”依旧，但中国的****中心却再也没有重回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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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1 21:16
5、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公元936年春夏之交，驻扎在太原的后唐帝国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举兵叛变。后唐派兵讨伐，石敬瑭被围，向契丹求援。九月，契丹军南下，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御驾亲征击败唐军，不但为石敬瑭解了太原之围，而且帮助他一举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己做上了皇帝。而作为报答，后晋向契丹称臣，两国结为父子之邦，行父子之礼，同时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幽燕地区）自东向西包括了今天的天津、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整个地区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面积十二万平方公里。

    石敬瑭或许没有想到，他送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于此后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东亚的大棋盘上居然会拥有“天元”的地位，成为了整个地区的命脉之地。谁掌控了这一地区，很大程度上就占据战略制高点，掌握了东亚的主导权。要说清这一点，还得从唐朝灭亡后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走向说起。

    从五代开始，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东亚的力量格局从之前由黄河流域主导的“单极模式”逐渐向“多极模式”转化。整个地区的****秩序主要由来自三个地区的势力在主导：来自蒙古大草原的势力，如契丹和蒙古；来自东北农牧混合区的势力，如女真和满洲；来自长城以南农耕区的势力，主要是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如五代、北宋和明朝。来自这三个地区的力量此强彼弱，兴衰交替。当任何一方壮大时都能对其他两方形成有力的控制和威慑：刚开始是蒙古草原的契丹强大，在东边控制女真，南边侵扰北宋；然后是东北的女真兴起，向西灭了契丹，控制蒙古高原，向南灭了北宋，占据黄河流域；接着是蒙古人如风暴般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灭了金和南宋，把其他两大地区牢牢抓在手里；再接着是南边的汉人建立了明朝，对东北的女真进行控制，对蒙古人进行打压；再然后是东北的满洲人兴起，学习蒙古人把其他两大地区牢牢拽在手里。东亚就像是一个大舞台，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长城以南农耕区这三大地区的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执掌东亚的霸权，开始了新的三国演义。

    幽燕地区在这场长达1000年的新三国演义中之所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关键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从地理上看，幽燕地区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中段，而这条线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是我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分界线、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这条线的北边是蒙古草原，南边是农耕区，东北则是农牧混合区，而幽燕地区正处于这三大区域的交汇处。不管是来自蒙古高原、东北农牧混合区，还是南方农耕区的势力，只要掌控了这一地区，就等于占据了“丁”字路口，获得了对其他两方的战略主动权。

    另外，幽燕地区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环绕其西、北两面，其中，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中原王朝如果控制这一地区，进可以攻入北方草原，对游牧民族进行有效打击，退可以依靠这一片险峻的山形地势，获得阻击胡人铁骑的天然军事屏障。北方游牧民族如果获得这一地区，则南下千里就再无阻碍，直至黄河岸边全部是一马平川，中原从此门户大开。因此，不管是秦汉还是隋唐，都在经营幽燕地区方面下大力气，为的就是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唐灭亡后，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幽燕地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东亚这场长达1000年的新三国演义中，成为了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南方农耕区三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契丹人从石敬瑭手中获得燕云十六州后，不仅直接扩大了统治范围，而且为长驱直入中原腹地打开了门户，使中原政权所依赖的长城、燕北一带的屏蔽作用完全化为无形。契丹人占据了北依山险，南窥平原这一战略优势，步骑辎重可以随时进入“赵、魏之北，燕蓟之南”这“千里之间，地平如砥”的华北大平原，“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馘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控四海以成墟”。幽燕地区成了契丹人向中原进军的桥头堡，成为其出兵南下打探、研究、分析军情，集合、休整队伍和屯积、补给军需的重要军事据点。自公元944开始，契丹军队多次从河北方向南下，进攻中原王朝后晋、后汉和北宋。史料称，契丹军队所到之处，抢掠财富，毁坏村庄，践踏农田，使中原百姓倍受其苦。这其中，947年契丹第三次南下伐晋时直接灭亡了后晋，还将后晋皇帝石重贵全家被俘虏到契丹。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迫使北宋与之订立“澶渊之盟”，每年向辽送岁币。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幽燕地区作为中原北境的大门，对于保障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燕云十六州中，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北方游牧骑兵就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北宋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因此，中原王朝一直前赴后继地想收复这一地区。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率领强劲的后周大军北伐燕云之地时突然患病，不久即病逝，收复燕云的大业半途而废。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专设内库，名为“封桩库”，其职能就是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他的想法是在储满五百万缗时，向契丹赎买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便把这笔钱作为战争经费。可惜宋太祖也是才满五十岁就猝然而亡，他的恢宏计划也无法实现。后来宋太宗赵光义挟平灭北汉的余威，两次北伐契丹，均以惨败告终，宋帝国企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地区的努力也宣告失败。无法收复燕王地区的北宋王朝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为了应付契丹铁骑南下，在华北平原造“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涉”的“塘泺”，筑造前所未有的“水长城”。河北的军事防御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北宋末年，女真势力在东北兴起，建立金国，屡败辽军。北宋高层认为辽国亡国在即，金人会取而代之，决定联金攻辽，不但可以向金以示和好，而且以图收复失去已达二百年的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便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公元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辽天祚帝赶到燕山以西之后，把太行山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但是金国在多次穿越长城的过程中，掌握了宋朝的山川险易和军事防守，而且还得到了得到榆关(山海关)以南的平、滦、营三州(秦皇岛地区)，占领着娘子关以南的西京(大同地区)，这如同建立了两个长城以南的根据地，随时可以挺进中原。阿骨打死后，金人以张觉事变为由伐宋。1125年十二月金兵又占领燕京地区。这样一来，北宋本想借以阻挡游牧铁骑的山形地势得而复失。第二年金国大举南下，攻破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如果说汉人王朝失去了幽燕地区后是异常被动的，那么曾经不可一世的金人在失去这一地区后结局一样是凄凉的。在公元1211年野狐岭之战金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精锐后，蒙古人打开了通往幽燕地区的大门，从此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蒙古铁骑烧杀淫掠的场所。公元1214年，金宣宗没有采纳左丞相单镒“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的建议，而是“以国蹙兵弱，财用匮乏，不能守中都，乃议迁于汴”，选择迁都开封。于是，“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成吉思汗闻金主南迁，即派木华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军围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金国的领土可以分为两部分，东北是它的祖居地，黄河流域是汉人聚居地，而幽燕地区刚好是两部分的联结处。一旦幽燕失守后，金朝的zy政权与东北的女真人聚居区被隔离开来，这好比把整个金国拦腰截断。金朝的zyzf不但丧失了河北北部那些盛产粮食的地区，而且丢掉了他们骑兵所赖以获得大量马匹的东北根据地，无法得到同族人的支持，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后的金朝和当年的北宋一样悲惨，蒙古人常年对其进攻，金人不断丢城失地，最终走投无路，于1234年被蒙古灭亡了。

    蒙古灭金的战争持续了23年，由成吉思汗发动、木华黎继续、窝阔台完成。当时金朝人口已经发展到近5000万，比当时的蒙古多40余倍；军队也在百万以上，比蒙古多出10倍。因此有人曾说：“金朝如海，蒙古如一掬细沙。”但事实上当蒙古人获得幽燕地区后，“一掬细沙”填平了“大海”的结局就已注定，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攻占幽燕地区对于蒙古人的崛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但把金朝一分为二，使其失去东北龙兴之地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占据了燕山、太行山一带的险要地形，为蒙古骑兵南下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幽燕地区成为蒙古人南下扩张重要的战略据点，草原铁骑由此向南横扫了整个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元朝统一后，幽燕地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和金朝一样要管理一个既有游牧区又有农耕区的国家，而且疆域比前者还要大上一个数量级。幽燕地区恰巧位于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界处，而且山形地势险要。一旦被敌方势力控制了该地区，元帝国很可能步金朝之后尘被拦腰截断，一分为二，蒙古人也很可能被赶回草原，结束入主中原的历程。因此终元一代，蒙元帝国都视幽燕地区为国家的中枢要地。

    从燕云十六州入辽后，中原汉人就一直生活在对北方游牧铁骑的恐惧中。“石晋以燕云入契丹，出帝之祸，不旋踵焉。宋争燕云，而力不能保也。靖康之辱，复蹈石晋之辙矣。自契丹、女真以及蒙古相继都燕，而中原受其害者，垂数百年。”直到四百多年后，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收复了幽燕地区，中原汉人的这场噩梦才告一段落。明朝吸取了北宋和金的教训，深知如果不能守住幽燕一带的防线，那么即使中原地区有再大的战略纵深，也无法抵挡游牧民族的铁骑，于是将全国的****军事重点放在幽燕地区，集全国之力守住燕山、长城防线。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后来的历史证明，明朝的这一战略总体上是正确的。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但是明朝集全国之力死守幽燕地区，即使在发生“土木堡之变”国君被俘的艰难处境下，依然不后退半步。因为大明上下都知道，只要退出了幽燕地区，接下来就是步宋、金之后尘。也正因为如此，在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如此强势的公元第二个千年，作为汉人王朝的明朝国祚依然能长达276年，而且终明一世，游牧铁骑南下中原，饮马黄河的事情也从未发生。

    满洲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可以看作是继女真建立金之后的东北农牧混合区势力的又一次兴起。从1618年后金与明朝在抚顺首次交锋开始，明清之间展开了长达26年的战争，其间大战、小战交替发生，其规模之大，斗争之复杂，战局之多变，皆为亘古所少见。满洲人的军队屡屡打败明军，不断扩大在东北的地盘，并且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大掠河北，但由于明朝以举国之力守幽燕地区，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军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稳脚跟，入主中原更是遥不可及。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之后。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趋进。在山海关，清军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趁胜进入了北京，控制了幽燕地区。幽燕一失，东北大门洞开，关内汉人丢掉了抵抗游牧铁骑的天然屏障。满清入关后的形势可以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满洲人的铁骑纵横于大江南北，消灭了南明、大顺、大西等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一个与蒙元相仿的多民族的庞大帝国。

    北宋名相富弼曰：“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如果说在五代之前，“制天下之命者也”的关中地区地位无可匹敌的话，那么五代之后，“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的幽燕地区则取代关中成为整个东亚版图中的轴心之地。因此才会有“幽燕地区、实甲天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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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3 19:24
  6、应运而兴之都

    公元10世纪初，长安结束了作为中国****中心的历史，从国都城市的序列中退出。与此同时，一颗新星也正在从华北平原北部冉冉升起，它就是北京。从五代开始，原本在中国****版图中默默无名的北京强势崛起，逐渐开启了它在公元第二个千年 “一城独大”的时代，取代长安成为中国新的****中心。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说：“中宅天下，不若虎视天下；虎视天下，不若挈天下为瓶，而身抵其口。雒（洛阳）不如关（关中），关不如蓟（北京）。守雒以天下，守关以关，守天下必以蓟”。如果说长安是“关中形胜，自古建都极选也”，那么北京就是“山河形胜之地，应运而兴之都”。

    所谓“山河形胜之地”，主要是指幽燕地区的地理形势：“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前襟漕河，北枕大漠，川归毂走，开三面以来八表之梯航。奋武揆文，执长策以扼九州之吭背。秦晋为之唇齿，而斥堠无惊。江淮贡其挽输，而资储有备。鱼盐枣栗，多于瀛海、碣石之间。突骑折冲，近在上谷渔阳之境。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兴，振师干而开宁之疆在握，此真抚御六合之宏规也”

    所谓“应运而兴之都”，主要是指北京跻身国都的机遇：“天下有偏重之处，幽燕去河洛为远，而去关中为尤远。唐都关中，以范阳、卢龙斗绝，东垂为契丹、奚、室韦、靺鞨所环伺，于是屯戍重兵，增置节镇。禄山乘之，遂成天宝之祸。终唐之世，河北常为厉阶。其后契丹得幽燕，因以纵暴于石晋。女真得幽燕，因以肆毒于靖康。势莫如建为京师，俾禁旅云屯，才勇辐辏，以潜消天下之祸本。”

    从历史上看，五代之前北京并无辉煌的过往。作为长城以南农耕区最北端的一个边陲重镇，“据天下之脊，控夷夏之防”的北京充其量是中原王朝与塞外游牧民族对抗中的一个桥头堡、一个要塞，最高级别不过是诸侯国或割据政权的都城，与长安、洛阳、南京等城市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与日后那种“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的威仪更是相去甚远。北京的发迹始于五代。所谓“应运而兴”的“运”正是指唐朝灭亡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崛起，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南方农耕区三方势力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争夺东亚霸权的大背景。从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开始，中国继长安之后又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慢慢开始了它大国之都的历程。

    “辽起于临潢，南有燕云，常虑中原之复取之也。故举国以争之，置南京于燕，西京于大同，以为久假不归之计。”幽燕地区对于中原来说是屏蔽中原的一道有效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契丹国志》中说：“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契丹人从后晋手中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幽燕地区这个中原的北大门，转瞬间变成了契丹的南大门。从此，长城的界限被打破了，幽燕地区与草原连为一片，契丹也从一个单纯的游牧国家变成既有游牧区又有农耕区的国家。为了治理好幽燕地区，契丹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设南、北两个枢密院分而治之，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国两制”。另外，为了体现对汉地的重视，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幽都府，立为南京，实为陪都，统辖着长城以南、河北北部的大片土地，北至燕山，南至拒马河，西至太行山和军都山，东达海滨，即古代所谓幽燕之地。辽在幽燕之地设南京为陪都的做法，使北京这个原先中原王朝的边塞和防备游牧民族的军事重镇终于初露峥嵘，跻身于契丹国“五京”的序列，拉开了它走向国都的序幕。

    “女真自会宁而西，擅有中夏，仍辽之旧，建为都邑，内顾根本，外临河济，亦其所也。”北京晋身为契丹国的陪都，相比于之前的历史无疑是一次飞跃，但与它之后的成就来说却只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北京的第一次辉煌是在代替契丹成为北方霸主的金王朝建立后。金朝的国都原本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东南)，随着疆域单方向层层外扩，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断向南移动，上京会宁府对新获疆土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原来的力量核心在空间上越来越被边缘化，定都于此很难适应领土急速膨胀之后的****形势。为此，1150年金朝统治者围绕迁都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部分gy提出上京会宁府地处偏远“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诉，不若徙燕，以应天下之中”。1153年金主完颜亮下诏将金朝国都自会宁府迁至燕京，初名圣都，不久改称中都。金世宗时，文臣梁襄认为：“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若将金前期的****中心会宁府与金后期的****中心、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汴京之间相连的直线视作金疆域的中轴，那么，燕京非常靠近这一中轴。可见，金朝迁都燕京使金政权的空间结构达到一种较合理的状态。自此，北京正式成为整个拥有中国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的统治中心。

    “蒙古自和林而南，混一区宇。其创起之地，僻在西北，而仍都燕京者，盖以开平近在漠南，而幽燕与开平，形援相属，居表里之间，为维系之势。由西北而临东南，燕京其都会矣。”成为金朝的首都称得上是北京的第一次辉煌，但毕竟当时南宋尚在，北京并没有成为居天下之中，掌控南北的中枢之地。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之都，北京有一段路要走。早在蒙古攻金时，成吉思汗账下“四杰”之一的木华黎就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只不过当时蒙古人没有定都的习俗，而且战场局势也不明朗，北京真正成为蒙古帝国的首都还要等到元世祖忽必烈当政。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1260年称汗后将自己于1256年建设的开平城（今天内蒙古滦河沿岸）改称为上都，作为自己的都城。与祖父以及前几任可汗不同，忽必烈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征服者，他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要成为中华皇帝，而这又牵涉到行政中心的选位如何能更好地实现治理国家的问题。忽必烈手下聚集了当时多个民族的最优秀的人才，而各民族的精英都劝他定都于幽燕之地，蒙古贵族霸突鲁认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地，非燕不可。”汉族谋臣郝经则认为：“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而色目人亦黑迭儿也建议在燕京整修宫殿，以作首都。于是，公元1264年起忽必烈开始营造新都。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起元王朝，次年迁都大都。北京正式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成为整个东方最有影响力的城市。

    “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太宗深鉴于金陵之已事，定都于此，实为万世计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都南京，并一举烧毁了元大都。北京作为一国之都的历史暂时告一段落。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朱元璋死后，朱元璋第四子、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抢到了皇位。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朱棣即位后把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又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明永乐时有文臣上书：“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盛，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朱棣迁都北京主要是看重它的地理位置。明朝有人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形势最优：“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从当时的国防形势来看，明朝的军事重心在长城。蒙古势力虽然退出中原，逃回草原，可是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为了防止游牧民族重新坐大，重演“靖康之变”的悲剧，朱棣采取了“天子守国门”的政策，迁都北京，把国家的****中心和军事中心合二为一。对于这次迁都，历史上争论颇多，无论如何，朱棣迁都使北京又一次回到中国首都的位置，重新恢复了帝都的荣耀。

    如果说耶律德光、完颜亮、忽必烈和朱棣是北京的前四位贵人，那么北京的第五位贵人应该要算是多尔衮。满洲人崛起后前曾四迁其都，清朝在入关定都于盛京（今沈阳）。1644年李自成灭亡了明朝后，山海关降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战胜农民军后清兵直入北京。当时清人在是否要定都北京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论。摄政王多尔衮认为清朝应像元朝那样入主中原，要达到此目的，非定都北京不可。他在奏请迁都时说：“燕京势据形胜，乃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其在与反对者争论时曾说：“先帝尝言，燕京乃天下之元首，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而且从当时形势来看，清人要想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在****上获得广大汉人的认同，而定都北京对于表现自己是传统皇权的合理继承者很有好处。1644年十月一日，顺治在北京行定鼎登基礼，发布告祭天地文：“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代表着满人正式入主中原。就这样，北京一国之都的地位又延续了近三百年。

    古代天文星象学认为，北京上应天垣紫微，乃众星环绕，向明而治之地。紫垣即北极星，是上天至尊之星，受众星之所向。其所对应的北京，也必然是万物所归，人心所向。从金、元、明、清四朝定都北京的过程来看，北京原来都非这些王朝的旧都，各朝的统治者是经过一番比较权衡之后才迁都于北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北京有如此大的魅力，使那么多的王朝都不约而同地把整个国家的****中心放在这里呢？北京又如何能历四朝而不倒，始终都运昌隆，难道真的是星象学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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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8 18:46
7、北京都运昌隆之迷

    作者：吴星生

    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长安和北京是最为出彩的双子星座。以北宋为界，前一段大放光彩的城市是长安，而后一段都运亨通的则是北京。如果再拿长安和北京两个城市比较，虽说长安总的建都时间长，建都的王朝多，但北京也有它的过人之处，那就是金、元、明、清四个王朝连续定都于此，时间长达七百多年，这是长安所无法企及的。另外，定都于长安的王朝大多为中原汉人王朝，而建都于北京的王朝中，虽也有明朝这样纯粹的中原汉人王朝，但更多的是金、元、清这种少数民族政权，在定都政权的多样性方面北京也胜过长安。

    战国时，淳于髡说齐威王，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什么在五代之前“不飞又不鸣”的北京，到了北宋之后开始“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磁场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强，让那么多不同性质的政权都会对它青眼相待，把国家的统治中心定于此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北京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中对朝代更迭几乎能够免疫，长久保持国都的地位，都运昌隆呢？

    1、独特的地理位置

    唐末以来东亚范围内最重要的大背景是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长城以南农耕区这三大地区的势力上演三国演义，相互争斗，轮流坐庄。北京地处我国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点上，承担了连接这三大地理单元的任务，成为沟通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正是北京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自然而然就成为无可替代的天然首都。

    既然是三国演义，又是一打二的玩法，那么庄家必须要看住上家，防住下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和南方农耕区的三股势力虽然各自的人口数量、经济形态、文明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大，不过到底谁有话语权还是靠战场上的胜败来决定的。三方如果真的进行军事较量，谁强谁弱倒真的不好说，否则也不会出现三家轮流坐庄的情况了。换句话说，这三方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即使在一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另外两方也存在着取而代之的潜力。正是这么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局面，让坐庄者必须如履薄冰，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提防其他两方势力。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为了提高反应速度，避免对手势力坐大，最好的办法无异于把指挥中心设在靠近对手势力范围的地方。北京位于三方势力范围的交界处，不管谁坐庄，作为监视、控制、分化、打击其他两方的大本营，都是不二选择。

    在定都北京的金、元、明、清四朝中，金、元、清三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唐末以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秦汉时已大不相同，南下的目的不再像匈奴那样以抢夺粮食、人口和财富为主，而是目标明确地要入主中原，成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不过游牧民族南下，是单纯军事征服的结果，改变不了游牧民族文化落后，很多都尚处于部落形态的事实。“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少数民族要统治汉地，用他们原来的那套管理办法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效法汉族的统治方法。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说，在工业化之前，人类各文明的地域属性是很强的。农业文明的社会运行模式无法适应游牧区的社会现实，同样，游牧区的那一套管理方法嫁接到农耕区也无法成活。正因为如此，游牧民族要入主中原、统治汉人首先就要知道中原到底是怎样一种社会，汉人又是如何生活的。北京地处汉地，却紧挨着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历来是民族融合会聚之所，又是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第一站，于是便成为其学习中原文化的起点。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心态是很复杂的。他们羡慕南方农耕区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也想占有享有，不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又根深蒂固，汉人的数量十倍、百倍于他们，一旦汉人反抗他们很难招架，所以内心深处又有胆怯和不自信。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们在都城选址上相当踌躇，一方面他们知道汉人占国家总人口的大部分，要想对汉人实现有效的统治，都城最好是放在汉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害怕如果都城远离其本部，深入汉地，陷入汉人的****大海中，一旦有事来不及应对。北京的地理位置对于医治少数民族这种疑心病无疑是一剂良药。北京处于农耕区，游牧民族定都于此可接触到灿烂的农耕文化，近距离地了解汉人的世界，享受南方农耕区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同时不管是对于来自蒙古草原还是东北的势力来说，北京都靠近他们本民族的聚居地，一旦都城周边有变，他们可以迅速调集力量应对。可以说定都北京既利于少数民族学习汉人，以汉制汉，又可北上联结本族，习鞍马骑射，不忘根本。

    唯一定都北京的汉人王朝是明朝。它也是北宋灭亡后汉人建立的唯一一个统一王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与其说是理智选择，不如说是迫不得已。“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五代和北宋的历史清楚地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南方的汉人在失去了幽燕地区的天然屏障后，根本没有能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既然整个国家的安危都系于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界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倾全国之力守住这条防线，这包括修建长城、关隘，也包括把首都迁到北京。“天子守国门”是明朝的国策，颇具几分悲壮的色彩，但正是因为迁都北京，明朝才能够就近对蒙古的残余势力进行有力的打压、分化，使其陷入内斗的泥潭，防止其死灰复燃，重新坐大，同时对东北的女真部落拉拢控制，纳入版图。自唐末以来，明朝是国祚最长的一个统一王朝，而且没有像北宋、南宋一样灭于异族之手。这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空前强大的公元第二个千年里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2、险要的山形地势

    《管子·乘马篇》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相对于其他城市，安全对于首都来说的重要性较一般城市要高的多。在中国历史上，首都被攻陷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亡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统治者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古代军事设备不发达，利用天然的屏障（如山脉、河流等）构筑防线成为大多数政权的自然选择。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塞，地形地势相当险要，这为其成为建都之所提供了条件。明末孙承泽云：“幽燕自昔日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扼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诚万古帝王之都。”从地理上看，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边缘，地处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西、北、东三面环山，东南面为开阔的平原，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故历来被称为“北京湾”。明代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臣窃以为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被山，此则被乎太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者则大海也”。北京的这种地理形势对于防守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在西、北、东三面可以据山河之险以布防，只有南面是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从北京容易受到的攻击而言，从东边来的是女真或满洲人的骑兵，从北边和西边来的是蒙古人的骑兵，从南边来的则是汉人的步兵，战斗力强弱、危险性高低一看可知。

    从定都北京四个朝代的历史来看，金朝的灭亡与北京的沦陷有密切的关系。但究其原因，是金人在面对蒙古人进攻的时候，没有依仗北京周边有利的地势进行防守，轻率地迁都开封，致使中都变成一座孤城而被蒙古人攻占的。元的大都和明的北京是被南方的农民起义军攻陷的，不过此时的元、明两朝已丧失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权，局势完全失控，实在是气数已尽。清朝则是享受了267年国祚后自动退位的。在四个朝代中没有出现像北宋那样因为国都瞬间被人攻陷而使大好河山易手的事情，这里面北京周边的地形地势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明朝，作为一个汉人王朝，受到蒙古和东北两大势力的挑战，却能利用北京周边的地形地势，进行有效的防守反攻，数次度过危机，把游牧骑兵挡在农耕区之外，免遭被异族亡国的命运。不得不说明成祖迁都北京的英明。

    3、优越的经济条件

    首都首先是一座城市，是人口集聚地。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首都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为当时最大的城市。这一情况一直要到近代上海的崛起才被改变。人要生存，衣食住行都需要物质条件进行支撑。国都除了拥有最多的城市常住人口外，还拥有大量的常备军，它所消耗的物质资源是惊人的。因此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能力提供如此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不适合作为首都的。自唐末以来，长安之所以不再被后来的王朝当作定都时的选择，最根本的一点关中地区由于过度开发，生态破坏严重，已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物质资料，再加上黄河水产阻塞，关东的财富又运不进来，定都长安很容易在粮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被卡住脖子。

    明代徐贞明言：“京东诸州邑，皆负山控海。负山则泉深而土泽，控海则潮淤而壤沃。自密云以东，至蓟州永平之境，河泉流注，疏渠溉田，为力甚易，而丰润境内。濒海之田，几二百里，与吴越沃区相埒。”北京是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南边是华北平原，适合发展农业，作为都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故金国定都于此后北京逐渐发展成一个地方性的****中心。对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长期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而言，北京已算得上是生活富足的天堂了。不过就全国范围而言，北京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较江南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元统一中国，北京从一个地方性的****中心发展成全国性的****中心后，对于物质财富的需求大增，仅靠华北平原的产出已经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了，其经济上的匮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变得极不相称。北京的幸运之处在于中国的地势南高北低，南北开通运河后水流可凭落差由南向北自流。之前的隋朝已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元又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通过漕运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运送。同时北京又近海，紧挨着天津港，可以通过海河与渤海相通，当漕运出现问题后，海运又可以承担南北物资的流转需要，保证北京的物资供给。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 真番之利” ，“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除了地处华北平原，漕运、海运便利，可以得到南方农耕区的物资补充外，北京同样能得到游牧区的物质补充。燕山山脉南北的生态环境不同，以北是逐水草迁徙的游牧区域，以南是农耕区域。北京地区位于农牧交错带一线的中心位置，具有沟通汉族农耕区和游牧民族牧业区的交通优势，同时作为咽喉连接中原和东北这两个原本独立的地区。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虽然农业经济不发达，但是畜牧业发达，可提供丰富的牛羊、马匹、毛皮，同时东北拥有大量优良木材，像马匹、制作弓箭用的牛筋、木材等都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特别是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而言，能就近获得草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物资供给，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军备上都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有着农耕区和游牧区两大经济区的物质支持，北京从一个边陲小城发展成一国之都并长盛不衰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的国祚超过三百年，但北京的连续建都史却将近一千年，真可以算得上是都运昌隆。在北方游牧民族崛起的大背景下，凭借着地理位置、山形地势、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北京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一枝独秀，成为了中国的“天选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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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11 19:10
第二章 北京不能承受之重

    1、失而复得的国都之位

    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连同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寿终正寝。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后在整个大清王朝分崩离析的背景下，袁世凯以北洋六镇的军队为砝码对满清王室软硬兼施、危言恫吓的结果。因此，连孙中山先生也表示：“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按照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达成的协议，在南北和平统一后，孙中山将把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1912 年2 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有三个条件，第一条就是“临时zf设于南京，这是各省代表会所议定，不能更改”，并强调“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 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对于孙中山这样的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中华民国应该是种族革命和****革命的产物，是一个能够体现崭新的共和价值和以汉族为主导的****共同体。北京既是长期被“胡虏”占据的腥膻之地，又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巢穴，已然污秽不堪，绝无做民国首都的资格。定都南京，意味着从****体制和种族两方面与清王朝断裂，这也符合“革命”题中应有之义。

    孙中山等人建都南京的动机，黎元洪可谓一语道破：“建都金陵之议，原欲改弦更张，从新缔造，宅心未尝不美”。然而形格势禁，建都南京的提议并没有获得多少人的拥护，反而是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人越来越多，“甚且有前主都南今又翻然主都北者”。特别是在1912年2月29日北京兵变后，建都北京的观点更是占到了绝对上风，孙中山只得退让。3月5日，孙中山致电蔡元培等在北京的迎袁专使，同意袁世凯不必南下就职。在这样的形势下，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六条办法，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接电后即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进行电报宣誓；同意民国首都迁北京等等。就这样，北京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在北洋zf统治时期依然作为中国的首都，国都的桂冠又戴了十几年。

    “南北议和”后，由于北洋军阀与革命党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双方很快又兵戎相见。革命党人对于之前屈就袁世凯，未能定都南京之事也一直耿耿于怀。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东组织成立了广东国民zf，并于次年出师北伐。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接收北洋zf一切机关，南京国民zf宣布统一告成。7月7日，蒋介石来到北平碧云寺祭拜孙中山灵柩，在祭文中，蒋介石再次重申建都南京的意义：“溯自辛亥革命，我zl即主张以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础，以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爰于北伐战事勘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zf于南京，而建立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宛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问”。于是，北京的建都史暂时告一段落。

    北京属于传统****中心城市，金、元、明、清一直贵为帝都，城市发展得益于历代zyzf强有力的支持，进入民国后，依然如此。zy重点、优先发展首都，将各种有利资源汇集于此，机关林立，官僚众多。又因****与思想文化的紧密联系，北京承载了文化中心职能，高校汇聚，名牌教授云集，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堪称人文荟萃之所。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也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交通重镇和信息中心。北京作为一座消费都市，围绕官僚集团服务的金融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娱乐业盛极一时，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口前来谋生，成为一座近百万人口规模的大都市。而当其丧失了 “国都” 的至尊地位后，zy的这种支持势必也要撤去，北京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急速衰落中。1928 年 7月蒋介石来北平视察后，同阎锡山、李济深等政要先后离平，7 月 22 日的 《大公报》发出凄凉之叹: “从此北平城内，大有伯乐一过，冀北空群之慨。”

    国都优势是一把双刃剑，北京在获利的同时，也积淀了不少社会问题：城市发展路径单一和内动力不足，仅依托****因素支撑，工业匮乏，繁荣的商业依赖gy消费，缺乏经济造血功能。一旦首都资格的丢失，北京原有的发展路径被堵塞，围绕****权力、官僚群体运转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与****运转相关的各行业在短时期内走向衰颓，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1928年后，zy机关及大批高官南迁，昔日门庭若市的军政机关人去楼空，大批公务员和围绕****权力、官僚政客服务的工商从业人员纷纷失业。梁启超1928年《与思顺书》的描述是：“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睹……”据统计，1928 年6月至1929年6月间，北平总商会各商号失业工人达32.69%；从 1928 年 8 月到 1931 年 6 月间，北平纳捐商铺共计减少 1839 家。社会购买力锐减，商业经营遭遇 “冰点”，北京的城市发展举步维艰，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早在1928年春夏间，北京一些地方人士和学者就明确反对首都南迁，有些人甚至对zf回迁抱有幻想，一时间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在北方的报刊上颇为热烈。在《大公报》看来，北平“控制满蒙，在地理上终占国防重镇之地位”，北京各团体则在电文中向zf剀切陈词：“现在外蒙独立，尚未取消，西藏一隅，几非我有，首都倘再南迁，控制更非易易”。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苏俄对于外蒙及日本对于东北皆怀有某种野心，“设统制失驭，眼光仅注于腹地，直同弃土以资敌”，后果将不堪设想。虽然有北方舆论的质疑，但建都南京已成定局，再讨论下去也没有太大意义，1929年以后，反对的声音便逐渐沉寂下去。然而整个30年代，对建都南京的批评始终未曾完全停歇。尤其是在日本侵略的步伐不断南下乃至危及北平和整个华北的历史背景下，放弃北京而建都南京更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抗战后期，各方学者围绕战后的首都选址展开了一场持续5年的媒体笔战，时人称之为建都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一时间，迁都北平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主张最力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如是评价北平：“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北四省，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其他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强调，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外患大起，分裂时期则反之。这大概是因为统一时期边疆距离zy甚远，以致疏于防守。反之，国家分裂，接近边疆的割据势力自知悉力策御。由此可知国家治边之策远统不如近防。中国大陆边疆在北方，由军事外交观点看，中国首都应该设在北方无疑。且从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从来建都北方的政权享国时间长，建国南方者享国短。这其中的原因，或因南方经济发达，北方穷。建都南方则施政标准失之奢靡，易生变乱。建都北方，则政简民洽，国祚绵长。故国都固不宜位于沙漠，亦不可位于过富地域。折中于贫富之间的北方，实为战后中国的理想之地。

    1946年的国民大会上，在提交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中，第一章第七条规定“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这再次引起了与会代表和各方人士的激烈争论。特别是主张建都北平的北方代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联署和提案运动。12月1日，国民大会绥远代表祁志厚向大会提交了正式提案，主张国都建于北平，列举了十四条理由，其中利于国防是最有力的理由。在提案上联署的代表达到三百八十人，其中甚至包括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元老，一时震动极大。有一位北方代表夸口说：“建都北平提案，北方代表几无一不签名其上，可谓代表二万万华北同胞作此呼吁。同时，中国五大民族中，蒙藏两族国大代表全体签名者亦多，甚至台湾代表亦表赞同，据此估计，至少可代表三万万人口。”虽不免夸张，仍可见当时建都北平声势之大。1946年12月11日，宪法审查委员会对该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支持建都北平者有117人，支持南京者67人。最后还是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将宪法中规定首都地点的条款取消，于是建都问题才被搁置起来。直到1948年1月14日，国民zf明令定都南京，迁都北京之事才不了了之。

    如果国民zf能有明清两代那么长的国祚的话，那么北京将不可避免会走上长安的老路，逐渐沦为北方一座地区级的城市，充其量在华北有一些影响力，难以恢复昔日的荣光。但是国民zf也逃脱不了“自古金陵王气短”的魔咒，自执政后内忧外患不断，苦苦挣扎了22年后就被g**推翻了。改朝换代意味着重新定都，沉寂了21年的北京再一次迎来了春天。

    抗日战争结束后，zgzy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毛泽东非常喜欢欣赏中国地图，在他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zgzy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而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剧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了交通要道。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果断决定，党zy不再迁往东北。据一些回忆录披露，在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zgzy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结束转战陕北历程的时候，已经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城市纷纷成为备选城市。毛泽东的眼光最终锁定了北平。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zf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zy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zf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zf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王稼祥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毛泽东表示赞同。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説：“我认为我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见后甚感欣慰，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显然，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使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定都北平的决心。

    1949年3月中旬，毛泽东和zgzyld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盛会－－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审议了关于拟定国都的意见后，开始表决，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确定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将北平改为北京。就这样，北京在21年之后再一次成为中国的首都，也是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中继金、元、明、清、中华民国后第六次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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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dldld    时间: 2016-8-12 17:27
山区做首都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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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14 20:12
2、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要评价一朝一代建都位置的优劣，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看它是否顺应当时的历史大势。关中在北宋之前之所以能屡次成为建都之所，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黄河流域为中国的核心地区和发展高地，“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任何势力想要在群雄逐鹿中获得主导权，必须扎根于此。至于关中地区本身的一些山形地势，是建立在其位于黄河流域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的。到了北宋后，整个大环境变了，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后东亚的形势变成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长城以南农耕区三方势力轮流坐庄。这时候，尽管关中的山形地势依旧，却再也没有哪个王朝定都于此了，反而是北京利用地处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交接点的优势，成为新崛起的大国之都，历金、元、明、清四朝而不衰。这就是所谓的“形势比人强”。那么问题来了，在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的时候，东亚的形势是否还是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长城以南农耕区三方势力轮流坐庄？
    事实上从1840年开始，中国所处的整个大环境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肇始于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于19世纪中叶正式波及中国。它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原来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冷兵器时代令整个欧亚大陆谈之色变的游牧铁骑，在火器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北方草原民族再也没有资本参与东亚范围内的争霸战争，“塞北本位”的时代结束了。与此同时，海洋成了世界各大国的主要竞技场，也成了中国国防安全最大威胁的来源地。正是这种变化，从根本上否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合理性。
    在定都的所有考量因素中，无论什么时候安全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北京之所以能在金、元、明、清四朝建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冷兵器时代它的山形地势有利于拱卫建都于此的王朝。“国家定都燕蓟，戴山履海，其势实足鞭棰埏合。”北京的北边是燕山山脉，西边是太行山脉，东边是大海，三面险阻，只有南面是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不过在冷兵器时代，从北京南边来的只可能是农耕区的进攻，大多以步兵为主，危险系数并不高，更何况再往南一点又有黄河天堑可以作为天然防线。因此，从山形地势来看北京虽然未必比得上“关中四塞”，但也是可以算得上是“依山带海，有金汤之固”，故能得到多个王朝的青睐建都于此。然而当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北京东面一百公里左右，农耕时代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大海，突然之间变成了坦途。“沿海万里无藩篱之限。喜人怒兽之伦，飙忽电迈于房栊卧榻之内，扼吾喉舌而踞吾腹心，顾可几幸万一于旦夕间哉？”曾经的“万年强御，百世治安”的北京，也一下子变成了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二次****战争的起因是发生在广东的“亚罗号事件”和发生在广西的“马神甫事件”。英法军队和清军一开始在广东发生冲突，还一度占领了广州城，胁迫广东地方gy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共同管制广州近四年时间。但是，这对于决定战争的结局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当时的清zf来说，反正近半个中国在太平军手上，多一个广州被外国人占领又能怎样？1858年3月，英法联军改变策略，挥军北上，并于当年4月来到天津大沽口外。这下咸丰帝慌了，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可是英法联军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一听要进攻北京，清zf屈服了，被迫与对方签订《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平息了一阵，又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这次，它们吸取上一次的教训，不再和清zf在别的地方浪费时间，直接北上。英舰队司令何伯宣称：“我们将稳操胜券，那么我们就应该不惜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1860年，英、法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对华战争。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8月21日，攻陷大沽；8月24日，占领天津；9月18日，攻陷通州；10月13日，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0月18日，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短短两个半月左右，英法联军完成了从天津登陆到攻占北京的过程。这时候的清zf首都被人家攻占，皇帝在出逃途中病死，再和英法联军进行谈判连城下之盟都算不上了，只能由对方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了，在万般无奈中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国东北和西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那时候被俄国人割走了。
    “独自东、西列邦恣雎海表，京师辄有旷然无蔽之忧，庚申之危可为前鉴。”自从第二次****战争后，清zf对海防的重视度逐渐提高。1875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道:“……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于是，就有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是清朝后期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前后耗资三千多万两白银，寄托着清廷建设强大海防以拱卫帝都的期望。北洋水师以威海、旅顺和大沽为三大基地，力图利用互为犄角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打造渤海防卫圈，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
    可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一开始就以攻占北京为目标开展了一连串的攻势，不但攻占旅顺和威海，全歼北洋水师，控制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而且扬言要进行“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和“轻骑入燕京＂，进攻北京。清zf在陆军溃败，舰队被消灭，都城北京受到日军进攻威胁的情况下去与日本zf议和。谈判过程中，日本议和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抓住了清zf的弱点，动辄以进攻北京相要挟说：“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轴轳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这下清zf又被人用****顶着喉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为保京师、安宗社，清zf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惊”的理由，隐忍求和，耻辱地接受了日本赔偿白银二亿两、割让台湾等议和条件，以换取京畿安全和“十数年无事”之和局。正所谓“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当时国人的评价是：《马关条约》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超过之前历次条约的总和。
    北洋水师覆灭之后，清zf苦心经营的渤海防卫圈基本上就等于形同虚设了，北京东边的海上大门门户大开。“今朝鲜既失，威、旅已亡，海军荡然，宁复能御虏于堂奥之外。重以豺狼守户，熊虎当关，怀、愍前车岂堪覆蹈？盲者不察，方且陋亶父之遗规，蹑澶渊之孤注，坐使万骑徘徊，百僚蒙惑。呜呼！此岂可不为之寒心哉？”
    1900年，清zf与列强因义和团的问题发生争执，于6月21日同时向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十一国列强宣战，在宣战诏书中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结果列强的联军6月中旬开始进攻大沽口；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4日从天津沿运河两边出发进犯北京；8月14日攻入北京；8月17日占领北京全城。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从天津登陆到攻占北京的全过程，比1860年英法联军那次还快了半个月。这时清zf的处境比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时更惨，出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和清朝zyzf完全束手无策。德、意、奥等十一国向清zf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李鸿章等把它电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并告知“若非将各款允从足适各国之意，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词义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称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慈禧太后收到大纲后，立即表态“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激！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于是，清zf一字不改地将“议和大纲”全部接受下来。《议和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签订《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这正应了康有为的预言“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舆终必致惊，而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
    《孙子兵法》中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而两国相争中的“必救之地”，排名第一的无疑是国都。曾经出任“常胜军”统领的英国人戈登，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他目睹了中国的多次战争之后说道：清朝一天不将国都迁离北京，一天不可以与外国人开战。清末陈澹然在《迁都建藩议》中也提出：“天子以万乘之重，孤注群虎之间，势非迁都以避其锋，虽伊、葛复生，不足以图自保”。自从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北京东边的海洋“天堑变通途”，成为军事威胁主要的来源方向，北京的军事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一直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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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15 18:37
3、高枕无忧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安全形势都有明显的好转。就国内而言，从1850年太平天国开始的，持续了100年的内乱终止，国内的****秩序开始进入稳定有序的阶段。就国际而言，国际社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都在二战中消除，整个国际环境演变为总体和平、局部冲突的局面，外敌大规模入侵中国的事情未再发生。然而即使是这样，北京的安全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远未到高枕无忧的地步。

    在新中国定都北京后不到9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两个多月后美国大规模介入，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否要出兵朝鲜？单从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而言，中国是不宜出兵的。新中国刚成立，在经历长期战乱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经济建设。一旦卷入朝鲜战争，直接与世界第一强国对抗，人员的伤亡暂且不说，单单战争造成的经济负担和国际关系的恶化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可问题是：中国有的选择吗？历史上，“朝鲜半岛一旦有外部势力侵入，中国必出兵”已经成为一条铁律。

    1592，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朝鲜军队一触即溃，败退千里，半月之内首都汉城失守，两个月后平壤也惨遭沦陷。明朝zf闻奏朝鲜求援，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万历皇帝派大军水陆并进，痛歼倭寇。战争前后进行了七年，中朝联军终于打败日本，但也将明朝国库和陆上骑兵精锐消耗殆尽，极大削弱了明朝的国力，为后面李自成农民军入京，清兵入关导致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zf请求清zf派兵协助镇压。清王朝表示：“朝鲜为我大清籓屏二百馀年，岁修职贡，为中外共知……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国王请兵援剿，陈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日本也趁机出兵控制朝鲜，强逼朝鲜zf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朝鲜内乱逐渐演变成中日两国的全面对抗，战火也从朝鲜半岛烧到中国境内。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zf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应付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十几年后就灭亡了。

    在解释明清两代为什么要出兵朝鲜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美国发现后，立即宣布武装封锁古巴，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护卫下，由9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舰队封锁了古巴海域，同时载有核弹头的美国轰炸机进入古巴周围的上空。美国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而且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也进入戒备状态，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又不是本土遭到入侵，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古巴和美国隔海相望，如果古巴成为了苏联的桥头堡，那就等于在美国脚下埋了颗随时有可能被引爆的地雷，这会让美国人日夜生活在威胁和恐惧中。

    看了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反应后，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明清两代拼尽国力也要介入朝鲜事务。因为朝鲜半岛紧挨着辽东半岛，而辽东半岛又靠近北京。从地缘****考虑，如果朝鲜半岛落入敌对势力手中，不但辽东半岛要直面威胁，而且北京也是唇亡齿寒。这就是为什么晚清时新疆受到外敌入侵，清朝zyzf就有人主张放弃西北；越南被法国占领，清朝zyzf就有人主张放弃越南；而当朝鲜被日本侵占后，清zf愿意拼尽国本与日本开战。当中国把国都定在北京后，只要朝鲜半岛有事，中国就没有第二种选择。

    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派军队入朝作战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朝韩南北对峙依然继续。而且随着南北双方实力差距的不断拉大和朝鲜核试验引起的核战阴影，中国面对的半岛形势对中国国家安全将越来越不利。今天的朝鲜半岛就像一战前的巴尔干半岛，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作为中、俄、美、日四个大国的利益交汇处，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局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破解的。今后朝鲜半岛的发展走势扑朔迷离。可中国既不能有效控制，又不能全身而退，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朝鲜距北京才六百多公里，战斗机不到半个小时的距离。首都如此靠近一个随时有可能引爆的****桶，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实非幸事。

    除了朝鲜半岛的隐患，北京还需面对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1949年定都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zy认为北京靠近苏联和蒙古，没有战争之忧，而且国际上一旦有事，可以及时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持。可是事与愿违，建国后中苏之间的蜜月期不到十年，两国就开始从兄弟之邦走向了全面对抗。本以为坚强后盾的苏蒙两国一下子变成了心腹大患，曾经是无战争之忧的北部边疆突然之间战云密布。

    中苏对抗期间，苏军驻亚洲地区总兵力127万，坦克14300辆，飞机4200架。苏军驻亚洲地区陆军共计59个师，其中45个靠近中苏边境，共计67.5万人。1962年起，苏军进入蒙古，并于次年与蒙古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蒙古成为苏联筹划进攻中国的桥头堡。中蒙边界上军队大量集结，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驻蒙苏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坦克1800辆、战车和装甲车2500辆、大炮1400门、飞机300多架，还有近程可带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22部等，总人数约为8万人。苏联军队蒙古境内构筑军事基地，建造军事设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在蒙部署大体完成以后，苏军就经常举行演习，设想向我国的二连——张家口方向和多伦——承德方向突击，直接威胁北京。按照苏军战役战术规程，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在不断克服敌方抗拒的条件下，每天推进七十公里。北京离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就是说一周时间打到北京城下。

    明代大学士丘浚说：“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搤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燕者切近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清代顾祖禹也说：“然而居庸当肩背之间，古北在肘腋之下。渝关一线，为辽海之噤喉；紫荆片垒，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二三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寒，老成谋国者，早已切切忧之，而不仅此也。”他们都指出，北京作为国都的根本缺点在于距边防前线太近，政权的中枢极易受到困扰。从地图上看，北京距外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在张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无险峻地形可以据守。这种地理形势在面对机械化作战的部队时是很致命的，尤其对方还是陆军实力世界第一的苏联。

    从地缘位置上来说，中苏两国的对抗完全是一种不对等的博弈，中国占尽下风。对中国而言，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几乎位于地球的另一边，即使倾全国之力把整个西伯利亚都给占领了，也无法对苏联造成致命伤害。而苏联进攻中国的首都北京只有区区几百公里，一下子就能命中死穴。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多条防线，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他们长驱直入。”

    为了应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中国把整个国家的国防重点放在北部边疆，当时整个三北地区常备兵力在200万以上，其中沈阳军区兵力约83万。在华北一带，由于多为平原地区，苏军机械化部队将成为巨大威胁，若苏军用大量坦克实施正面、大纵深的突袭，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此，北方边境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防御工事，以面对苏联在国境线上的百万大军。当时的zy军委提出了“堆山工程”。在华北平原上构筑若干“人造山”，在上面修筑炮位和防空火力点，可以减缓苏军装甲部队在战争初期的凌厉攻势。于是在北京、天津附近，在华北、内蒙古等广袤的平原地带，工程兵们开始修筑这种人造山，上演现代版的“愚公移山”，耗费了国家无数的人力物力。

    据现在披露的资料显示，当时的zy已认识到如果苏军大规模入侵的话，最危险的是北京与蒙古一线，直线距离太短，如果苏军的驻蒙部队利用机械化集团军的高速强突击力，沿着内蒙古草原快速进攻直插北京，北京城是守不住的。预备方案是，利用燕山山脉杀伤苏军的有生力量，迟滞苏军的进攻势头，用空间换时间，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机关和人民撤出北京城，沿京广铁路退往河南湖北，在洛阳建立临时中枢，如果河北保不住，就在武汉建立全国ld中枢，或者退往关中西安（如果苏军的中亚集群还没有横扫新疆打到青海的情况下），等待华中、华南、西南、华东的新编部队来增援。

    1968年，苏联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以苏联突击队抢占布拉格国际机场打头阵，苏、波、匈、保、东德五国军队共50万人占领捷全境，并将捷共ld人杜布切克押到莫斯科，扼杀了“布拉格之春”。万幸的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没有爆发，中国所有的预案都只是预案。联系一下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中国当年的预案完全是有必要的。如果不是当年中国做好十二分的准备，谁又能保证苏联突袭布拉格的事情不会在北京重演？尽管只是虚惊一场，不过北京在北向国防安全上存在的缺陷，也在中苏对抗中暴露无疑。

    时至今日，苏联已经解体，中国北方的安全形势大为改观。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依然横亘在中国北方，实力虽不复当年的强盛，却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中俄两国在国际社会中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在领土问题、外蒙古问题、中亚问题等许多方面却存在着一些难以调和的因素，从长远来看不能排除重新走向对抗的可能性。国际****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中俄两国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在外蒙古不能收回的情况下，北京在安全上的软肋又会成为对方在博弈时的砝码。

    除了朝鲜半岛和北方俄罗斯的隐患外，北京还有一个最大的安全威胁，那就是来自东边海上的军事入侵。1860年和1900年北京被攻陷，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都是从天津登陆的。甲午战争中，日本也是在消灭北洋水师后扬言进攻北京，清zf才屈服的。朝鲜战争后，美国利用“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实际上都处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东亚地区的海上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北京东边自****战争以来的海上军事威胁并未消失。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从天津登陆到北京才一百多公里，而且是一马平川的海河平原。如果不能在海上有效地阻滞敌人，一旦对方在天津登陆后，北京就风雨飘摇了。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对海军舰艇部队进行视察，5次为“长江”、“洛阳”、“南昌”、“黄河”、“广州”等五艘舰艇写下了同样内容的：“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可是海军的建设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基础的。一个在工业制造和科技能力方面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想在海洋军事力量上异军突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海军力量虽然发展很快，但与世界一流海军之间依然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技术上存在着代差。如果一旦因台湾、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与美日等国发生军事冲突，我国海军是否有能力御敌于千里之外，使整个东部海岸线免受侵扰？结论或许并不是那么乐观。

    《易·既济》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心脏。首都的安全对于国家整体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将首都的国防安全完全寄托在“世界从此太平、外敌永不入侵”的幻想中，而是要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态度来思考国都的安全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北京的地理区位在应对外部军事威胁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并不是国都的上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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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16 18:53
4、无水之都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资源。拥有充足的水资源是建都的必要条件之一。放眼全球，世界上大国的首都无不有大江大河作为水源依托，如巴黎有塞纳河，伦敦有泰晤士河，首尔有汉江，开罗有尼罗河，但北京是个例外；再看国内，中国其他几个古都也拥有自己的大型河流，如西安有渭河；南京有长江；杭州有钱塘江；洛阳、开封分别有洛水和黄河，但北京又是个例外。

    从地理上看，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是中国几个古都中纬度最高的一个。北京地处北半球暖湿带，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595毫米，但蒸发量达1800－2000毫米，远大于降水量，而且北京的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这一特点极为不利自然降水的储存和保留，更容易导致干旱少水，再加上北京没有大江大河经过，缺少境外天然水源的支援。这些先天自然条件的不足叠加在一起，决定了从古至今北京的水资源一直是影响人们生活、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困扰当局决策的重大问题。

    “以水定都”是一个大国在选都、定都时应当遵守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指出，从历史上看北京其实也是逐水而建的城市。金中都建于今日北京南城莲花池以东，依傍永定河支流莲花河。1260年，元朝在北京建大都，是依托北部的高梁河。明清两朝，均建都于高梁河区域。因此，在历史上高梁河是北京城最重要的自有水源，只是其每年水量仅有数千万立方米。尽管径流量不大，但对于古代不足百万的京城人口来说，勉强够用。1949年新中国将北京确定为首都。当时的北京区域，只有长河、莲花河、清河、坝河等小型河流，全年地表水总量仅为5000万立方米左右。对于新中国来说，流淌了数千年的这点北京地表水，仅够维持城市景观和少量饮用水。只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要在几十年之后向它的居民每年供水近40亿立方米。最初“以水定都”的北京最终慢慢地转变成了“以都定水”。

    历史学者研究发现，清朝末年北京仅有72.8万人口左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北京人口发展至156万左右。建都之后，北京对于人口的吸引力开始加强，短短数年之内，人口总数便骤然增至数百万。至1958年，北京人口已达660万人。原先由于人口基数小而并不明显的缺水问题，随着人口总数的急剧膨胀，变得越来越突出。建国以来国家在北京水利设施建设中投下了巨资，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80多座，开挖了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引水渠两大输水渠道，构成了年均供水40亿立方米的能力，比1949年增加了近50倍。可是水利工程的大跃进引发了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大跃进。结果这些工程刚刚完工，北京市就发生了城市用水困难，水危机开始伴随我们发展。

    第一次水危机是发生于1960年、1965年。1960年1至6月份降水仅61毫米。1965年全年降水仅377毫米。因气候干旱，永定河上游来水减少，官厅水库水源枯竭最低水位比死水位尚低2米。城区用水紧张。国家紧急拨款3000万，开掘京密引水渠，把密云水库的水直接引入城区度过危机。

    第二次水危机是1970－1972年。连续3年平均雨量仅508毫米，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来水同步减少，造成200多万亩作物严重减产，两大水库供水对象，由农村为主转向城市为主，农业主要依靠开采地下水。那段缺水时，北京一下打了四万多机井，把北京的地打得像筛子一样，靠大量底抽取地下水来渡过这次水危机。

    第三次是1980－1986年。1981年7月下旬，密云、官厅两大水库蓄水仅5.1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入不敷出，地下水也大面积超采，供水形势极为严峻。为了渡过这次供水危机，1981年******决定，密云水库主要保北京，天津改为由滦河供水，北京市采取了“限工、压农、保生活”的供水方针。

    从1999年开始，北京已连续干旱十多年。据北京水务部门介绍，1956年至2000年，北京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37.4亿立方米，水资源的年人均占有量不足200立方米，是中国人均的1/10，世界人均的1/40。自1999年以来，北京进入连续枯水期，目前北京年均水资源量仅有21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减少38%。自2011年5月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不足国际公认的缺水警戒线人均1000立方米的1/10，成为中国最“渴”的城市，也成为了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

    城市不是可以自我维持的系统。一个城市的极限规模是由城市所处区域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的。我国水资源南北分布不均衡。南方四个一级流域，国土面积、人口、GDP差不多占全国的一半，但是水资源却占到了全国的84%。而北方六个一级流域，国土面积、GDP、人口也差不多占到全国的一半，耕地面积还占到全国的65%，但水资源只占全国的1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北方发展过大的城市，会对当地的水资源供应造成巨大的压力。可是由于首都的光环，北京的城市规模一扩再扩，早已超出当地水资源能够承载的极限。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影响和制约首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水利部的gy发出警告：如果供水问题未能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就可能崩溃，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于是，为北京找水成了每届北京市zf的头等大事，甚至也是******大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现代北京史，就是一部找水史。

    北京市内的自有河流、湖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基本断流、干涸。地表水不够，那就抽取地下水。1961年北京平原区地下水开采量为5.2亿米3/年，1971年增至13.8亿米3/年，1975年又迅速增为23.5亿米3/年。时至今日，北京成为一个以地下水为主要供水水源的城市，地下水的开采量占全市供水量的2/3左右。从1999年起，由于连续干旱，北京开始超采地下水，每年超采约五亿立方米。截至2014年1月，北京地下水已连续十五年超采，超采五六十亿立方米，相当于抽干了2800个颐和园昆明湖。连年的超采造成地下水位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1月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24.5米，与超采前的1998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下降12.83米，地下水储量减少65亿立方米。至2010年，北京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北京建成区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除了抽取地下水，北京还在向周边地区借水。河北有五座水库和山西两座水库向北京调水。从2008年9月到2014年3月，河北省岗南、黄壁庄、王快、安各庄4座水库向北京应急调水4次，累计调出水量超过19.4亿立方米，河北年均调水量约占北京年用水总量的近十分之一。然而，河北和山西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缺水问题。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河北人均水资源占用量排倒数第一，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8左右。最近十年，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3立方米，而根据国际标准，人均小于100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小于500立方米属极度缺水。山西的情况稍好，但人均占有量也只有300多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比以干旱著称的西北六省人均水资源量还低。为保证其供水，北京凭借****地位从外地调水，很多地方不愿意也得服从，这如同抢夺饿殍之人的粮食一样，缺乏道义。

    目前，以北京为圆心，800千米半径之内（200平方千米，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近距离调水变得比较困难，北京就像一个巨型章鱼般，把它饥渴的触角伸向了一千多公里外的丹江口。这就是南水北调工程。自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提出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的设想以来，南水北调工程被视为解决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缺水问题的最后希望。在耗资2013亿元、移民34.5万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终于建成。2014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终点——北京团城湖明渠开闸放水，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正式通水。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汉江水进京后，年均将为北京送水10.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北京未来一年将增加500多个昆明湖水量，但全市人均水资源量仅增加50多立方米。2014年，北京总用水量为37.49亿立方米。10.5亿立方米的汉江水能部分缓解北京的用水紧张问题，但无法根本性地解决北京的抽水问题。须知，近年来北京的人口总量还在急剧膨胀中，用水总量也在逐年攀升。

    抛开总额达5000亿的巨额投资不说，南水北调这一大规模改变自然的工程要穿越四大河流流域，横截700多条河流，打破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自然界限，改变四大流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调水的水源来看，东、中、西三线都从长江调水，长江又有多少水可调？由于地球环境的变化，近几十年长江来水也在减少。有人预测，到2030年长江也会缺水。如果长江入海水量减少，将引起海水倒灌，长三角的供水将会出现困难，长江航运和上海港的发展也会受到掣肘。另外还有安全问题。北美的调水工程因为要经过西部地震带无法确保安全而搁置。我国邢台、天津、唐山等地区的地震风险和强度都不在美国之下，在防震方面如果出现问题，将带来灭顶之灾。即使不出现什么工程安全问题，华北沿线各省都是工农业大省，又全是干旱省份，单单河北年均水资源缺口50亿立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生态用水，年缺水量达到100多亿立方米，而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年均总调水量仅为95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实际能调多少水和最终有多少水到北京，是值得思考的。

    由于地理位置的制约，北京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像超采地下水之类寅吃卯粮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而从区域外远距离调水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经济成本高得惊人，并且也侵犯了其他地区的平等发展权。目前，北京的人口还在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继续增加，城市供水的缺口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果情况持续恶化，单单水资源这一个指标就足以动摇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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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17 18:57
5、风起则沙尘涨天

    20世纪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中，土地荒漠化首当其冲。荒漠化被视为地球的“皮肤病”、“溃疡病”，是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作为世界性的环境问题，荒漠化在各大洲均有分布，全球平均每年约有5～7万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亿多人口约占陆地面积1/3的范围受到荒漠化的威胁，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受影响的面积和人口数目都很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我国北方的沙漠化（沙质荒漠化）以其面积广大和发展迅速特别引人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67万公顷耕地、235万公顷草地和639万公顷林地变成了沙地。根据全国沙漠、戈壁和沙化土地普查及荒漠化调研结果表明，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4%，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近20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平均以 2460平方公里/年的速度扩展，每年因荒漠化危害造成的损失高达540亿元。

    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边缘，地理坐标北纬39°26'至41°03'，东经115°25'至117°30'，总面积1.67 万km2，山地约占总面积62%， 平原约占38%，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从中国北方沙漠化土地分布图来看，北京可谓三面受敌：北京西面的河套地区、北面的内蒙古草原、东面的科尔沁沙地都是我国土地沙化较为严重的地区。北京西部、北部、东北部三面环山，南部是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耸立在西部和北部的山体成为挡风的屏障， 但是盆地和沟谷又留下许多缺口， 成为北京的风口。北京平原地区的海拔只有50米左右，八达岭一带在800米左右，而到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就达到了1000米以上，这种“下坡”地形，再加上河谷地带的“狭管效应”，很容易让裹挟着沙尘的西北部冷气团沿着风口来到北京地区后便减速、停滞下来，再加上冬春季干旱少雨，土壤疏松，植被稀疏，容易就地扬沙起尘，形成风沙天气。

    北京的沙尘天气古已有之，史籍中有“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涨天”的记述，许多次较大规模的沙尘侵袭都有历史记录。在《元史》中关于北京沙尘天气的记录有很多。如至元四年（1338年）四月辛未，“天雨红沙，昼晦”；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三月庚子，“大风自西北起，飞沙扬砾，白日昏暗”。到了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更加严重，根据《明实录》以及《明史·五行志》的记载，1425年至1644年北京共出现沙尘天气113次，其中1445－1544年的100年间共出现沙尘天气记录49次，1545－1644年的100年间共出现沙尘天气记录83次，后100年比前100年的沙尘天气记录增加了59%。这说明随着时间推移，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有日益严重化的趋向。通过对晚清《翁同龢日记》记载的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资料进行比较系统的考证与评价，得到1860-1898年北京年沙尘日数平均值为11天左右，其中春季沙尘日数平均值为7天左右。清末，老舍曾在《北京的风》一文中描写过北京春天的风沙：“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

    建国以后，据北京观象台资料，大风、扬沙、浮尘和沙尘暴等四种天气现象，1951年至2000年间，年均28天，最高年份是1952年，达87天。年均情况为，大风22天，扬沙20天，浮尘6天，沙尘暴2.4天。沙尘暴最多年份1966年达20天，50、60年代年均5天，70年代年均不到1天。2000年华北地区发生了12次沙尘天气，是90年代历年同期发生次数的３倍。时间之早、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为历史同期所罕见，给华北地区的交通运输、环境治理及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个别地方甚至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一年北京的沙尘天气，无论从次数还是从强度来说，都算得上我国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年。3月27日，沙尘暴袭击北京城，局部地区瞬时风力达到8至9级，突如其来的狂风夹带着滚滚黄沙在数小时内把整个北京城全部笼罩，沙尘漫卷大街小巷。4月6日12时许，整个北京城笼罩在风沙当中，强沙尘天气使一些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00米。

    沙尘暴是一种强灾害性天气，危害后果相当严重。当其形成后，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向前移动，携带沙砾的强劲气流，所经之处通过沙埋、狂风袭击、降温霜冻等方式，使大片农田受到沙埋或被刮走活沃土，或者农作物受霜冻之害，致使有的农作物绝收，有的大幅度减产。它能加剧土地沙漠化，对生态环境生成巨大破坏，对交通和供电线路等基础设施产生重要影响，引发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事故。另外，沙尘暴还会加剧大气污染，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特别是呼吸系统健康。当人暴露于沙尘天气中时，含有各种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的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口、鼻、眼、耳中。这些含有大量有害物质的尘土若得不到及时清理将对这些器官造成损害或病菌以这些器官为侵入点，引发各种疾病。

    为了固土防沙，减少京津沙尘天气，中国于自2000年开始试点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2001-2010年）。工程区西起内蒙古的达茂旗，东至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南起山西的代县，北至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旗，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内蒙古等五省（区、市）的75个县（旗）。工程区总人口1958万人，总面积45.8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0.12万平方公里，总投资558亿元。在一期工程完成后，中国又开始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2013-2022年），工程范围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个省（区、市）的75个县（旗、市、区）扩大至包括陕西在内6个省（区、市）的138个县（旗、市、区），总投资达877亿元。

    正在人们在为2000年之后北京的风沙天气大为减少，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成效显著而庆幸时，2015年4月15日，肆虐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卷土而来，北京遭遇了近13年来最强沙尘暴。这场历时近3天的沙尘天气覆盖我国1/7国土，影响面积140万平方公里。北京多个监测站点PM10小时浓度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达重度污染。17时起，沙尘暴自西向东扫过，呼呼的，偶尔带着几声嘶叫，夹着砂石拍打窗棂。马路上匆匆行走的人们都眯眼皱眉，口罩、纱巾，成了标配。车辆开着雾灯，深陷在昏黄中的高楼也早早亮起了灯光，空气中夹杂着呛人的土味儿。“沙子钻进鼻孔，再往里走，让人觉得嗓子眼冒烟。”人们调侃说，这样的天气出门需要戴口罩、带雨伞、带衣服、带秤砣。

    沙尘天气可以根治吗？所有专家和学者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沙尘天气的根源在于土地沙化。我国北方的土地沙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气象原因，有关研究表明，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温度的显著升高。我国的情况大体相似。据研究，1951-1999年中国北方地区最低气温显著升高，暖冬年份连续出现，近50～100年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势；20世纪70年代开始干旱化趋势加快。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使我国土地出现沙化成为不可避免。二是人为原因，主要是指过度放牧、滥樵、滥挖、滥采、滥垦、滥用水资源。例如，据有关资料我国牧区家畜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900万头（只）发展到20世纪末的上亿头（只），掠夺式的经营导致草场严重超载，草场面积因沙化和开垦破坏减少1亿多亩。北方农牧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土地索取，而北方脆弱的生态环境又无法承受这种过度开发，这就是矛盾所在。

    2013年，国家环保局“沙尘暴与黄沙对北京地区大气颗粒物影响研究”课题组指出，沙尘暴的进京路线有偏北路、西北路和西路三条传输路径。该课题组组长全浩博士介绍，偏北路传输自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浑善达克沙地、朱日和、四子王旗起，至化德、张北、张家口、宣化，到达北京；西北路传输路径为阿拉善的中蒙边境、贺兰山南，北至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直入北京；西路的源地在哈密和芒崖，沙尘暴走河西走廊、银川、西安，过大同、太原，最后落于北京。正是这种多源性和多路径，决定了北京风沙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专家称：在二三十年内即使我们能够开展些有效控制风沙的运动，也无法根治北京的风沙之患。也就是说我们与风沙的斗争将是持久战，而非朝夕之功。

    如果中国像埃及、伊拉克那样地处中东，整个国土大部分都是沙漠，无论定都哪个城市，都无法避免风沙天气，那么首都常有沙尘暴光顾也是可以理解的。可问题是中国处于东亚季风区，南北相距约5500公里，东西相距约5000公里，海陆兼备、幅员辽阔。根据2014年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2个，其中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在选择范围如此大的情况下，选择一座距离沙漠仅70公里、常有沙尘天气光顾的城市作为首都，并且为了减轻首都的沙尘天气不惜动辄花费上千亿去搞风沙治理工程，是很不合理的。连大气治理都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定都北京的成本是否真的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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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19 19:18
6、危墙之下

    地震，古称地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振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震常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还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崩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据统计，地球上每年约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即每天要发生上万次地震。其中绝大多数太小或太远以至于人们感觉不到，真正能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地震大约有一二十次，能造成特别严重灾害的地震大约有一两次。

    中国人常为“我们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自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这7%的国土上也承受了全球约35％的7级以上大陆地震，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和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统计表明，20世纪全球因地震死亡的120万人中，我国占59万。我国有近1/3以上的国土位于Ⅶ度以上的高地震烈度区，而美国Ⅶ度以上的高烈度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12%。20世纪以来，中国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遍布除贵州、浙江两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1900到2007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已经发生7.0至7.9级地震70次，8.0级及以上地震6次，这些地震造成的灾害涉及28个省份，死亡59万人，伤残76万人，受灾达数亿人次。

    北京是我国大陆东部多地震的地区之一，地处华北平原地震带、山西地震带与张家口—渤海地震带的交汇区，位于地震烈度八度区，地震构造背景复杂，活动断裂发育，是世界上曾遭受过八级以上地震灾害的三个国家首都城市之一（东京、墨西哥城）。由于北京地区存在发生强烈地震的潜在危险，多年来一直被列为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之一。历史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过多次破坏性地震。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地震的强度和危害，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自晋元康四年(294年)有地震记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曾遭受6级以上破坏性大地震袭击有6次之多；5级地震有11次。

    北京地区历史上发生过的五级以上地震情况 (震源在北京)
  参考震中       年代    震级   烈度
  延庆东       294年     6级    8度
  北京南      1076年  6.75级    9度
  北京        1337年     5级    6度
  居庸关一带  1484年  6.75级  8-9度
  通县附近    1536年     6级  7-8度
  北京        1586年     5级    6度
  通县东南    1632年     5级    —
  通县西      1666年   6.5级    8度
  三河-平谷   1679年     8级   11度
  北京西北郊  1730年   6.5级    8度
  昌平        1746年     5级    6度
  昌平西南    1765年     5级     —

    北京发生的历次地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无疑是清康熙十八年发生的8级大地震。此次地震发生在1679年9月2日，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这场爆发力极强的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带来深重劫难：当时记载称“京城十万家,转盼无完垒”,“前街后巷断炊烟,帝子官民露地宿”，城区内不仅一般百姓民居遭破坏，就连梁柱坚实，建造精良的皇宫、王府、古刹也有数十处被毁，北京共倒塌房屋12793间，损坏18028间，“文武职官、命妇死者甚众”；通县“雉堞、城楼、仓廒、儒学、官廨、民房、楼阁、寺院无一存者，周城四面地裂，黑水涌出丈许，压死人民一万有余”；三河“倾毁房屋无数，县衙、儒学、庙宇、监狱等具无存，铁塔石桥震碎，石碑转向，压死二千六百七十七人”；平谷“城乡、房屋、庙塔荡然一空，黑沙兼水涌出，压死者无算，生者只存十之三四”。一名外国人这样记载当年惨烈的地震情形：“1679 年 9月 2 日，在北京发生可怕的地震，……当时埋葬在废墟内的有四百多人，邻县通州有三万多人压死。” 此次地震的破坏和波及范围十分广泛，破坏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最远有震感地区距震中达1千多公里，可以说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在地震发生之后一个月内，发生强余震10余次。其中9月3日、5日及29日，发生了3次强余震，估计震级均在6级左右。

    地震最可怕的是在毫无准备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当前的科学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仍然是“上天容易入地难”，要对地震进行短临预报依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中科院院士陈运泰系统总结和解释过地震预报的主要困难所在：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大地震的“非频发性”；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美国科学家们也曾提出“地震是不可预测”的学术观点，认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有效地进行地震的短临预报，也就是还不能准确地预报几天到1－2月内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为了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害，除了加强防震抗震教育和提高建筑物的抗震等级外，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提高城市规划的预见性，避免在地震频发地带聚集大量的常住人口。

    我国的人口分布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特点，而地震带分布却是西多东少，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震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性。但是位于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的华北地震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人口稠密地区，大城市集中，****、经济、文化和交通都很发达，而这一地震区是中国东部大陆地区地震活动最强烈的一个地震区，也是中国晚第四纪构造活动强烈的地区，地震强度和频度仅次于“青藏高原地震带”，位居全国第二。据统计，该地区有据可查的8级地震曾发生过5次，7－7.9级地震曾发生过18次。其中1976年发生7.8级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上万家庭解体，4204人成为孤儿，97%的地面建筑、55%的生产设备毁坏；交通、供水、供电、通讯全部中断；23秒内，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00亿元；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

    从防震减灾的角度看，在华北地震区上不宜聚集太多的常住人口，尤其是不宜大规模地建设特大城市。相对于其他灾种，地震灾害对城市的破坏性最大，范围最广。实践证明：城市化程度越高，现代化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建筑密度越高，地震带来的直接破坏就越严重。地震将会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以及大量人员伤亡，严重的甚至还会导致城市瘫痪。但是1949年以来，在华北地震区的四大地震带之一——华北平原地震带上不但发展出了北京、天津这样千万人口级的超级城市，而且重建了中国的****、军事、文化中心，于国于民都未必是一件幸事。

    北京处于华北主要地震区阴山－燕山地震带的中段。北京及邻近地区的地震地质环境和历史地震活动规律表明，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发生强烈地震的构造背景。北京是人口稠密的特大型现代国际城市，具有地震强度高、破坏大、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种类多、危害程度严重、应急处置难、社会影响大等灾害特点。而且作为五朝古都，今日的北京是从一个历史名城和相对古老的城市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形成了中心城建筑集中，居民密度大，新旧建筑同时存在的特点，对于防震防火都十分不利。一旦发生震后火灾，加上消防系统也可能受到地震的破坏，火势很难扑灭，容易形成大灾难。美国旧金山和日本关东地震时地震火灾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如果相关的减灾措施跟不上，次生火灾也很有可能成为北京地震的又一个重要灾害。

    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7.9级强烈地震，地震灾区包括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5亿日元，连日本皇族成员都死了三个，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化为灰烬。当时日本人内心极其恐惧：如果再发生一次大地震，把日本震进太平洋中怎么办？日本人想到了移民，可是往哪移呢？整个日本列岛都处于强地震带上。为了克服国土狭小，自然灾害频发的缺点，日本的目光瞄上了大而孱弱的近邻中国，把魔爪伸向了中国东三省。“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人占据了东北。1936年户田内阁发表了“二十年百万移民”方案。此方案被日本zf列入七大国策之一，计划20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500万人。这也可以看作岛国日本通过嫁祸于人的方法来实现防震减灾的目的。

    首都是一国精华汇聚之处，首都的地质安全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作为世界上曾遭受过八级以上地震灾害的三个国家首都城市之一，东京和墨西哥城之所以依然成为各自国家的首都，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日本和墨西哥两国几乎整个国家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无论将首都迁往国内何处，都很难实现防震减灾的目的。但是中国则不同，中国国土辽阔，而且大部分城市都不处在地震带上，选择的余地相当大。将首都定在强地震多发地带的北京，无异于将国家的心脏立于危墙之下。无事则已，一旦有事后果则不堪设想。

    古人云：“防祸于先而不致于后伤情。知而慎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1949年新中国定都于北京时，当时的ld人可能没有考虑到北京的地质安全问题。但是在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这样的惨剧后，我们是否应当认真地考虑将首都搬离“危墙之下”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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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0 10:16
7、辐射还是抽血

    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被称作“三西”地区。这一地区年降水量150mm－450mm，蒸发量却高达15O0mm—2200mm，干旱缺水，十年九旱，人口增长过快，土地资源相对超载，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经济文化落后，长期依靠国家救济，是历史上著名的“苦瘠甲天下”的贫困地区。如果有人告诉你在东部沿海地区有一片区域与西部最贫困的“三西地区”相比，处在同一发展水平，有的指标甚至更低，你信吗？如果再告诉你这一区域位于我国经济三极之一——京津唐的周边，围绕北京、天津成片分布，你信吗？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的调研报告中首次提出:北京、天津周边共分布着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这就是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环绕北京形成一个“C”型的环状区域，谓之“环首都贫困带”，名副其实。在这里，“走泥路、住旧房、种棒棒（玉米）、没新娘”、“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成为真实写照。与一路之隔正在向世界大都市迈进的北京相比，当地的贫困更令人震惊。

    之所以说当地的贫穷让人震惊，是因为“环首都贫困带”的出现与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常识完全相背离。经济学上有一个扩散效应,是指这一经济中心发展起来之后，向周围地区扩散和辐射，因而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周边地区与中心地区经济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一个正向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通过其较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人才等资源优势，带动周围乡村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从东京到上海，从巴黎到伦敦，从纽约到芝加哥……综观全球，依托特大城市的辐射能力而形成特大城市经济圈/带，是全球区域发展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在中国，无论是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还是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都是特大城市经济圈的典型代表，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是非常大。唯独北京的发展没有形成辐射效应，使周边地区走向共同富裕，反而在环北京地区形成了了庞大的贫困带，着实令人费解。难道在北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经济规律就失灵了？

    环首都贫困带的贫困有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在25个贫困县中有6个县分布在坝上高原，19个县分布在太行山、燕山、恒山深山区，20个县属革命老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大多位于高寒地带和深山区，干旱缺水，灾害频繁。当地自然条件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石化、高寒、干旱、少田。但是，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经济腾飞的大背景下，环北京地区只要搭上这班顺风车，是没有理由长期在贫困的泥沼中挣扎的。地处北京周边、经济发展处处因北京而受限才是导致这些地区长时间、集中连片贫困的根源所在。例如，为保护北京的军事安全，张家口、承德某些县区建国后长期被列为军事禁区，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不修路，不上电，不摆项目，导致这一地区错过了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先期开放发展两个战略机遇，造成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能源、电力、通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严重滞后，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环沪带是妃子，能雨露均沾，环京带是太监，由于负有保障首都生态环境等特殊使命，无奈阉割自己的产业功能，终致贫困地区集中成片。

    环首都贫困带人均水源仅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是人均水资源匮乏的地区之一。降水量少，导致干旱频繁发生，一些主要河流流域年平均降水量仅为几百毫米，成为严重的稀雨区域。该区域地表水资源被超强度开采利用，现已无水可用，形成了各区域争水的局面。可是谁又能想到，位于首都周边的这25个贫困县竟都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北京80%以上的用水都是来自于这一区域。为了给首都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这些地方严禁开发、发展一切大量耗水型企业，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限制农药及化肥的使用，这就使得农民务工岗位和收入明显减少、农业收入大幅度降低。以赤城县为例，2006年国家率先在赤城推行的“退稻还旱”——改变过去种植水稻的习惯，改种玉米等耗水少的耐旱作物，至2011年已推广至全县全部14万亩水稻田。据该县官方估计，此举使每亩平均减收500元，全县减收7000万元。官厅水库汇水面积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境内，原本是由河北省和北京市共同修建，水源由京冀共享。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用水吃紧，河北几乎无偿放弃了每年9亿立方米的用水权，当地的水库渔业和旅游业也被禁止。涿鹿县目前3.3万人存在安全饮水问题，赤城县174个行政村、6.1万人畜饮水困难。为了官厅水库的建设和运行，张家口市承担移民7万人，浸没面积200平方公里，坍塌、弃耕土地上万亩，至今还有几万移民没有脱贫。

    除了农业发展受到限制外，该地区的牧业也是一片惨淡。近些年来北京的风沙很大，为了防风固沙，改善北京的生态环境，国家在北京周边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治理工程。环首都贫困带是首都地区的生态保护伞，是“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国家“退耕还林（草）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重点实施区域，也是风沙源重点整治区域及京津地区泄洪和防洪的主要地区。为了支持首都的生态建设，河北省明确提出了“构筑京津绿屏障，再造河北秀美山川”的宏大目标，将维护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确定为全省上下一项重大的****任务。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等政策导致该区域畜牧业遭受巨大损失。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2002年12月起，环首都周边的山区全部实行了禁牧政策。据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仅此一项，全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收入近300元。涞水县的统计也表明，实行禁牧政策后，该县羊的饲养量减少了40万只，因此造成3000多户山丘区农民再次返贫。

    除了农业和牧业外，对环北京地区经济发展的打击最为致命的还是对工业的限制。早在20 世纪 70 年代，河北省就提出口号“保护党zy、保护毛zx，不让一滴污水进北京”。为给京津提供清洁的水资源，河北关停众多效益可观而耗水严重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每年因此蒙受的损失数以百亿。2001 年，按照《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要求，环首都贫困地区停产了所有化工、农药等有可能危害水质的企业。张家口1996 年以来共停产治理企业324 家，取缔企业486 家，其中包括宣化造纸厂这样拥有4000 多名职工的大企业。仅赤城县就砍掉70 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 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承德仅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就达八百多项，每年仅给承德造成的利税损失就达十亿多元。承德滦平县关停三四十家高污染企业，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每年减少的税收也有四五千万元，还否决了接近6 亿元对水质影响大的工业项目，每年经济损失在2 亿元以上。目前北京用水的81%、天津用水的93%都来自河北，而且水资源保护标准不断被提高，对京津周边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越来越大。这些关停限制措施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今天的北京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壕沟”。“壕沟”的一边是气派的高楼大厦和宽阔平坦的马路，另一边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和崎岖不平的小道，正可谓是“地界相连两重天，欧洲非洲各一边”。在大自然中，有一种现象叫“大树底下不长草”。从生物学讲，那是因为大树把周围的阳光、水分以及各种养分攫取完了，其他植物没法生长。北京的发展和环首都地区的贫困就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扩散效应会失灵。经济扩散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对外开放和生产要素充分的自由流动。但是在环北京地区，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在****上的强势地位，迫使周边地区以“服务北京”为第一要务，丧失了产业发展自主权。作为以农村为主的环北京地区，农业发展受限制，牧业发展受限制，工业发展也受限制，试问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靠什么支撑？

    一个地区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说到底是由当地的生态系统决定的。华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根本没有能力承载太多的人口。一旦出现千万级人口的超级城市，只能通过寅吃卯粮和压榨周边地区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发展。由于拥有的首都的光环，北京这棵大树为了支撑自身的超常规发展，得以把它茂盛的树系伸向周边的土地，攫取本应属于当地民众的资源和权利。正是这种虹吸效应，导致北京与周边地区间之经济梯度落差过大，两地居民的生存状态越来越不平等。因此北京的发展对于周边地区起到的作用，不是辐射而是抽血。可以这么说，只要环首都贫困带一天不摆脱因北京而处处受限的境地，这些地区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繁荣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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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1 20:32
第三章 迁还是不迁

　　1、中国要迁都吗

　　1891年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下，当时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钢铁公司——汉阳铁厂开始筹建。根据各国的设厂经验，铁厂要么煤铁两便，要么以铁就煤，要么以煤就铁。可是张之洞却以便于直接管理为由，将铁厂建在了既不近煤又不近铁的汉阳，致使煤炭、铁矿石、锰矿石、石灰石等原料都要溯江长途运来。如果按每吨钢需铁矿石两吨大致折算，汉阳铁厂因选址不在铁矿所在地，每吨钢需多费成本四两四钱。过高的生产成本使汉阳铁厂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一投产就陷入巨额亏损中。资料显示，至1896年汉阳铁厂共耗银568万两，为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为了办铁厂，张之洞甚至截留军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最终不得不将曾自诩为“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的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企业。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机会成本，指做一个选择后所丧失的不做该选择而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也可以理解把一定资源投入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在1891年4月8日给盛宣怀的电报中，张之洞曾详细地阐释了将铁厂设在汉阳的七大理由。在他看来，将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而不是煤铁产地绝对是无比正确的抉择。可是对经济行为的评价并不是由经营主体说了算，而是要通过市场竞争进行检验的。不管张之洞给出的理由多么能自圆其说，在市场这块试金石面前，将铁厂设在汉阳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古语说：一步差三市。汉阳铁厂经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厂选址的机会成本过高。
　　一个企业的选址有机会成本，一个国家首都的选址何尝没有机会成本呢？建都是一个****行为，虽然无法像经济行为那样通过市场竞争进行效益评价，但也并不代表首都的选址不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作为对国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抉择，建都不但要衡量经济上的合理性，更要从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综合评价首都选址的成本与收益。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北京是否适合继续作为国家首都的质疑越来越多，根本原因就是定都北京的机会成本畸高。
　　前些年，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迁都，原因是北京“城市病”严重：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虚高、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北京不适合继续作为首都。这一观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近几年来北京的城市建设基本上就是比照这些问题一一进行的：人口膨胀就加强户籍管理、提高落户门槛、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交通拥堵就实行严格的交通限行措施、大搞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环境污染就搬迁高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建设绿化工程；房价虚高就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贫富差距过大就调节收入分配机制、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北京的管理者深知首都的光环对于北京的重要意义，因此千方百计弥补城市发展中的短板，尽量不给迁都论者提供口实。
　　近些年，又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迁都，原因是北京“首都病”严重：北京既是国家的****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教育科研中心和北方的经济中心，同时又具有服务全国的会展、旅游、体育、医疗、商业等功能，过多的职能不但使北京的城市规模恶性膨胀，同时也造成了国家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等，因此北京不适合继续作为首都。这一观点也同样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于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与“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成了北京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北京的一大批产业和职能向河北境内转移，以期实现调解北京人口规模和促进环首都地区协同发展的目的。不难看出，继续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仅是北京市的心愿，而且在国家高层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
　　但是我们应当指出：不管是“城市病”还是“首都病”，与北京是否适合继续作为中国的首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北京在治理“城市病”和“首都病”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是否有助于其维持首都地位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造成“城市病”的原因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能力的低下。造成“首都病”的原因是****资源对于生产要素的管控力度过强。不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而是寄希望于通过迁都来转嫁矛盾，那么迁都就变成了以邻为壑、祸水东引。如果按照上面两种迁都论者的逻辑，即使迁都后北京的难题解决了，新的首都又会重走北京的老路，再次出现“城市病”和“首都病”。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要因新首都不堪重负而再次另择新都了。因此，如果说中国的首都要迁离北京，那么原因绝不是北京什么的 “城市病”和“首都病”，唯一能经得起检验的理由只能是首都选址不当。
　　中国首都应迁离北京的根本原因是支撑北京建都的历史大环境不存在了。《韩非子》说：“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从中国几千年的建都史可以看出，一个城市如果能长久建都，最重要的是它能够顺应当时的历史大势，在整个棋盘上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比如在北宋之前黄河流域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这时候黄河流域中虎视天下的关中和中宅天下的洛阳就都运昌隆。北京之所以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一城独大、六朝建都，最根本的原因是五代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强势崛起，中国进入了“塞北本位”的时代。北京位于长城以南农耕区、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三大地理单元交汇处的地理位置，使得任何一方势力定都于此都能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因此能长久建都。晚清时，有人提出北京离海太近，外部军事威胁过于严重，要将首都迁往关中，马上就反对者提出“顾当我朝建国，满、蒙实当根本之区。挟满、蒙以莅中原，其势必据燕都为枢管”。甚至到了民国初年“南北议和”时，定都北京有利于“控制北纬”、实现“五族共和”的观点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应该看到，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充当“地缘大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定都问题上奉行“塞北本位”已缺少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当前的形势是外蒙古独立已是既成事实，东北地区也已完全汉化，并无民族独立倾向。北京三大地理单元交汇处的地理位置，在整个东亚大棋盘上不再像之前那样具有“天元”的战略地位，地缘价值大大下降。相反，在外蒙古独立后，“秋海棠”不见了，北京正好处于“雄鸡”版图最为单薄的“颈部”，战略纵深狭小，而且需要同时面对东边海上和北边陆上的双重军事威胁。为了弥补北京在战略安全上的缺陷，满清zf耗费三千多万两白银打造北洋舰队，以期能守住北京东边的海上门户；新中国在“中苏对抗”期间在北部边疆陈兵百万，以防止苏联借道外蒙古对北京进行“斩首行动”。腹背受敌的北京成了整个中国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
　　除了地缘价值下降和军事安全堪忧外，建都北京的成本也过于高昂。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基本的一点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北京所处的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水热条件不佳，从当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考虑，并不具备负担千万人口级的超大型城市的能力。新中国建都北京不但使北京的城市规模获得了超常规的扩张，也顺带提升了天津的地位，致使生态资源贫乏的华北平原北部出现两个千万人口级的超级都市，而且其中一个的人口还超过了两千万，这在整个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不计后果的人口聚集，对于当地来说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也使得京津的发展走上了透支自身发展潜力和掠夺其他地区资源的道路。为了维持首都的发展，国家不计成本地从各个层面对北京进行大力扶植和政策倾斜。从某种意义上说，建都北京已成为中国的一种负担。更令人不安的是，北京还处于高强度地震带上，是世界上发生过8级以上地震的三个国家首都之一。像北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一旦发生强地震灾害，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北京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由它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属于先天不足，很难通过后天的人为干预进行弥补。如果北京只是一个普通城市，它的这些缺陷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淡化，比如北京虽然战略纵深狭小且海陆两面受敌，但如果不是首都，攻占北京的战略意义就大为下降，那么受到外敌攻击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减小了；再比如说如果北京不是首都，虽然在建国后城市规模肯定也会扩张，但绝不会出现如今这种恶性膨胀，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大幅降低，即使出现强地质灾害，风险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大。可以说北京建都，使其本身的因地理位置而造成的缺陷被急剧放大，不但给自身的城市发展造成巨大的掣肘，而且影响了首都的安全和各项功能的发挥。这就像让一个有轻度腿疾的人长期负重，结果只会让腿疾越来越严重。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良禽择木而栖，既然北京不适合继续建都，那么我们将首都迁往他处不就行了。事情可能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国都作为国家的象征和****统治的权力运作中心，向来被视为国家的根本之地。国都位置的选择一般来说是各方势力集体博弈的结果，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战略取向。因此国都一旦选定后，一般都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变更。而且一个城市建都的时间越长，它作为首都的“势能”就越大，想撬动它的地位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大。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导致国都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政权更迭。在和平时期迁都往往会给人以动摇国本的感觉，从而容易招致多方面的反对。
　　除了****上的争议外，迁都在经济上也是巨大的负担。经济学中有一个“路径依赖”理论，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在1949年确定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后，北京的各项建设都是以保证首都功能的实现为前提的。几十年的建设使北京拥有了一大批以履行首都职能为目的的配置，而这些配置在其他城市一般来说是不具备的。如果中国的首都从北京迁往他处，不但会使这些配置中的相当一部分闲置，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在新的首都又要重新配备这些配置，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
　　今天的中国在首都的区位问题上，事实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要继续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每年需要花费相当可观的费用为北京寻找水源、防风固沙、治理污染等，同时在军事安全和地质安全上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是扬汤止沸，属于 “长痛”；如果要将首都迁离北京，又可能会在短期内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动荡，并将耗费巨额的迁都成本，这是釜底抽薪，属于 “短痛”。是“长痛”好还是“短痛”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还是要先认真地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迁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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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3 19:29
2、当迁不迁遗祸种

    吴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在德不在险”的说法本身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崤函虽险，秦不过二世。决定****兴衰和军事成败的根本性因素当然是****、军事本身上的积极进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理因素可以被忽视。春秋时管仲曾说过：“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虽然口上说“在德不在险”，可在选择定都区位时，却大多千方百计利用山形地势作为国都的屏障，“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毕竟，“盛衰无定理”，“德”是一种难以量化的评价标准，而“险”则是实实在在的地理存在。不过中国历史悠久，从来都不缺少吃螃蟹的人，居然还真有一个统一王朝在定都时完全放弃借助地理因素，把国都放在无险可守之地，真正实践了一回“在德不在险”。这个不走寻常路的王朝就是北宋。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定都河南开封。开封本是黄河南岸平原之上一座普通的城市。隋炀帝时期开凿了两千多公里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中段是联通黄河与淮河的汴河，而开封正位于汴河要冲，同时又是东都洛阳的重要门户，一下子成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占尽天时地利，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开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逐渐有了成为国都的资本。五代时期，开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开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颇具帝都风范。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在基本平定南方诸国及地方割据势力后，赵匡胤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他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赵匡胤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家。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评论河南地理的缺陷和建都的危险性:“河南者，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开封之所以被统治者看中，关键在于它处在四通八达的“天下之冲”，交通方便，经济富庶，有利于“居中御远”。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四通八达的代价就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早在战国后期，纵横家张仪就曾对魏哀王说：“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限。”在大宋开国后兼并南方各割据政权时，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开封的通达便利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而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踞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公元976年初，赵匡胤视察洛阳时向随同人员说：东京开封府是一片平原，四战之地。把首都放在这里，周围驻军30万，我们想调兵打别人固然方便，别人来打我们也很方便。辽国的骑兵两天就能跑到黄河边上。现在国内的战事不多了，我们不必再在京城附近养这么多兵。如果要防备辽国军队侵袭，我们迁都洛阳或长安，利用山川形势拱卫首都，就能节省很多兵力。没想到，赵匡胤的想法一提出，就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洛阳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而开封有漕运之利，又经几个王朝几十年建设，貌似很坚固了。

    赵匡胤觉得大臣们的想法有一些道理，但并没有动摇其准备迁都的决心。这时候晋王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出场了。群臣的意见赵匡胤可以不听，可晋王赵光义的意见赵匡胤却不得不听，因赵光义是他的皇位继承人。当赵匡胤把迁都洛阳和长安利在有险可守的想法告诉赵光义时，赵光义说了一句：“在德不在险。”赵匡胤一时语塞，半天说不话来。为什么？因为“在德不在险”的说法虽然是吴起提出的，但却和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不谋而合。赵光义提出“在德不在险”后，整个问题一下子就上纲上线到大宋王朝是否认同儒家的治国理论，是否坚持“以德治国”的高度上来。这一项大帽子压下来，赵匡胤虽然贵为天子，但也没有勇气与王朝统治的法理基础，即整个宗法社会的礼法制度进行对抗。赵光义离开后，赵匡胤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赵匡胤毕竟不是刘邦，北宋也没有张良和娄敬。因群臣和晋王的反对，赵匡胤迁都的想法没有付诸实施，几年后因其暴亡也就没有下文了。

    如果说宋初赵匡胤想迁都时，京师安全问题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的话，那么宋真宗时发生的“澶渊之变”则第一次敲响了都汴危机的警钟。公元1004年，契丹骑兵大举南下，兵锋真逼黄河北岸。消息传来，朝廷一片惊慌。于是王钦若“请幸金陵”，陈尧叟“请幸成都”。最后虽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勉强亲征，并且以与辽订立盟约而告终，然而对北宋方面来说毕竟是一场军事上的冒险。所以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迁都之议又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

    宋仁宗时，宋朝面临来自西北的西夏与东北契丹的双重威胁，开封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这使朝野有识之士们开始重新考虑迁都问题，并将西部关中平原再次作为迁都的首选之地。秦观在策论中写道:“臣闻世之议者，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于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形势之地也。故汉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来，实始都梁。本朝纵未能远规长安，盖亦近卜于洛阳乎? 而安土重迁，眷眷于开封之境，非所以为万世计也”。与此同时，范仲淹、韩琦等也相继提出迁都主张。1029年，范仲淹曾向朝廷呼吁:“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1044年，韩琦从陕西前线回到汴京，也上书仁宗，一方面呼吁“请修京师外城，言北戎势重，京师堰而无备”，同时主张“备河北”、“营洛邑”，作迁都的准备。

    然而，北宋所有要求迁都的呼声都会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挡下，这只大手叫作“既得利益”。赵匡胤提出迁都时，朝中的文武大臣和晋王赵光义难道不知道在失去了燕云十六州之后，地处黄淮平原之上的开封时刻处于北方游牧铁骑的威胁之下吗？当然知道。只不过这些文武大臣久居开封，财产、家人、人脉关系等都在开封，一旦迁都，他们个人必将损失惨重，所以众口一词反对迁都。而晋王赵光义更是开封府最高长官，多年苦心经营的关系网全在开封，一旦迁都，他等于被连根拔起，羽翼全失，甚至很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皇位继承权，所以才搬出什么“在德不在险”的理论。除了个人利益得失外，北宋对于漕运的极度依赖也增大了开封作为国都的“势能”。北宋名臣张方平曾说：“京师所谓陈留八达之地。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家浚河三道，通京城漕运，曰广济、曰惠民、曰汴河，太仓蓄积，三军士庶咸取给焉。此建国之本也。”搞清楚了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北宋那么多要求迁都的声音到最后都没有回响了。

    明人陈建曾在《建都论》中说:“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无险，四面受敌。”开封无险可守，只能依托重兵守护。史载，北宋开封一带经常驻军数十万，城里城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据统计，北宋年间的军费开支相当庞大，占到zf总支出的七成左右。赵匡胤预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不幸而言中，过了不到百年，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北宋zf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zf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1126年，金国见北宋已弱不禁风，大举兴兵南下。北宋耗尽民力所养的“八十万禁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1127年，金兵占攻破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开封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然而更耻辱的还在后面，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被掳往北方后全部为奴为娼，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受尽金人的折磨。一日，徽宗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被钦宗抱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徽宗病死后，金人将其尸体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但被人拉住，说活人跳入坑中后坑中的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所以不准钦宗跳入坑中。徽宗死时54岁。徽宗死后，钦宗继续遭受折磨，最后也惨死在北方。

    顾祖禹说：“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指黄河）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北宋是一个亮点颇多的朝代，在农业生产、城市建设、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很有建树，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三项发明（****、活字印刷和指南针）诞生于北宋，而且北宋无宗室、外戚、宦官擅权专政，文官待遇也是历朝中最好的，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史专家邓广铭说：“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然而，正是这个“空前绝后”的北宋因为都城位置选址不当，被金兵攻破开封而暴亡。不知徽、钦二帝被掳到北方受尽污辱时，是否曾千百次地诅咒过老祖宗赵光义当年“在德不在险”的高论？

    宋人饲弱虎于亡羊之野，子狎甚，母怒之。其父咳然曰：“若毋患此虎也，且弱子幼而狎之，长且缒虎穴不畏，独奈何为是葸葸者为哉？”比长，子见啮其父，枕而哭。母睨而视之，唶曰：“嗟乎！是累累者君欲也，长而不迁，不死何待？求死而得又何哭焉？”不顾而去。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的“墨菲定律”指出：你越是担心某件事情会发生，那么它就越容易发生。欲灭其国，必陷其都。在两国对战中，国都从来都是敌方的首要攻击目标。北宋贪图开封在漕运方面的便利，明知其在军事安全方面存在致命缺陷，却心存侥幸拒不迁都，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结局，正应了宋人饲虎中“是累累者君欲也，长而不迁，不死何待”的教训。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北宋在国都问题上当迁不迁的下场，值得后来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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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4 19:01
3、南都北迁改国运

    公元1127年，北宋因国都开封被金兵攻破而灭亡。可是谁又能想到，107年后金朝在开封把“靖康之耻”又给重演了一遍，只不过这一回的受害者变成了它自己。公元1214年，由于对南侵的蒙古军队多次作战失败，金宣宗和一部分gy感到中都北京不再安全，产生了迁都的想法。当时有人提出迁回辽东，“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可是金宣宗没有回辽东，而是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迁都开封。他似乎忘记了几十年前作为北宋国都的开封，是如何因无险可守而被金国铁蹄轻易踏破的。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迁都开封20年后，金朝步北宋之后尘，同样因国都开封被蒙古人攻破而灭亡。   

    开封被称为“七朝古都”。定都于开封的王朝除战国时的魏国和北宋有一百多年的国祚外，其他一些政权如后梁、后汉、后晋、后周和金，国祚都不超过20年。地处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易受各方攻袭，建都于开封的王朝国祚畸短也不足为奇。不过有趣的是，尽管有如此“傲人”的成绩，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中，“短命王朝之都”的桂冠居然还轮不到开封，不禁令人啧啧称奇。

    在南京钟山脚下有一座“十朝古都公园”。既然敢自称“十朝古都”，那么肯定有十个朝代曾定都过南京。从三国的东吴开始，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国民zf，刚好有十个政权曾建都南京。十朝古都，倒是名不虚传。可是我们只要再仔细看看这十个政权的国祚，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东吴51年，东晋103年，宋59年，齐23年，梁58年，陈32年，南唐38年，明定都南京53年，太平天国13年，国民zf22年。除了东晋勉勉强强过了100年的门槛，其他政权的国祚真的是惨不忍睹。这十个政权，时间跨度达1700多年，政权的类型也不尽相同，如果撇开定都南京这个因素，单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就无法解释所有政权全都国祚畸短的原因。因此，相较于开封，南京才是名符其实的“短命王朝之都”。  

    不过事有例外。在所有曾定都南京的朝代中有一个朝代的国祚相当长，那就是明朝。明太祖1368年在南京称帝，直至1644年明朝才灭亡，国祚长达276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除唐之外国祚最长的朝代。这又该怎么解释呢？一切还得从朱元璋定都南京开始说起。

    在元末群雄争霸的过程中，朱元璋选择南京作为根据地，并于1368年在此称帝。不过，由于从地理位置上看南京偏于江左，离中原非常之遥远，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难以对中原和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再加上忌讳南京之地“六朝国祚不永”，朱元璋并不满意南京，一开始没有正式将其确立为国都，而是将眼光放在开封、凤阳和西安等地。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经略建都事”，有意将首都定于关中，理由是其地“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但朱标在这次“关中考察”回程得了重病，第二年就病死了。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在其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于1399年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夺取了皇位，史称“靖难之役”。朱棣即位后，永乐元年（1403年）就把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称做行在；永乐四年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并开始从全国各地征集物料；永乐十九年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抛开北京为朱棣龙飞之地等个人因素，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明成祖将大明的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不外乎对内和对外两点原因。

    就对内而言，迁都北京使明朝的****中心与军事中心合二为一，有利于处理好zy与地方的关系。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zy之势。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公元755年，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使的安禄山起兵反叛，史称“安史之乱”。唐王朝由此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唐朝zyzf再也无力控制地方。“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终致大唐王朝土崩瓦解。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唐朝内轻外重、藩镇尾大不掉的教训，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一方面大大削弱武将的权力，采取文臣将兵，且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另一方面就是“强干弱枝”，全国60%以上的精锐部队部署在京城。北宋军队分为zy禁军和地方厢军。当时北宋兵力最多时140余万，其中80多万禁军部署在开封，其余的50来万老弱病残的厢军分布在全国各地。结果，整个宋朝都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态势之中，只有靠输送岁币来维持和平。1127年，金人南下攻宋，北宋的地方部队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原本寄予厚望的zy禁军也是溃不成军，终于酿成“靖康之变”。

    唐朝内轻外重，亡于藩镇作乱。北宋守内虚外，亡于外族入侵。因此如何处理zy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明初统治者的重大问题。明朝初年，元朝虽败走北方，但仍盘踞漠北，拥兵扼寒，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对明王朝始终是虎视眈眈。为了朔北的安定，朱元璋封诸子为王，任命秦、晋、燕、代诸王镇守西安、太原、北平、大同等边塞要地，赋予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相当的特权，实际上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形势。只不过朱元璋在世时，这些藩王不敢造次而已。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因诸王的势力日渐膨胀，对zy政权造成赫赫威慑，乃决定削藩。没想到这一削削出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反叛，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上了皇帝。因此朱棣即位后，对军权过重的藩王和zy皇权的矛盾对抗这一教训，是认识得很深刻的。

    从外部形势来看，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始终是明朝的最大隐患。因此不管是谁即位，国家的军事重心都在北边，北部边疆必须得布置大量的兵力。如果明朝的国都继续放在南京，那么对北部边疆的管理鞭长莫及，容易使北边的地方势力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反噬zy政权。朱棣本身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即位的，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要破解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国都北移，将****中心和军事中心合二为一，zyzf就近管理边境驻军，同时对南边的不安定份子形成威慑。在明朝的历次藩王作乱中，除燕王朱棣以北对南取得成功外，等到明朝迁都北京后，什么汉王朱高煦的高煦之乱、安化郡王朱寘鐇的安化之变、宁王朱辰濠的辰濠之乱等完全变成了闹剧，根本无法撼动zyzf分毫。这就是zyzf居重御轻的好处。

    就对外而言，迁都北京使明朝形成“天子守国门”的局面，极大地加强了北方防御力量。

    由于自古以来，中原政权的主要威胁都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设立了一系列的北防系统：长城是历史上中国防御北方蛮族天然的前线，为一道防线；贯穿山西、河北中部直到山东沿海设立二道防线；黄河为三道防线；效法南宋设立淮河到大散关防线；在太平府到江阴设立防卫南京的长江水师……这些防线充分利用了南京到长城之间漫长的距离和山形地势，构筑起由外向内大纵深的多层防御体系，貌似固若金汤。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这些防线真的有用，那“靖难之役”中的朱棣又是如何成功的？

    五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中原政权不能守住长城防线，特别是幽燕地区，那么就算有再大的战略纵深，在游牧民族的铁骑面前也是枉然。后唐时，石敬瑭反叛，以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求契丹出兵，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南下，后唐灭；后晋时，晋出帝石重贵决定渐渐脱离对契丹的依附，不再对契丹称臣，契丹军三次南下攻晋，后晋灭；北宋时，宋徽宗为夺回燕云十六州，联金灭辽，金人灭辽后，发现宋朝软弱不堪，起兵南下，北宋灭；金朝时，由于担心都城北京的安全，金朝主动放弃幽燕地区，迁都开封，蒙古人占据河北后，由北向南占据了地缘优势，多路攻金，金国灭。因此，对于中原政权来说，长城防线就是生命线，而幽燕地区就是咽喉之地。若不能守住此地，整个南方农耕区都将直面游牧铁骑的威胁。明朝军事家王阳明曾指出：“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宣大蓟辽）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朱棣21岁受命就藩北平，在北平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是保卫东北边境和征讨蒙古北元势力中众藩王中军功最大、战绩最多的亲王。他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北元的残余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仍有复辟的可能性，而南京位置偏南，定都于此难以控制朔北。迁都北京，不仅可以避免了“南兵北调，南粮北运”的现状，使军队免受长途奔波之苦，有旺盛的精力、稳定的情绪和充沛的战斗力，从而使部队能够迅速出击做到快速反应，以确保优势兵力的调配，而且有利于密切同北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增进对北方地区民族之间不同情况的了解，便于就近对敌对势力进行分化打击，将有潜在威胁的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加强对北疆和东北疆的统治。明代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盖山后十六州，自石晋予狄几五百年，彼且自以为故物矣，一日不还之中国，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间伺隙，无日不在胸中也。且近来北鞑之势强于西戎，若都建康，是弃江北矣；若都洛阳关中，是弃燕云矣！故定都于燕，不独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虏之命，成祖之神谋睿略，岂凡近所能窥测哉！”

    从军事角度来看，朱棣迁都北京其实也是一次军事冒险，它以牺牲大纵深的防御体系以代价来增加长城一带的防御力量，化朱元璋的多层的韧性防御为单层的刚性防御。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敌人如果突破一线也意味着突破全线，不给自己留后路。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朱棣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深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终明一世，虽然也发生游牧铁骑兵临北京城下、君王亲征被俘的事，但是北京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大本营，从未向塞外民族屈服，“九边”一线也牢牢地守护着长城以南农耕区的安全。正如清代徐元文在给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所作的序中说的那样：“明成祖不迁北平，而南都未所以二百四十年而无事”。

    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称帝。34年后，来自北方的反叛势力兵临南京城下，推翻了朱元璋指定继承人的政权。幸好这个反叛者是朱元璋的亲儿子而不是其他统兵大将，即位后继续帮他扛“大明”的旗帜，否则明朝的国祚真的只有区区的34年，毋庸置疑会成为定都南京的短命王朝俱乐部中的一员。对于明朝来说更为幸运的是，朱棣夺取政权后能够正视南京作为国都的缺陷，以排除万难的决心迁都北京。不管对于朱棣迁都北京有什么样的争议，明朝276年的国祚足以说明一切。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赵匡胤明知开封不宜为都，欲迁而未迁，终致“靖康之难”。朱棣察定都南京之病，毅然决然南都北迁，终使明朝国祚长久。当一个国家的首都不适合继续为都后，在迁都的问题上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相反，如果能顺应形势及时迁都，往往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因此，迁都不仅是变更建都之所，更是调整国策、扭转国运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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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5 19:15
4、建都三要素

    “地理环境决定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是确认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思潮。这派理论以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曾广泛流行于社会学、哲学、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中，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在《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因而地理环境野蛮地、盲目地支配着人类命运；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1920年在《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认为自然条件是经济与文化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客观评价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地理环境虽然不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要件，但是它在很多时候确实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城市是人类对自然改造最为深刻的地方，而首都又是城市序列中最为重要的成员。相较普通城市而言，在首都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往往以几何倍数被放大。作为控制全国领土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神经中枢，首都在一个国家的行政中心等级中居于最高层次和级别的地位，是执掌和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功能和定位使得首都城市成为一国领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使得国都的选址成为事关国运的大事。如果国都的地理位置选择得当，往往能对国家的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反之则很有可能出现“棋错一着，满盘皆输”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国家首都的区位选择过程中,对地理环境进行认真研究变得至关重要。

    首都，首先是一种地理上的存在。什么样的地理条件才能符合建都的硬性要求呢？这应该是国都选址的逻辑起点。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在《大国都》一书中曾归纳定都三条件：叉路口——交通便利之所，谷仓——丰富的物资、粮食供应，要塞——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明代陈建在《建都论》中说：“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对都城城址选择各个因素做了比较精辟的论述：“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一般是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凭恃险要的地势，与其对策略相联系，建立王朝或政权建立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较为富庶的地区。”……虽然具体的表述有所差异，但概括起来古今中外普遍认可的“建都三要素”是：安全、经济和管理。

    安全，对于国都选址而言，主要指周围要有可以作为防护屏障的山形地势。首都是国家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国家****管理和权力的中心。首都之于全国，犹如人的大脑之于全身。大脑指挥、协调着全身各器官的活动，它一旦失灵，全身虽不至于立即解体，但也至少部分瘫痪。纵观历代各国历史，无论是外患还是内乱，均以占领首都城市为目的。此目的一旦达到，基本上意味着原有的国家及其政权被推翻。“顾都城根本，关系一国存亡”。因此在国都选址时，安全应当是第一要务，军事上无重大安全缺陷应该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而要达到这一标准，借助于国都周边自然形成的一些天险，如山脉、河流、关隘等，就显得非常必要。

    “险可恃而不可恃也。”险之不可恃，是因为决定****兴亡的自有更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富国强兵，自可怀敌附远，弥患于未萌。险之可恃，是在****、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因地设险，防患于未然。正所谓“强弱无常形，盛衰无定理”，一国强盛时固然可以四面出击、横扫八荒，可是实力处于低谷时如能借助地利进行防守，也可以为自己扭转局势、反败为胜赢得更多的时间。因此，在****兴亡和军事成败中，地理因素虽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利用好的话，却能对某一具体的历史进程施加影响。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在选择建都之所时，周围有可以用以构建牢固防御体系的山形地势，成了建都的必要条件，如西汉定都长安，看重的是“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东汉建都洛阳，看重的是“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八关都邑，八面环山，五水绕洛城”；元朝建都北京，看重的是“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看重的是“今建业长江天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右环大江，左枕崇岗，三面据水，以山为郭，以江为池，地势险阻”……

    经济，对国都选址而言，最先指国都周边地区要有充足的物资供应能力，后来也逐渐扩大到建都选址要有利于国土开发等问题上。国都首先是一个城市，在近代之前中国历代的国都一般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城市，像唐朝的长安、南宋的临安、明清时的北京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满足偌大一个城市的物资供给，压力是相当大的。因此，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考虑都城的选址时，必定会对京城周遭的经济环境进行一番详尽的调查，力求使经济中心与****中心合一，或使****中心靠近经济重心，靠向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当然，一个王朝的国都选定反过来也会对王朝的经济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文明的属性上来看，中华文明属于大河文明，灌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定都首先考虑的经济因素便是农业经济的状况和农业经济的重心。农业稳则天下稳，农业兴则天下兴，农业有则天下有。由于农业经济开发时间早，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中心也一直徘徊在黄河流域，****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重合度较高。北宋之后，中国的****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则从黄河流域转移到江南，经济中心与****中心的分离使得国都的物资供应出现了困难。这时，远距离的物资运输成了必然的选择，尽管这样做劳民伤财，经济成本相当高昂。

    不管是柯立希说的粮仓还是陈建说的漕运，关键的问题是要保证国都的物资供应。中国历代王朝在解决国都的物资供应方面，大致也是采取这两种措施：一是定都于粮仓，如西汉定都关中，看重的是“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在此”；东汉定都洛阳，看重的是“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二是借助漕运，如北宋定都开封，看重的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元朝定都北京，虽然距离当时的经济中心江南地区相当遥远，但是京杭大运河和海运两大交通网保证了大都的经济供给。

    管理，对于首都的选址而言，主要指国都的地理位置要便于政令传达、物资集散和兵民往来，利于zyzf实现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zy与地方的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国内zf间关系的中轴线，并且决定着整个国家zf间关系的基本格局。绝大多数情况下，zy与地方关系的理顺与否和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兴衰成败呈正相关关系：当zy与地方关系比较协调时，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就会比较兴旺和强盛；而当zy与地方之间关系相互对抗矛盾时，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阻碍，陷入动乱和衰退之中。中国历史上，地方政权乘zy政权衰弱之机割据自立，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并不鲜见。

    在zyzf眼中，地方政权既是在辽阔疆域中实现zy意志的必要存在，但同时也有可能演变为叛乱之源，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作为国家施政方针的重中之重，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第二年（前220年），就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为的就是地方一旦有变，zy可以迅速调集军队应对，以保证zy对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作为zyzf的所在地，国都的选址也要有助zyzf实现“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的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确保zyzf与各地往来的通达，方便zyzf监视、控制地方政权，实现“一兵一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也”，并将可能的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统治者在定都过程中都将利于应对地方的突发事件、益于zy控制全国作为国都的必备地理环境之一，比如西汉定都长安，看重的是“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东汉定都洛阳，看重的是“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北通幽燕，南系荆襄”，“八方辐辏”、“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五代和北宋定都开封，看重的是“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都就像一个三足之鼎，而安全、经济和管理就是鼎下三足。如果这三要素足够优越，鼎下三足都十分健硕，那么国都的位置就容易稳固，可以长久鼎立天下，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反之，国都的地位就很可能会动摇，难以长久建都，甚至有可能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安全、经济和管理这“建都三要素”有所缺失时，通过迁都来弥补原有首都的缺陷，就成了一个政权及时战略止损、优化全局地理资源配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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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qingting123    时间: 2016-8-26 14:43
作者说的话还很有分量，实事求是，不像是为那些达官显贵们怕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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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qingting123    时间: 2016-8-26 14:54
重庆不是永久的陪都吗，和平时期还是别作首都了。那帮达官显贵在重庆呆着，绝对不知道中国有多大的，会是另一个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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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东梅    时间: 2016-8-26 17:39
好长，打标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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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6 18:05
5、安全导向型的迁都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的国都地位并没有被废，而是成为了“留都”，为的就是在南方为大明王朝“留后手”。公元1644年，整个北方的局势已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山海关外的辽东土地尽失，屡次侵扰华北的满清铁骑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入主中原；李自成号称百万的起义军在山西围宁武、破大同，兵锋直指北京。从当时的情况看，北京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迁都南京、启用明初留下的战略后手，是唯一可选择的良策。明末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东南各省却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经济富庶且人口密集，加之有长江之险，缺乏舟船的满清铁骑和农民军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过江的，另外，南京六部尚在，zf管理体系健全，大明王朝如果迁都南京，依赖富庶的江南经济和长江天险，很有可能东山再起。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完全没有体会到明成祖当年保留南京“留都”地位的良苦用心。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在答复大臣李建泰疏请南迁时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最终，国祚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国都北京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后，黯然落下大幕。

    国都乃国之重器，不可轻动。然而不可轻动，不代表完全不可以动。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定都都可以算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因此都城的选定必定是通盘考虑、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过受到地理环境本身的制约，各方面完美的首都几乎只存在于理论中，任何都城在履职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决策者在进行权衡比较时往往会受到个人经历、利益集团、主观好恶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使得都城的选址未必是最合时宜的，致使定都成本过高。也有一些情况，定都者选定的国都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是最优选择，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国家和国都周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初的上上之选逐渐沦为下下之地，使得新的当权者必须忍痛割爱，重新为国选都。因此，从人类有建都史以来，迁都就一直与建都相伴而行。

    在建都三要素中，重要性排第一的永远都是安全。因此，决策者在为国都选址时，首当其冲要考虑的就是国都的安全问题。如果安全因素在优先序列中不是最高等级的，那么即使都城选址的其他方面考虑得极为周全，这个方案十有八九也是不合格的。也正因为安全因素的一票否决制，使得国都周边的安全形势恶化时，迁都就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国都安全受威胁而进行的迁都是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西周原本定都于镐京（今西安）。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公元前771年，申侯勾结犬戎攻破镐京，杀周幽王于骊山，西周灭亡。各地诸侯来镐京救援，打退了犬戎，立原来的太子宜臼为天子，也就是周平王，然后就回各自的封国了。没想到这些诸侯们前脚一走，犬戎后脚就又进来了，而且是经常进犯。当时，京师宫殿被焚毁，国库亏空，而且西边的很多土地都被犬戎占去了，边境烽火也是连年不息，“胡马过后，废池乔木，尤厌言兵”。于是，平王即位后第二年（公元前770年）在晋、郑、卫、奉等几路诸侯的护送下一路来到了洛邑（今洛阳），并将国都也迁于此，史称“东周”。

    西晋280年灭东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定都于洛阳。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允许边民内迁以来，大量游牧民族因各种方式被迁入。到西晋时，关中和凉州一带的外族已占当地人口一半。“八王之乱”后，西晋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弊端。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从309年至311年，匈奴大军三次围攻洛阳，洛阳失守，晋怀帝被俘。公元316年，匈奴发兵攻打长安，并且切断长安的粮运，晋愍帝在食粮断绝的情况之下投降，西晋灭亡 。《晋书》记载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匈奴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北方汉人王朝统治的基础不复存在。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南渡后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共同协助西晋宗室司马睿重建晋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

    北宋建立后，定都开封。地处四战之地的开封无险可守，在军事安全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北宋末年，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商议共同灭辽。没想到金人灭辽后顺势南下攻宋。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北宋灭亡。此时，在外驻守的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成了漏网之鱼，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当了皇帝。赵构称帝后因军事形势严峻，“行在”长期处于流动中：南京（商丘）——扬州——平江府（苏州）——杭州——建康府（南京）——绍兴府（绍兴）——杭州——建康——杭州。一开始大臣们准备迁都南京，赵构觉得南京都离长江太近，如果金兵先打破苏州，南北夹击，根本守不住，于是把杭州升为临安府，正式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中国历代因安全原因而迁都，绝大多数情况是不得已而为之，为的是在有亡国危险的情况下，通过壮士断腕、另起炉灶的方式割肉止损，以图重整旗鼓、扳回局势。明末崇祯皇帝誓死不迁都，虽然落得个“君王死社稷”的虚名，但大明王朝也跟着陪葬。周朝、晋朝和宋朝迁都后元气大伤，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荣光，但毕竟延长了百年以上的国祚。孰优孰劣，一看而知。当然，因为安全原因而迁都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在国际上也相当普遍。只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没有中国那么大的战略纵深，在战时进行迁都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本着防患于未然的心态，有些国家在觉得首都的地理环境不安全的情况下，就主动迁都了。

    土耳其在显赫一时的奥斯曼时期是横跨亚、欧、非大陆的庞大帝国，控制着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在欧洲部分，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因此定都于伊斯坦布尔对于帝国来说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从军事上说是安全的。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与俄国，奥地利，英国等西方强国作战中败下阵来，沦为“欧洲病夫”，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几乎全部丧失，仅剩东南一隅（仅占全国面积的3.1%）。这时候，伊斯坦布尔在安全方面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欧洲部分领土的丧失使伊斯坦布尔在陆上失去了战略纵深，几乎成为一个边境城市，更为严重的是，伊斯坦布尔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是一个港口城市，在土耳其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与欧洲列强抗衡的情况下，经常处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威胁之下，1920年还被英军占领过。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安全因素考虑，迁都于靠近土耳其国土中心的安卡拉。

    巴基斯坦独立后最初定都于国内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卡拉奇位于巴基斯坦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在国防安全上有相当大的隐患。印巴分治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就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问题于1947年到1949年爆发了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印度的海军较巴基斯坦要强大的多，如果继续定都卡拉奇，那么在之后印巴发生冲突时，巴基斯坦的首都存在着被印度一窝端的可能。卡拉奇在安全的上缺陷使得巴zf必须就首都所在做出新的统筹安排。1959年初，巴总统下令组织了有气象、铁路、水利、电力、农业等方面的gy和专家参加的委员会，对首都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论证，最后选在旁遮普省最北端、拉瓦尔品第附近的波特瓦尔地区营建新都，并于1961年开始兴建。1965年 第二次印巴战争打响，巴基斯坦决定迁都。当时，伊斯兰堡的建设还没有完成，但zf并没有等待，而是迅速作出决策，选择了靠近伊斯兰堡的军事重镇拉瓦尔品第作为周转，这也说明了当时巴基斯坦感受到威胁如何紧迫。

    缅甸自1948年独立以来，一直定都仰光。仰光虽然是缅甸最大的城市，但它与伊斯坦布尔和卡拉奇一样，是一个港口城市，没有任何战略防卫纵深，在国防安全上有巨大的缺陷，极易成为海上和空中的打击目标。“9.11”事件之后，美国挟反恐之名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引发了缅甸zf对自身命运的担忧。2005年，美国搬出了一份包括6个国家的邪恶轴心国名单，缅甸赫然在列。美国把缅甸列为“暴政前哨”，又斥其为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毒瘤”。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缅甸zf对继续建都仰光而容易遭受美国“斩首行动”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更坚定了其迁都的决心。2005年11月4日，缅甸zf决定从即日起将首都从仰光迁移至内比都。内比都位于仰光以北 390公里，虽属缅甸zy平原地带，但附近地区有丘陵和山脉，西侧依托低矮的勃固山脉，东侧紧邻海拔千米的掸山脉，可进可退，缅甸zf的安全感大大增强。

    韩国自1948年成立后，就定都于首尔。首尔的地理位置距离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军事分界线“三八线”仅四十公里，在对方的火炮射程之内，安全环境极其堪忧。朝鲜战争期间，首尔曾先后两次被来自北方的军队攻占。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韩国zf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开始了经济起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其中以首尔、仁川为核心，包括京畿道等地区在内的首尔经济圈约居住了韩国一半的人口，GDP占全国的70%左右。虽然朝韩双方的军事现代化水平相差很大，但朝鲜的1.3万门火炮正对着首尔，而且经常恫吓“要让首尔变成一片火海”，“在数小时内将首尔打回石器时代”。如果朝韩开战，就算最后韩美打败了朝鲜，也只是获得一场“惨胜”，“汉江奇迹”将灰飞烟灭，韩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一下子倒退几十年。因此，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韩国zf就考虑迁都，2004年迁都计划因被裁定违反宪法而搁浅，原本选定的位于韩国中部的新首都世宗市随后演变成“行政中心城市”，于2012年7月1日正式启用为行政首都。

    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于国防安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很多在冷兵器时代不可逾越的天险，在现代化的军事装备面前变得不值一提。但是这并不代表国防安全就可以完全无视地理环境的影响了。从近些年国际上的几场战争来看，地理因素仍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利用本国的山形地势，将首都迁到一个安全环境较好的区位，对于降低国家的****风险和军事威胁有相当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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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8 00:54
6、经济导向型的迁都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由于受自然地理的影响，中国的河流大多东西走向，隋朝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使得中国的南北方之间增加了一条运量大、运费低且安全可靠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这对于增加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维持北方国都的物资供给有着重要的意义。唐和五代期间，中国的****中心从长安东移到洛阳，再从洛阳东移到开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使国都的位置更靠近运河，方便漕运。元代定都北京，是军事、****因素主导下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都的物资供给可以被忽视。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重，无不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承担了南粮北运、保证北京物资供给的重要职责。元代时每年从南方运往大都的漕粮在100万石以上，有些年份竟达300多万石。在元、明、清三代历时500多年的时间里，京杭大运河成为“丰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南北大通道，对于北京政权的巩固与维持有着重要影响，可谓“天下大命，系此一河”。

    定都是典型的****行为，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因为首都首先是一个城市，而且是规模较大的城市。zyzf及其隶属机构的高度集中以及****资源外溢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使得首都的人口高度密集，对于物资供应提出巨大的要求。可是城市本身是不具备农业生产能力的，各种生活资料大部分必须从外部输入，特别是粮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粟”。因此要保证首都的正常运转，一般情况下京畿地区要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来供养这个首都，既必须位于平原地带，还不能太小，水源、粮食还有各种物资都要得到充分的供应。而当首都周边的经济环境恶化，不足以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同时又没有漕运之类的替代措施时，首都的区位选择就有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商朝建立后，它的都城有过多次迁移。当时的农业生产主要利用土地的天然肥力，实行休耕和轮作，过若干年后就要放弃耕作过的土地，到异地重新开垦。而且那个阶段黄河的泛滥和改道是经常发生的，在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固守都城抵档洪水是不可能的。因此，早期的商人还摆脱不了游牧或迁移性农业的影响，养成了以迁移对付自然灾害、克服生产或生活上的困难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习惯。但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疆域的扩展和统治手段的加强，这样的迁移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到盘庚时，他决心加以改变，迁都于殷。殷都三面有水，一面背山，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天然防御圈，同时地位于古黄河、漳冲积扇上，地势较高，排水良好，土壤肥沃，是理想的农业地带，非常适宜古代人类居住和生活，是统治者立国定都的理想场所。盘庚迁殷后，商朝的首都就长期固定下来了。《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唐朝原本建都长安。武则天称制后，于684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701年10月至703年10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武则天之所以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中心，原因主要是经济因素。长安的粮食主要依靠关中平原，虽然关中平原被称为富庶之地，但毕竟狭小，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膨胀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或者遇到旱灾就会产生粮荒。而且，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682年关中地区饥荒，高宗让太子留守长安，自己率宫廷到洛阳“就食”。因为情况紧急，出行仓促，随从人员竟有半途饿死者。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定都洛阳，可以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尤其是粮食的供给。陈寅恪先生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石敬瑭因割让燕云十州给契丹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尽管是臭名昭著，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举动，石敬瑭得以借助契丹的骑兵灭掉后唐，成为后晋的开国皇帝。公元936年后晋建立后，最初是仿后唐旧制，以洛阳为都城。可是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的跋扈和外患的侵扰，洛阳一带屡次变为战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再也无力承担国都重任。后唐建都洛阳，由于漕运不便经常闹粮荒，最终引起兵变。由于江淮地区负担了五代zf赋税的来源的绝大部分，一旦离开江淮漕运，北方政权就无法维持。于是，石敬瑭把眼光瞄向了同在永济渠另一头的开封，于937年将首都迁到了汴州，将汴州升为东京，置开封府。第二年，石敬瑭下了份诏书：“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历考前经，朗然通论，顾惟凉德，获启丕基。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廪咸虚。经年之輓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隋朝开凿了大运河后，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后晋迁都开封，改变了中途转动的情况，江南大批物资可以直接到达都城开封，保证了都城的物资供应。

    对于国都的物资供应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须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使所必需的物资能够在都城附近就近取得，而不假于外来的助力。如果需要外地的供应，期间难易的程度，也应在考虑之列。若是过分困难，对于都城的地位能否长期地保持下去，也不是毫无影响的。”中国历史上因经济因素而进行的迁都，大都是以保证国都的物资供应为导向的。从最近几百年国际上的实践来看，通过迁都来调整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布局，利用首都区位的调整带动相关地区的经济成长，以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进步或平衡，成了相当多国家的选择。这种类型的首都选址调整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导向型的迁都。

    18世纪之前，俄国的首都是莫斯科。彼得一世1689年掌握实权时，与西欧相比，俄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被视为欧洲的穷乡僻壤。彼得一世力图改变俄国的落后状态，为此曾隐姓埋名亲自前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求学考察，亲眼见识了西欧飞速的发展，也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局限。回国后，彼得一世发动著名的“彼得一世改革”，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开始了全面猛追西方国家的进程。为了更好地与欧洲国家进行交流，学习欧洲先进的经济文化，彼得一世不惜发动战争，夺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于1703年开始在在涅瓦河两岸，即在刚征服瑞典所获的土地的一部分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为了打开了一扇瞭望欧洲的窗口，将俄国带到欧洲的世界里去， 1712年彼得一世把首都从距离西欧相当遥远的莫斯科迁到波罗的海旁的圣彼得堡。从此，圣彼得堡就成了俄国与西欧交往的主要地点，俄国可以从圣彼得堡连接上与欧洲国家的轨道。

    巴西的原首都里约热内卢是巴西最大的海港，南美最大的都市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但其地理位置偏居东南一隅。1950年前后，巴西全国的****、经济、文化、教育都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周围，东南部的面积只占全国的11%，四个州却占全国总人口的43%，国民收入的65%，仅圣保罗一个州总提供了联邦全部税收的50%，雇用了40%的巴西工业劳动力，其生产值占巴西工业生产值的一半。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落后，一直以林业、畜牧业为主，缺乏工业基础。这样就有所谓“两个巴西”的存在：一个先进的沿海巴西，集中在东南部的狭长地带，其发达程度堪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是荒凉落后的内陆巴西，是全国的“低谷地带”。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的经济格局，当时的巴西军zf制定了“以某一大城市为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的开发”的区域经济开发战略。在人迹罕至的巴西高原中部兴建新都巴西利亚就是这种增长极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1960年巴西zf决定迁都巴西利亚，这一举动对于国家人口和财富在区域间均衡分布的推进力量正在不断显现。

    在1960至1980年间，韩国的经济一直被zf大力干预。投资由zf主导、工农项目由zf管制、产业发展由zf指示，这种体制将韩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都吸附到首尔这个****中心附近。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面积只有全国的11.8%，但集中了全国超过50%的人口和70%的经济力量。韩国100大企业中92家的总公司、制造业的56.7%都集中在这里，被人们戏称为“首尔共和国”。韩国zf一直关注区域发展不平衡，分别从抑制首都经济圈规模膨胀和从促进地方发展的角度，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试图使区域均衡发展，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为了终止首尔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不均衡地位，从卢武铉zf开始，韩国zf就积极推动迁都之策，希望通过迁都中部地区，在地方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新的增长极，截流部分流向首都的各种要素流，利用新首都的发展辐射周边的作用，带动中南部地区发展，最后达到全国各地区均衡发目的。迁都计划一波三折，几经修改。 2012年7月1日，韩国“行政中心城市”世宗市终于正式诞生，韩国国务zl室等17个zf部门将在两年多时间中陆续迁往世宗市办公。韩国zf希望能过建设世宗市，实现首尔、世宗、釜山三大城市分别带动北、中、南三个地区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古今中外诸多因经济原因而迁都的事例充分说明了经济因素对****行为的制约和引导作用。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由于现代交通的迅猛发展，除了水资源外，和平时期京畿周边的物资供应能力对于首都选址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了，而试图利用首都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各地区均衡发展的情况则越来越多。在经济层面，国家首都的角色已逐渐从古代社会单纯的物资消耗者转变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极，这种转变将会成为许多国家调整都城选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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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8 09:31
7、管理导向型的迁都

    明朝黄溥在《闲中今古录》中有一首诗：“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讲的是zy权力达不到的偏远地区，当地gy为所欲为，作威作福，老百姓身上被强加各种苛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不得不奋起反抗暴政。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zyzf对地方的影响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在远离国都的边远地区容易出现“官逼民反”的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都的地理位置对于zy实现对地方的管理有着重要影响。

    管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对于一个政权来说，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对于国土的有效控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从一个统一国家zyzf所在地看来，有这样一种明确的趋势，这就是首都的地点是跟着时间的流转而变动的。一般来说，帝国缔造者起初是从一个对自己方便的zf地点来统治他们的领土，或者是他们祖国的旧都，或者是在征服地的边境上而便于和帝国缔造者的本国往来的新基地。但随着时间的进展，由于帝国行政的经验和情势的逼迫，原来的帝国缔造者和他们的继承者，往往会选择一个新地地点作为首都，这不是为了帝国创始国的方便，而是为了整个帝国的方便。”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为了管理国土的需要而进行迁都的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

    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东汉时占据蒙古草原，吞并匈奴余部，开始强盛。公元258年，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举行的祭天大会确立了鲜卑拓跋氏在部落联盟中的世袭大酋长位置，盛乐自然成为鲜卑拓跋氏政权的****经济文化中心。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后，仍以盛乐为都，并开始了南下中原的进程。公元397年北魏征服后燕后，获得了河北、山西等广大地区。为了便于对新占领的中原地区的统治，北魏于次年迁都平城。此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北魏以平城为统治中心，南征北战，终于统一了北方。这时候，平城作为首都位置偏北，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进行统治的缺陷开始显现出来。而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定都于此有利于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认为北魏直承西晋，具有正统的地位，应当将****中心迁徙到华夏文化故国的中心地，实现了与中原汉族大族的进一步融合，扩大北魏的社会基础。他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494年，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实现了“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的目的。

    13世纪初，蒙古人在蒙古草原崛起。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并没有固定的都城，主要原因是蒙古族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无固守城池的习俗，且当时战事不断，也无暇考虑。公元1235年，蒙古窝阔台汗建都和林。这地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正是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古代突厥-蒙古人的大多数帝国，从古代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都在此建都。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合州（今重庆合川）时去世，他的两位弟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开始了汗位之争。1251年蒙哥委托忽必烈统治已征服的中国地区，因此忽必烈长期经略汉地，大部分根基都在草原以南地区。1260年，忽必烈称汗后将自己于1256年建设的开平城（今天内蒙古滦河沿岸）改称为上都，作为自己的都城，开始了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战并于1264年战胜了对方。这时候，选何处为都的问题提出来了。当时，忽必烈手下聚集了当时多个民族的最优秀的人才，各民族的精英都劝他定都于幽燕之地。忽必烈最终听取了臣下意见，选择这个曾是辽、金首都的地点，于1272年迁都大都（北京），作为元朝的国都。因为他明白元帝国既要实现对草原以南农耕区的有效管理，又要保证对于蒙古草原的有力控制，必须定都在两大区域的中间地带，这样才能南北兼顾，攻守自如。

    16世纪末，建州女真在首领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祖居地的营寨的基础之上兴建了佛阿拉城（位于今辽宁新宾县永陵地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建都赫图阿拉，与佛阿拉城仅五里之隔。1619年，努尔哈赤为方便对明作战，将都城迁至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公里，距明西边墙仅三十公里的界凡·萨尔浒，并以之为大本营发动了对辽沈地区的大规模进攻。1622年，东北除辽西一隅外，全都纳入努尔哈赤的统治下，为了更好地经略东北，努尔哈赤迁都于“既能天子守边，控扼辽东；又能率众驱驰，进攻辽西”的辽阳。1625年，努尔哈赤为了便于控制整个东北，又以“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往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为由迁都沈阳，更名盛京。1644年，满清政权在吴三桂的带领下占领了明都燕京。当时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认为满清要入主中原，必须要建都汉地，而紧挨着满洲故地的明朝故都北京则是建都之地的最好选择。于是，清朝改燕京为北京，迁都于此，开始了对中国267年的统治。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通过迁都来增强zyzf对全国的控制力，加强国土管理，其行为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权而采取的一种策略，那么类似的情况在国外也相当普遍。只不过由于zy集权的程度不一样，国际上通过迁都来协调民族关系、优化国家管理更多的是体现在平衡各方势力，加强民族融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等方面。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人口的民族构成以英裔和法裔为主，各占全国总人口的40%和27%，而法裔近80%又集中在魁北克省。该国独立前的首府在19世纪中期曾多次迁移：蒙特利尔（1844-1849）→多伦多（1849-1851）→魁北克（1851-1855）→多伦多（1855-1859）→魁北克（1859-1865）→渥太华（1865至今）。原因就是来自英、法两股移民势力相互争执，坚持要把首府定位于英裔为主的多伦多或法裔为主的魁北克，而且这两个城市实力相当，都是主要的港口城市。双方争执的结果是选择了加拿大英语区的最东端，又与法语区的魁北克仅一河之隔的小城渥太华作为首府。原因是渥太华正好介于多伦多和魁北克城之间（距离这两个城市都是500公里），定都于此有利于平衡两个殖民地及其英裔、法裔居民。1926年加拿大独立后也以此为首都至今。

    “二战”后德国分裂，民主德国以柏林东部为首都，称“东柏林”，联邦德国的zf则在波恩。1990年，民主德国通过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的德国统一。这时候，定都于何处的问题冒出来了：民主德国地区一致主张定都柏林；而西部地区有人认为应迁都柏林，也有人提议zf和议会仍应留在波恩。1991年6月20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表决，将联邦议院和zf所在地从原来西德的波恩迁往柏林。对于统一后的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柏林是“德国惟一的世界都市”，是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象征。正如当时的魏茨泽克总统所说的那样：德国统一不能“仅仅是扩大一点的联邦共和国”，而应当着眼于建立“意识联盟和感情联盟”，而“只有柏林才能使我们真正地合二为一”。由于东德是作为5个州加人联邦德国的，东西部差异太大，尽管联邦zf斥资数千亿元马克援建东部，但相当长时间内，东部地区不能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东德不少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迁都之举，让他们感到联邦zf对东部地区是重视的，从心底感受到一个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与自豪感，促进了德意志民族的融合。

    哈萨克斯坦原本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91年独立后，定都于是中亚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1997年11月21日，哈总统签署命令，宣布将首都正式迁至北方城市阿克莫拉。究其原因，主要是想通过迁都促进国内的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在苏联时期，苏zyzf将原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领土连同当地的俄罗斯居民都划归“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为的是增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里俄罗斯族的人口比例，更好去控制、同化哈萨克地区。没想到苏联解体后，这部分土地就真的成了哈萨克斯坦的法定领土。这样一来，哈萨克斯坦虽然获得了原属俄罗斯的大片优良领土和大量人口，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哈萨克虽然宣布自己是以哈萨克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但当时在整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族占约40%，是国内第一大民族，特别是在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族占绝对多数，一直存在着较强的俄罗斯分离主义倾向。哈萨克斯坦担心，一旦俄当权者换上民族主义者，哈北方有可能重新并入俄的版图。为了巩固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北方领土，哈萨克斯坦断然迁都北部边疆并把地名改为阿斯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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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28 09:32
因为民族的因素，部分国家通过迁都来协调民族关系，增强zyzf对国土的控制，从而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管理。然而由于****力的溢出效应，首都会获得一些优惠的发展条件，从而使当地的居民和社会集团受益匪浅，因此即使没有民族的因素，首都的区位也会引起各方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首都进行区位调整的目的就是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国家管理的优化。

    1783年，英国签订和约承认了美国，北美殖民地赢得了独立。“首都应该建在哪里”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美国人的观念中，议会在哪里，哪里就是首都。1783年之前，议会设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后来曾搬到过纽约，1790年又迁回费城。当时北美有好几个城市列在议会定都备选名单上：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巴尔的摩等等。谁都知道，首都设在哪儿，哪儿就能更方便地对最高决策层施加影响，让政策法规能够对自己有所倾斜。看看美国刚建国时期的疆域，可以看到，这个沿着大西洋海岸的不规则狭长形版图，北到新罕布什尔州，南到佐治亚州。北部各州坚持首都应该定在北方的纽约，南部各州不干，要求定都南方。最后，南北双方达成了妥协方案，新址确定在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波多马克河畔，由河两岸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各捐出一部分土地，作为首都的永久性用地。这就是今天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作为原英属殖民地，澳大利亚联邦初建时，首都临时设在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当时是澳第一大城市）。这引起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当时澳第二大城市）不满，要求迁都到他们那里。这样一来，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当时著名的城市都争着闹着要成为首都。悉尼的理由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而墨尔本的资本是———它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闹到最后，两座城里的人甚至相继发出威胁：一旦不选择它或它作首都，就要退出澳大利亚联邦。万般无奈之下，1908年zf在考察了二十三个地区以后，耍了个小聪明：让人测量墨尔本到悉尼之间的距离，然后在中间点重新建造一座新城。于是，海拔580米、距悉尼西南300公里、面积2359平方公里的堪培拉，从新南威尔士州划出，成立了澳大利亚首都区。曾经的荒地堪培拉就因这个“中间路线”成了首都。

    新西兰由南岛和北岛组成。奥克兰当时是新西兰第一大城市，曾经在1841-1865年成为新西兰建国后的第二任首都。但奥克兰位于北岛偏北之处，离南岛比较远，当时交通很不发达，南岛的人要去奥克兰非常不方便，引起南岛权贵的不满和抱怨。为了取得利益的平衡，几经争论后，1840年新西兰zf最终决定迁都当时仅为居民点的惠灵顿。惠灵顿位于北岛南端，与南岛仅隔一条库克海峡，处于全国比较中心点的地带，是往来南北二岛的交通枢纽。1865年，新西兰首府迁至惠灵顿。1907年新西兰独立，仍留在英联邦内，首府未变。作为新西兰国都，惠灵顿的区位优势无可比拟，联通南北二岛极为便捷，是这个多震国家少有的相对安全之所，同时市区三面被群山环抱，一面临海，并拥有优良的港口和四季如春的气候。自从定都惠灵顿后，新西兰再无迁都之议。

    在管理导向型的迁都中，民族因素、地方势力对于首都的选位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协调民族关系、平衡地方势力本身就是国家管理很重要的一项目标。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以优化管理为目的的迁都，主要出发点还是把国家迁往靠近国家地理中心的地方，方便zyzf对广袤国土的控制。

    印度曾经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1772年至1911年140年间，东部港口城市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府。1858年，英国吞并印度后，加尔各答成为英属印度的首都。当时的英属印度统治着印度次大陆，包括今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缅甸。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也是殖民地印度最大的工商中心，但位于东部沿海一隅，对印度广袤的国土缺乏控制力。为了加强对于印度内陆地区的控制，1912年，印度首府迁至西北部古都德里。德里从公元前1400年起就是印度古王朝的都城，保留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是体现印度文化和精神的典范城市。为了保护旧城区的文化遗产，从1911年开始，印度在德里西南面10公里处营造新德里，1931年新德里基本建成，1950年正式成为印度共和国的首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当时的首都拉各斯是西非最大的城市和海港，但偏居一隅，与其他地区距离较远。1975年，尼zf决定在尼日尔州、卡杜纳州、高原州和克瓦拉州交界处，即中部高原区核心地带，划出一块联邦首都区，面积为8000平方公里，用于建设新的首都，定名为阿布贾。此地距离拉各斯500公里，接近全国地理中心，地形开阔、气候宜人、水源丰富。1979年，尼日利亚开始新都建设第一期工程，1996年最终完成迁都工作。市区整体规划由日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负责，设计以新月形为特色，以示对伊斯兰教的尊崇。

    从古今中外的迁都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迁都都是国家整体利益综合比较权衡的结果。所谓的安全导向、经济导向、管理导向，只不过在迁都过程中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比较突出而已。很多国家的迁都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比如韩国想把首都从北部“三八线”旁的首尔迁到中部的世宗市，既有安全原因和经济原因，又有利于管理的目的。因此不管什么导向型的迁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优化国家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看到这里，对于中国是否要将首都迁出北京的问题应该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在安全上，北京在海陆两面都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无法利用周围的山形地势形成有效防御，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在经济上，北京的发展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能力，不但没有成为经济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反而形成了“环首都贫困带”；在管理上，北京远离国土中心、偏居东北一隅，其地理位置对于zyzf实现对地方的管理不能起到助力。作为支撑国都的鼎下三足，北京的 “建都三要素”无一理想，实在无法承担国都的重任。不管从哪方面来讲，中国都应该迁都。

    可问题是：迁都必须有目的地啊，中国真的有在安全、经济、管理三方面都适合建都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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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31 22:21
第四章 安全：外御内制之地

    1、近代风从海上来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在世界上诸多的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未曾中断过的文明。”这一观点基本是符合史实的。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这种超强延续性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深究起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民族主义者们所鼓吹的什么中华文明的非凡特性，而是它的地理位置。中华文明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之间距离遥远且多高山、大河、沙漠的阻隔。在近代之前，中外文明之间几乎是隔绝的，除了海路偶有往来外，唯一的通道便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大草原，而这一地区长期被游牧民族占据，其他文明国家很难涉足。因此，中华文明几乎不存在像古希腊、古埃及那样被其他文明征服的可能性。它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外部威胁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但是这些民族又基本处于文明前的状态,“落后的征服者终究会被其所征服的先进文明所征服”，它们即使在军事上征服了中华文明，也会反过来在文明形态上被中华文明所征服，别无选择地成为它的继承者。因此，地理因素才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未曾中断的主要原因。   

    中华文明独处东亚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的地缘环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比较优越的。至少在明朝之前，中国东面的海洋不存在任何可以威胁到中原政权的危险。因此历代在考虑定都安全时，从不去考虑来自海洋的因素，或者说所有人都认为海洋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堑，海洋方向是没有安全威胁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局势才慢慢发生开始改变。最初是来自日本的倭寇肆虐中国东部沿海，接着又是来自日本的丰臣秀吉企图征服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而这个时候，欧洲国家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也开始从海路把爪牙伸到了中国的家门口。明朝末年，葡萄牙人盘踞在澳门，荷兰人更是强占了中国台湾。曾经被中国人认为是天堑的海洋逐渐忧患四起。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序曲。从****战争开始，中国的海上危机才真正拉开大幕。

    1839年虎门销烟后，英国决定用炮舰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于1840年派遣“东方远征军”出征中国。英军的作战计划是：封锁珠江口，北上切断台湾与厦门间运输，占领舟山群岛，封锁钱塘江口、长江口和黄河口，然后前往渤海湾与清zf谈判。后来英军的行动与作战计划大致相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珠江口被封锁，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慈溪、吴淞口、宝山、上海、镇江被攻陷，英国舰队抵达江宁（今南京）江面，迫使清zf签下《南京条约》。可以说在第一次****战争中，珠江口、长江口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完全暴露在英国的枪口下，中国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这些地区免受来自海上的进攻。

    如果说第一次****战争只有长江入海口以南的沿海地区受到侵扰的话，那在1856年-1860年的第二次****战争期间，中国的海上国防形势就更为恶劣。在南边，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成立“联军委员会”，甚至在当地扶持傀儡政权。在长江口，联军占领舟山。在北边，联军占领了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并攻占了天津和北京，咸丰帝仓皇出逃，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近代之前中原王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时，尚且可以依仗长城组织抵抗，可是海上四通八达、毫无遮拦，在海上军事力量不对等的情况根本无从防御。因此第二次****战争中，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成了中国国防上的软肋。

    1884年中法战争之前，福建水师规模、实力均为国内之首，结果在马尾海战中与法国海军交战时，30分钟内全军覆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北洋水师号称实力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结果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战争中又是全军覆没。从此以后，中国海军再也没有能力与外国海军进行大规模的海战了。这两场海战至少提醒后人两点：一是对未经实战检验过的本国海军是否真的有能力保卫中国的东部海疆，不宜过度乐观；二是被视为北京东面海上最强防卫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轻易占领，它们的防卫作用需要重新评估。

    甲午战争后，清朝的海防基本上就成为摆设了。民国时期，各方势力忙于内斗，海军更是成了被人遗忘的军种。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这两次战争都可以算作敌国从东边海上对中国发动的进攻，而中国也是在完全失去海上防御力量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其过程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八国联军侵华时，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都被列强占领，而抗日战争时中国整个中东部地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都被敌方占领。这两次战争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东面的海洋已取代北方草原，成为中国外部威胁最大的来源方向。

    中国东部海上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从中国内部是找不到原因的，因为这种变化完全是外源性的。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所处的生态系统再也不是之前那个以中国为主导、与其他文明圈相互隔绝的东亚世界，而变成了以欧美为主导、全球各地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一体化世界了。当中国从之前周边各势力眼中的“zy帝国”变成了欧美人口中的“远东”，这个世界的规则制定权和实力天平都已经严重向西方倾斜。中国不但丧失了核心国家的地位，而且将迎接来自欧风美雨的考验。

    现代文明世界的形成肇始于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代。与之前世界历史上各大帝国的崛起不同，这次欧洲人的扩张没有走传统的陆路，而是走了海路。地球表面71%的面积是海洋。海洋是联通五大洲的天然通道，从欧洲的港口出发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一国家的沿海地区。从海路扩张颠覆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固有思维，摆脱了文明扩张过程中对于土地的路径依赖，从而使欧洲人的这次扩张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为迅猛，也更为持久。也正是因为这种路径的变化，使得非西方国家的沿海地区成为本国最先受到西方势力影响的地区。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只有东面是临海的，因此这一地区成为中国最先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区域。现代文明在全球的扩张对于被波及到的地区带来的影响往往是两面性的：一方面这些处于古代社会或文明前社会的地区被强制性地拉入西方人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来，原来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现代性的经济开始萌芽；另一方面，欧洲人的扩张本意并不是为了推动其他地区的进步，而是赤裸裸的侵略和掠夺，西方人掀起的全球扩张狂潮给被波及地的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受到现代文明冲击时，也表现出这种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这些地区逐渐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经济最为繁荣的区域；另一方面这些地区需要直面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安全形势也是整个国家中最差的。

    清朝定都北京完全是基于冷兵器时代逐鹿中原的需要，“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座堂隍，俯视庭宇”。可是随着冷兵器时代步入黄昏，“燕蓟左环沧海”所拥有的战略优势已“乾坤颠倒”化为劣势。拥有船坚炮利的列强可以循海，直逼可谓无险可守之京师，迫使清王朝卑躬屈膝割地赔款。正如康有为上书所言“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闽，叠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补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借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

    正是北京战略安全环境的骤然恶化迫使满清上下对于国都的区位选择进行再思考，迁都之议开始不绝于耳。早在1860年第二次****战争期间，云南学政张锡嵘就上奏折请求迁都西安“恭请圣驾临御关中，以系天下之人心，以植中兴之基址，勉竭管蠡，仰祈圣鉴事，臣维立国之本，不患有外患之兴，而患无自强之本”。当时负责与英法联军和议的恭亲王奕訢等也密奏咸丰帝“恭邸、文祥、胜保等请迁都关中”。咸丰帝一开始也颇为意动，“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预定，自宜预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山西古称天府，雄据上游，与中原声息相通，人心系属，转饷亦易，诚为便宜。将来跸路径行，由山西太原、平阳等处，折入潼关，尚属可行”，但后来因与英法联军议和成功，再加上在臣的反对，迁都之事就不了了之了。这也为1895年清zf向日本屈膝求和埋下了隐患。

    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覆没，渤海门户洞开。日军攻占威海卫和旅顺、大连，扼渤海咽喉，直逼山海关，以至京师震动，清zf被迫议和，屈辱地签订了《马关条约》，重蹈了“庚申之变＂的覆辙。这时候，朝野上下又兴起了一片拒和毁约、迁都再战的呼声。据文廷式《闻尘偶记》中说：“至甲午之役，倭人由辽渐迫，太后恒令顺天府备车二千辆，骡八百头，然始终不行。张孝达制军、李约农侍郎皆主西狩之议，余亦以为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制……沈子培员外、蒯礼卿检讨则主暂避襄阳。”四月初三日，湖北巡抚谭继洵奏请迁都西安，坚持抗战，认为“倭所挟者不过谓海道易阻，密迩京师尔。若离海既远，则征调不灵，进退多阻，倭之伎俩必穷。中外议论，均愿皇上恭奉皇太后銮舆西幸长安。”晚清封疆大吏张之洞在四月初八的上书中，也明确表明了主迁的态度，声言：“若天子以四海为家，何代不有迁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愦纷呶以至亡国”，“以迁为战之地，能迁则不战而已可屈人之兵。”稍后，康有为，戴鸿慈，洪良品等人也纷纷提出迁都的建议。然而，清zf终未迁都。于是，便有了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狩”至陕西西安的故事。

    如果说清朝定都北京时还是属于陆权时代，海权尚未兴起的话，那么国民zf定都南京时则是世界列强在全球海洋纵横驰骋，中国东边海上威胁日益紧迫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曾饱受西方列强从海路发动侵略的国家居然在改朝换代之后还把国都定在沿海地区，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更为不可理喻的是，国民zf当年定都南京，完全是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南京作为国都的安全性问题。北京虽然近海，但毕竟还有天津可以作为缓冲，而南京离东海虽有一点距离，但轮船溯长江而上可以直抵南京城下，安全环境比北京更为恶劣。国民zf定都南京之举，无疑将自己放在了悬崖边上。晚清时，北京的清zf面对外患虽曾有迁都之议，却从未正式迁都。而到了民国时，南京的国民zf面对外患却有了实实在在的迁都之举。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发起进攻，沪淞抗战爆发。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实在悬殊，前方很快告急，而且战争爆发当天日军就集结数艘军舰，逼近南京下关江面，直接威胁南京国民zf。国民党zy认为，日军此次进攻上海，目标不外乎“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国民zf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决定马上迁都。蒋介石反复比较了武汉、重庆、西安、洛阳这几个城市后得出结论：武汉的形势比南京好不到哪里，不能去；西安还不错，但交通不便，被排除；重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看来，只有洛阳比较理想。1932年1月29日，国民zf宣布了迁都洛阳的决定。当天，铁道部就增发了多列由南京开往洛阳的快车，党国要员们遂收拾行装，火速搬迁。在国民zfzx林森的带领下，1000多人由南京下关上船，之后乘火车赶赴洛阳。他们前脚刚上岸，日本的军舰后脚就赶到了，炮弹在江面上炸起几丈高的水花，好在有惊无险。《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对南京的威胁暂时解除。1932年11月29日，国民zf发布了《自洛阳还都南京令》，随后zy党部、国民zf及各院部正式迁回南京。迁都洛阳成为几年后国民zf大迁都的一次预演。

    1935年，随着四川和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zf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转向四川，力图把西南作为今后对日战争的根据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华东地区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八一三”事变当晚，蒋介石对四川省zfzx刘湘面呈的“建议zy迁川，长期抗战的种种意见"，“甚表嘉许"。嗣后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党内的部分高级幕僚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令何廉"以此为基础计划同各部开会商议"。10月下旬，上海战事的日益吃紧及日本飞机对南京的频频轰炸，使得首都南京所受威胁愈趋严重，迁移zf及国都之举更是迫在眉睫。11月16日，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zy和国民zf已知道南京无法坚守，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当晚，国民zfzx林森登上永绥舰离开南京启碇西上，与时同时在南京的军政机关也开始向重庆、武汉、长沙等地转移。就这样，国民zf又一次因外患匆匆撤离首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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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8-31 22:21
《海权论》的作者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有一句名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在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轻率地把首都放在沿海地区，往往会自食其果。须知今天在全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在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就被2500名英军攻占了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和总统府也被对方给烧了。清zf定都北京，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直捣紫禁城。国民党定都南京，日本人南京大屠杀。两个朝代都为定都于东部沿海地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代风从海上来，东部沿海地区注定不是定都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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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1 18:30
2、铁幕旁的中国东部沿海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称：“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的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随着纳粹德国的覆灭，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昔日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友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和全球霸权，在二战后迅速走向对抗。邱吉尔所说的铁幕，事实上就是美苏双方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边界线。铁幕的东边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边则是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英、法等国，大都为美国的盟友。“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分居铁幕两边、相互对峙，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爆发世界大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人们在谈及“铁幕”一词时，往往专指欧亚大陆西端的那一副铁幕。可是事实上在几年之后，欧亚大陆的东端也有一幅铁幕缓缓拉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其顾问认为，北朝鲜的入侵行为是苏联支持的，目的是扩大苏联的统治范围，此后苏联还可能在美国及其盟国所设置的包围圈上的薄弱环节进行试探。为了防止zg进攻台湾，杜鲁门宣布：“共产主义势占领福摩萨（台湾）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执行合法的和必要的任务的部队构成直接的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7舰队防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于是美国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继欧洲之后，东亚地区也被一幅铁幕隔开。这幅铁幕从日本海经过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再往南经过黄海、台湾海峡、南海，最后深入中南半岛。铁幕的东边是美国、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南越等势力，西边则是苏联、中国大陆、朝鲜、北越等势力。

    虽然知名度不如欧洲的铁幕，但就危险程度来说，东亚的铁幕却远远超过前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其实很简单：欧洲的铁幕基本是以美苏两国在对德作战中的实际占领区划分的，界线非常清楚，调整的余地很小。但是在对日作战中，美苏在东亚的军事占领区并不多。东亚存在着大片未被美苏两国控制的中间地带，在局势发展上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吸引美苏两国把眼光从格局已基本固化的欧亚大陆西端移到了东端，企图在这里寻找突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介入，使得东亚的****格局进入了大调整期，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大大增加了该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二战结束后，世界上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全都爆发在远东，如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与在欧洲的“冷战”不同，美苏在远东的较量往往以“热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东亚的这幅铁幕成了二战后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从****战争的英国 “东方远征军”到日本的侵华战争，历次外敌入侵列强都是从东边海上对中国发动进攻。因此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国家最大的安全软肋。这一局面在二战结束时曾暂时好转，因为英、法、德、意、日等海上强国在二战中元气大伤，而仅存的海上霸权美国又是国民zf的盟友，一时间中国东部沿海的安全形势好到甚至连假想的入侵之敌都找不到。只是这种局面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几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权发生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没有如美国幻想的那样发展中国式的“铁托主义”，而是采取“一边倒”的政策，立场坚定地站在了苏联这一边。新中国的这一选择极大地改变了美苏两国在东亚的力量格局，也使中国东部沿海的安全形势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二战后美苏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既可以看作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也可以看作是陆权和海权的较量。中国作为传统的大陆型国家，在美苏对抗中站在了代表陆权的苏联这一边，本身并不足为奇。只是在两大集团抱团对抗的时候，中国的这一选择把自己推向了美国的对立面，成为对方集团围堵的对象。二战后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程度，超过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海上霸权，当然更不是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海军可以匹敌的。中国和苏联结盟让美国改变了之前的对台政策，认为台湾是正在迅速发展的西太平洋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处在美国北方盟友日本与南朝鲜以及南方盟友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战略位置重要，对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具有重要作用。当美国把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后，整个中国东部沿海一下子笼罩在巨大的战争阴影中，原先拟定的攻台计划也被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东部沿海地区重新成为中国军事安全最严峻的地区。

    东亚铁幕的落下对于新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就只是作为象征意义的存在了。之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完全都是陆地战，海军根本起不到拦截、阻滞敌军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力所限，海上军事力量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更谈不上与世界第一海上霸权美国相抗衡。此后几十年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几乎都是赤裸裸地暴露在美国第七舰队的舰炮之下。白宫比中南海对于东亚海上安全形势有更大的发言权。好在大规模进攻中国大陆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东部沿海才能在美军黑云压城的军事威慑下奇迹般地安享几十年的和平。

    冷战结束后，横亘在欧洲的那副铁幕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瓦解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东亚的这幅铁幕却依然存在。虽然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大为下降，但铁幕两边的敌对关系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而且由于领土纠纷、海洋资源和地区主导权争夺等因素，各方之间的对抗有时候表现得相当激烈。中国东部沿海北边有朝鲜半岛的危机、东边有与日本的钓鱼岛纠纷、东南有台湾问题、南边有与东南亚诸国的南海岛屿争端，可以 说从北到南到处都是隐患，到处都是危机。单单台湾海峡从1949年至1999年就发生了六次台海危机。有时候，战争与和平之间往往只有一步这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东部沿海注定是一个多事之地。

    如果说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在西太平洋海域一直是一家独大的话，那么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种形势开始逐渐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二战后被美国“缴械”进行非军事化改造的日本一心想回复“正常国家”的地位，在利用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扩充武力的同时逐渐向外露出獠牙；另一方面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后，也努力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争取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这种三强逐鹿的现状较之前美军一强独霸的局面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地区局势的可控性也大为下降。冷战期间只要美国想保持西太平的平静，其他国家即使有想法也无力改变。可是现在有了新的变数，不可预知的风险也增加了。

    在中美关系处于敌对期间，中国认识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刻在美国海军的威胁之下，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实在过于被动。如果再次发生诸如当年日本侵华之类的事件，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被敌方占领后，中国甚至连积蓄力量进行反击的能力都没有。为此，当时的中国未雨绸缪，效仿抗战期间的国民zf，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尽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种完全由行政力量主导的产业转移，虽然有利于改变中国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防环境，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自近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能率先得到发展，成为国的经济发展高地，是基于一些根本性的经济逻辑。借助行政力量轻率地否定这些经济逻辑，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效益和低速度。1978年当我们再次打开国门时，发现周边那些当年和我们处在同一发展水平、有的甚至还不如我们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已远远地把我们甩在后面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毋庸置疑地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迅速与中西部地区拉开差距，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发达地区。这一地区不但吸引了大量的外部投资和技术，而且也吸引了全国的劳动力和各种资源，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攀升，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大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顶梁柱。于是，中国又再一次面对晚清和民国时所遇到的困境，那就是国家的经济重心和****中心都位于国防安全环境最差的东部沿海地区。这就像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而且这个篮子还是最有可能被打翻的那个。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的强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想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必须改变单纯作为规则接受者的角色，努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而这一过程是异常艰辛的。作为“人类文明最大的竞争者”，中国的崛起必将对整个世界的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会触犯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和平崛起固然是最优选择，可问题是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过世界性的大国可以不通过武力就能跻身一流强国序列的案例，究其原因在于原有的强国不会自动让出资源的分配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一方面必须为争取和平崛起尽最大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要为不能和平崛起作最坏的打算。

    西汉初年，娄敬曾说过：“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亢指人的喉咙，背指后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与人打斗，不掐住对方的喉咙并击打他的后背，是不可能获得全胜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首都北京就是喉咙，沿海经济带就是后背，两者全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果与美国这种海上强国进行对抗，很容易被对方“搤其亢，拊其背”，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年晚清zf数次被列强“搤其亢”，故一次又一次向列强屈服，割地赔款，而国民zf在抗战中不但被日本人“搤其亢”，而且被“拊其背”，因此在八年抗战中始终没有反攻的能力。以史为鉴，要降低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外部风险，必须对中国当前的****经济格局进行调整，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分散投资、降低风险。

    从优化国家安全环境的角度来看，要减小对外斗争时的被动，最好的做法是把中国的****中心和经济重心都搬离易受敌方攻击的东部沿海地区。可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样做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质量，降低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长期来看会拖累和阻碍中国的崛起。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中心搬离东部沿海地区，避免对外斗争时轻易被对方“搤其亢”，增加战略回旋的余地，降低国家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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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2 21:09
3、不怕南边虎，要防北方熊

    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和北部有一条长方形的草原地带，这一地带从中国东北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土地还可以耕作外，那里的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作物生存，居民们只得永远过着畜牧、游牧的生活。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农业文明始终不能在这一地带扎根，这里成为了游牧经济的保留地和游牧民族的大本营。游牧民族生产力极其落后，社会发展阶段基本上处于文明前的状态，与周边日益富庶的农业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军事上却保持着极大的优势，马匹与弓箭的巧妙组合使得游牧民族的骑兵在具有超强机动性的同时具备了强大的杀伤力，在农耕民族的步兵面前几乎成了无敌般的存在。由于物资的匮乏，当游牧民族遭遇生存危机时会条件反射般地入侵、掠夺农耕区，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定期地向农耕区域发起攻势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

    中国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农耕民族一样，长期饱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从西周开始，活跃于陕、甘一带的游牧民族犬戎便开始不时入侵周王朝，并最终灭亡了西周。从那时候起，北方的游牧民族便成了中原农耕政权一场千年不醒的噩梦，成为历朝历代的头号外部威胁。从某种角度来说，把中国古代史当作是农耕民族抗击游牧民族入侵的历史也不为过。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这场长达千年的争斗中，中原政权偶尔也能扫荡漠北，扬威草原，但在绝大多数时候，战略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游牧民族手中，北方大草原一直是农耕民族恐惧的深渊。

    从公元十三世纪初开始，蒙古人在首领成吉思汗的带领下突然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蒙古人的远征打通了欧亚大陆的陆上走廊，使得大陆两端的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两个原本不相往来的世界有了交流的通道。蒙古帝国崩溃后，欧洲的俄国和亚洲的中国成了蒙古帝国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二十世纪中期，中苏同盟版图与当年蒙古帝国版图的重合度之高令人咋舌）。俄国的前身莫斯科公国原本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金帐汗国的藩属国。在蒙古帝国衰落后，它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逐渐向东扩张，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吞并了东欧、中亚和北亚的原蒙古帝国的版图，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并在17世纪中期与蒙古帝国的另一继承者——东亚的中国接壤。就这样，俄国取代盘踞在北方大草原千年之久的游牧民族，成为中国北方新的安全威胁。

    俄罗斯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神奇之处在于历史上但凡与它接壤或同盟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从当年的莫斯科公国开始直到如今，几乎无一例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有人认为根源在于俄罗斯民族的骨子深处具有强烈的侵略性，按照气候决定论的说法是生活在高寒地区的民族为了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对土地扩张有一种病态的渴望。客观地分析，地理因素对于俄罗斯国家性格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俄罗斯地处东欧，与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西欧有相当长的一段地理距离，社会发展水平始终与英法等国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苏联解体之前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古代社会专制、野蛮、暴力的因子得以更好地传承，再加上蒙古帝国崩溃后，它的东边变成了力量真空，能让它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向东开拓领土，使得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民族渗入血液的一种习惯。因此有人总结说：俄罗斯历史就是一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远交近攻、武力征服、鲸吞蚕食、屠城掠地、血腥蹂躏异国的扩张历史。

    俄罗斯在清朝康熙年间开始与中国有领土纠纷。1636年，俄罗斯人到达鄂霍次克海，征服了西伯利亚全境，并将魔爪升向了中国的黑龙江流域。1685-1688年，清王朝与俄罗斯在雅克萨两次爆发战争，并以《尼布楚条约》划定双方的边界。那时俄罗斯在亚洲的势力还没有巩固，暂时没有能力将侵略升级。然而与恶虎为邻，终将受其害。当中国处于“康雍乾盛世”时，俄国尚不敢轻易冒险，可****战争后中国国势日衰时，它马上加入了趁火打劫的队伍，与日本一起一个在东、一个在北，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第二次****战争前后，从陆地由北向南的俄国和从海上由南向北的英法构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活动，越来越紧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满清王朝。俄国趁清zf内忧外患之际，利用《瑗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定》等不平等条约连威胁带欺骗从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割让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得中国的战略空间大为缩小。

    除此之外，十九世纪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还筹划了一个野心巨大的“黄俄罗斯计划”：从新疆昆仑山的乔戈里峰到东北的海参崴画一条线，以北全部纳入俄罗斯的版图，包含大部分的新疆、几乎整个东北三省以及几乎一半的内蒙古，成为所谓的“黄俄罗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际，俄国zf认为正式入侵东北的时机已到，其陆军大臣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东北的藉口。”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以“帮助清朝zf建立秩序和安定为藉口”，下令调动十八万军队，兵分七路挺进中国东北。除西南一路直接参加八国联军之部队，在完成攻陷京津之役后挥师北上出山海关进攻锦州，于九月末行动外，其余六路均于七月间陆续出动侵入东北，并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人进行种族灭绝。中国东北陷入了俄国人的魔爪中。后终因中国人民的抵制和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黄俄罗斯计划”才没有得逞。

    清朝末年，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经济、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清zf一倒台，沙俄马上支持外蒙古宣布独立建国。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zf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用铁腕政策使外蒙古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苏联成立后，极力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其本质是以意识形态为武器更好地控制其他国家，以便实现其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外蒙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苏俄革命成功后，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将中国军队赶出外蒙古，并宣布成立“蒙古临时人民zf”。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1945年在决定二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以同意苏联提出的“外蒙古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身为“四大强国”之一的中国被轻易地出卖。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蒙古在苏军的“保护监督”下，举行全民公投，共有选票381242张，结果是全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1946年1月5日，无力回天的南京zf正式公告了外蒙独立。

    近代以来因为俄罗斯的原因，中国在北方丧失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外蒙古的独立，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地缘****灾难，对于国防安全的影响不亚于东部沿海地区从无外患之忧突然变成赤裸裸地暴露在列强的舰炮之下。外蒙古独立前，中国地图的形状类似于秋海棠，比较饱满，这种版图对于保护一个国家的中心腹地有比较大的好处。那时候俄国如果要从北方陆地进攻中国，无论从东北、华北还是西北方向，中国都可以利用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充足的回旋空间进行防守反击，保卫核心区域——关内十八省。可是外蒙古一独立后，中国整个北方的防御门户大开，东北、华北和西北都完全暴露在外。更为可恨的是，从1911年外蒙古第一次宣布独立开始，每次都是俄国人在背后撑腰。1945年外蒙古正式独立后，更是被称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内政外交完全被苏联一手掌控，随时可以成为苏联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和马前卒。

    在中苏对抗期间，苏联曾有四路进攻中国计划：远东军区的目标是哈尔滨，其后冲向沈阳；外贝加尔军区主力将从其中从内蒙古突入的苏军，将以一天100公里的速度，高速冲向北京，其余部队进入东北，冲向沈阳；西伯利亚军区兵力也将跨越边境冲向乌鲁木齐；中亚军区的任务是占领乌鲁木齐，而苏军空降部队将空降在兰州。这四路中最危险的是内蒙古这一路，苏军从外蒙古出发经过集宁，张家口就直达北京了，按理论仅需要3-4天时间，而且一路上基本都是宽阔的草原沙漠，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行进。这就像在北京头上悬了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掉下来。当时中国的判断是如果苏军走这一路，北京肯定是守不住的，zyzf只能南迁。外蒙古独立对中国地缘****的危害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显现，而且中国根本不能承受其重。

    从地缘****来看，苏联解体使中国北方受到的军事威胁大为减轻，上百万俄国军队从北方潮水般涌过来的噩梦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上演。而且苏联解体后，原来驻扎在蒙古的苏军撤出，俄国借道蒙古直接进攻北京的可能性下降，中国北方的安全形势得到很大的改观。但是，以此断定俄罗斯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北方可以高枕无忧的想法，却是大错特错。翻开俄国史，可以看出俄罗斯从当年的莫斯科公国开始一路走来，几经沉浮，屡遭波折，却总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屡败屡战，越挫越勇。别忘了十九世纪的拿破仑和二十世纪的希特勒分别率领当时近半个欧洲的军队去进攻俄国，结果都折在沙俄这头双头鹰手中。

    英国著名的地缘****学家麦金德认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欧、亚、非三洲由于陆上交通发达，已变成一个世界岛；世界岛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带，其范围大致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和中国的西藏，北至北冰洋。其外围则依距离的远近和人力，除东欧这个门户外，其余方向海权国家均不易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而占据心脏地带的国家却屡屡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张。据此，麦金德断言，占据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著名的三段警句：“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按照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几百年来占据世界岛的中心位置的恰恰是俄国。它代替了古代盘踞在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成为了欧亚大陆新的“地缘大锤”。一旦周边的国家有可乘之机，俄罗斯这只大锤马上就会锤打过来。而就自身的安全而言，除了在东欧方向上会受到来自西欧的进攻外，俄国在其他方向上几乎没有安全威胁。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使得俄国即使在欧洲受到沉重打击，也可以利用亚洲的广袤领土获得休养生息、重新崛起的机会。这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道理。苏联解体在俄国人看来只不过是其在建立世界帝国道路上遇到的一次小挫折罢了，只要加以时日恢复元气，它又会是欧亚大陆的主宰者。到那时，中国北方有可能又将再一次面临泰山压顶的军事威胁。

    1849年10月，林则徐因病势加重辞去云贵总督之职回闽治病养老。途经长沙时，经人推荐在舟中招见了左宗棠。左宗棠请他畅谈对英国等海上强敌的制敌方略时，林则徐将此前自己在新疆办理屯垦和水利时收集的西北边防资料送给左宗棠说：“此（英国）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据说，毛泽东在逝世前也曾留下“不怕南边虎，要防北方熊”的遗言。自近代以来，世界列强中窃取中国领土最多，对中国遗毒最深的就是俄罗斯。只要俄罗斯依然盘踞在中国北边，中国陆上的安全形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好转。只要外蒙古一日不在中国的控制之下，中国整个北方的战略纵深就几乎为零，尤其是华北地区更是随时有可能湮没在来自北方的钢铁洪流和漫天炮火之下。长期来看，中俄有可能因国际关系中的某些共同利益而进行阶段性的合作，但两国的宿怨太深，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等方面的冲突又难以调和，很难排除双方重新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总而言之，因为俄罗斯的存在，中国北方安全隐患实在太深，不适合作为中国****中心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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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5 20:03
4、外战不出川

    “围魏救赵”在中国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典故：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将田忌、孙膑率军救赵，趁魏国国内兵力空虚，引兵直攻魏国首都大梁。魏军回救，齐军乘其疲惫，于中途大败魏军，遂解赵围。人们往往用这个故事来论证军事上“攻其必救”的重要性，却很少有人去研究魏国在定都问题上的致命缺陷。魏国首都大梁，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开封，四周地势坦荡，无天险可守——这才是围魏救赵能够得逞的根本原因。试问如果魏国的首都像秦国国都咸阳那样在“关中四塞”之中，齐国军队又如何来围魏？贪图和平时期地势通达的便利，把国都放在无险可守之地，一到战时就等于玩火自焚，使自己身处险境。围魏救赵敲响了大梁作为首都在安全上的警钟，但魏国却没有亡羊补牢，结果公元前225年秦兵引鸿沟之水淹灌大梁城，大梁城毁，魏王假被迫投降，魏国灭亡。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根本原因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社会经济全面落后，无法应付来自西方新兴工业国的挑战。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展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但是从直接原因来看，近代中国屡屡屈服于列强的淫威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首都选位失当，很容易就被对手捏住七寸。作为一个非西方、没有制海权的沿海国家，完全放弃辽阔疆域的战略纵深对外敌的天然防御作用，毫无自知之明地把国家的首都放在无险可守的东部沿海地区，一遇战事只能真枪实弹地与战力完全不和自己处于同一层次的强敌进行厮杀，结果当然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自取其辱。  

    落后就要挨打。要改变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根本途径当然是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壮大自身的实力，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途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也肯定不会缺少外部挑战。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在世界上排名靠前，但在军事上却远未达到像美国那样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本土高枕无忧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变对外关系中的被动局面，提高国家****经济的整体安全性，发挥中国疆域辽阔的优点对明显已不适宜的首都选位进行调整，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近代以来，中国之前那种与其他文明近似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原本相对优越的地缘环境开始恶化，逐渐演变成为现今世界诸大国中地缘环境最为恶劣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东边海上需要面对世界第一海上霸权美国，北边陆上需要面对世界第一陆上霸权俄国：外部威胁不但都是世界级的，而且还是海陆兼备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环境，为了避免重蹈晚清和国民zf的覆辙，我们需要认真评估国家的安全形势，从长远计对首都的区位进行调整。具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肯定是不行了，首都只能往西迁；北部与俄蒙接壤的三北地区也非安全之地，首都应该往南迁。一个往西、一个往南，因此从地缘环境来讲，中国最安全的地区应当是西南地区，再具体一点，那就是四川盆地。

    据说，孙中山先生曾留下“外战不出川”的遗训。不管真假如何，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在应付外部威胁时的优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四川盆地位于中国腹心地带，距东部海岸线和北部国境线都有一千公里左右的距离。即使在现代化战争中，这也绝对是一个难以轻易逾越的战略纵深。光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其他地区就鲜有能与之匹敌者。更何况在中国的几大战略要地中，论山川险固，无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国地形中东西向的山脉与南北向的山脉在这一带纵横交错，形成封闭完整的盆地，而且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重山峻岭，层峦叠嶂，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

    四川的西面是横断山脉，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脉东西延绵，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为四川西部屏障；南面是号称“地无三里平”的云贵高原，地域辽阔，地势崎岖不平，极难通行。四川的西、南两面因地形地势险恶，在古代多属羁縻之地，除了唐朝时的吐蕃和南诏曾威胁到四川盆地外，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受到过严重的外部威胁。因西、南两个方面通行不便，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其东、北两个方向，受到的外部威胁也主要来自这两个方向。历史上，四川在应对这两个方向外部威胁时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凡。

    中国历史上由东向西的外部威胁无过于日本侵华战争。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国民zf就预料到日本人大规模的入侵是无可避免的，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战略西移。1935年3月，蒋介石率大批幕僚飞抵重庆，策划追剿红军，统一川政。从此，南京国民zf又开始注重西南建设，并力图把西南作为今后对日战争的根据地。3月4日，蒋介石在zl纪念周讲演时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27日，蒋介石面对即将来临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两天以后，蒋介石在另一次讲演中又强调：“日本人无论在东三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蒋介石还确立了“改革四川的****，整顿四川的军队，转移四川的风气，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的建设方针，并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负责筹划、组织和督促，从而为控制四川军阀、zy军势力进入四川以及抗战爆发后国民zf顺利地迁都重庆奠定了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以东三省为根据地，由北向南大规模进攻中国华北地区，大有重演满清入关之势。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主动于1937年8月13日打响淞沪会战。此战历时三个月，国民zf投入国队80万，虽然最终战败，但却以60%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此战后，日军基本上是沿长江西进，很快攻陷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只不过这时的国民zf已迁往四川盆地的重庆。差不多一年后，日军又攻占了中国中部重要的战略要地武汉。至1940年6月枣宜会战结束后日本占领宜昌时，日本人与国民zf的陪都重庆貌似已近在咫尺，因为宜昌再往西的城市就是重庆了。可是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军始终没能进入四川盆地。重庆虽屡遭日军轰炸，却一直作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坚如磐石地屹立在中国腹地，像灯塔一样指引着全国各地的抗日民众。

    在抗日战争前期，与中国军队作战时日军的战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之所以没能攻占重庆，并不是说日军突然之间变无能了，而是重庆的地理因素使得攻占重庆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宜昌与重庆之间虽然没有其他城市阻隔，貌似相邻，但直线距离长达470公里左右，唯一的通道是长江三峡，实际水路距离约650公里。650公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武汉到上海的直线距离。日本在攻占宜昌时，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已占领了大片领土，需要庞大的军队进行驻守，已很难抽出大量的军队进行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重庆地处中国腹地、战略纵深大的优点在此时得到很好的体现。然而单单距离远还不足以使日军止步不前，重庆的另一大地理优势是地势险要。宜昌与重庆之间的长江水道犹如一个细长的瓶颈，长江三峡滩多流争，礁石密布，航道弯曲狭窄，两岸皆崇山峻岭。蒋介石在1935年3月视察四川的日记中曾说：“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这里不像长江中下游，日本当时规模世界第三、实力世界第二的海军已没有用武之地，陆军机械化的部队也寸步难行，只有空军能耍点威风，但是单凭空军是不可能征服重庆的。因此，日军即使一路向西打到了宜昌，也只能望长江三峡而兴叹，始终没能踏入四川盆地。

    说完了东边的威胁，再来看四川在面对来自北方的外部威胁时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受到最严重的来自北方的威胁无过于蒙古人南侵。在蒙古入侵以前，除女真曾短暂入侵过四川北部边陲的少数地区外，至南宋时四川从未经历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1227年，蒙古军队第一次入侵四川后，当时的南宋朝野认识到四川是南宋抵御北方蛮族政权的上游要塞，在四川境内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到川南的四川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构成了一道屏障，阻挡蒙古大军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推迟了进攻南宋的进程。

    蒙古在灭亡大理国后，决定全力攻宋。公元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命忽必烈进攻鄂州，塔察儿、李璮等攻两淮，分宋兵力；又命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蒙哥则自率蒙军主力攻四川。蒙哥以四川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意欲发挥蒙古骑兵长于陆地野战而短于水战的特点，以主力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与诸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10月，蒙军为堵截从重庆救援四川成都的援军，在重庆合川打响钓鱼城之战。在战斗中，被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古大汗蒙哥被流弹击中身亡，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此时蒙古的南北两支军队基本上是按预定计划进军的，只因西边主攻战场的失败而功亏一篑，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全面瓦解。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军事扩张过程里，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例子，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此后欧亚各战场蒙古众王回师争夺汗位，使得宋王朝又延续了20年。

    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从1227 年起至1278 年为止，四川军民共用了51年的时间抵抗蒙古侵略者。当年蒙古灭南宋的既定战略是先攻占四川，然后利用上游优势顺江东下灭掉南宋。结果四川一攻攻了四十多年都没能攻下，蒙古人只能调整战略改变主攻方向。直至南宋灭亡，蒙古人都没有能依靠军事力量征服四川。十三世纪前期，蒙古铁骑蹂躏了半个亚洲，用了22年时间灭金，用了21年时间灭西夏，其他所征服的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抵抗，然而竟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最后征服了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究其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啃不下四川这块硬骨头。四川在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时所发挥的能量可见一斑。

    被誉为中国****地理之理论先驱的沙学浚在抗战时期从****地理学的视角详解了中国的地缘****形势：18世纪以前，每遇外患压迫中国的国都总向南迁移，称为南渡时代。南渡时代南北冲突有三个区域：“第一个地带可称之为摩擦地带，从辽东辽西经过内蒙地区，包括河套直达河西走廊及迤西之地。第二个地带，摩擦地带以南黄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各省。第三个地带，称为通过地带，指秦岭以东、黄河以南，大别山淮水以北地区。第四个地带即退守地带。长江流域可作退守地带的有三处，即是四川盆地、湖广湖泊区和江淮之间。”****战争后，国都遇到外患压迫迁移，总是迁向西方，称为西迁时代。西迁时代国防四大地带：“第一地带是摩擦地带，指沿海七省的海岸和海岛。第二地带是枢纽地带……指沿海七省——旧辽宁、河北……福建、广东和间接临海的四省——辽宁、热河、广西、云南。第三地带是通过地带，指枢纽地带以西以北，包头、潼关、三峡以东各省区。第四地带是退守地带，指包头以西的内蒙、陕甘两省和川黔滇，青海西康两省东部精华区域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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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5 20:04
虽然在火器时代来临后，“胡人南下牧马”已成为历史陈迹，游牧民族不再是中原政权的头号外患了。可是由于沙俄的出现，中国北方的威胁并未解除，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依旧高悬。可以这么说，中国在****战争以后处于南渡时代和西迁时代交汇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东边和北边两个方向的双重威胁。而不管是南渡时代还是西迁时代，四川都属于第四地带的退守地带，因此才会被蒋介石称为是“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在面对中国历史上来自东部和北部最严重的两次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四川的表现阐释了什么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也阐释了战略纵深和山形地势在对抗外部威胁时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东部重镇重庆，在两次抵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堪称中流砥柱。

    千金之体，坐不垂堂。如果中国从战略安全出发对国家首都的区位进行调整，地处西南、有足够战略纵深的四川盆地当仁不让是理想之地，而经过两次历史检验的重庆则无疑是新都的上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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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6 19:41
5、踞一隅而制全局

    东汉桓谭在《新论》中说：“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其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棋盘。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定都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要透过纷繁错杂的表象，找到现当时整个地理大棋盘上真正能统摄全局的“天元”位置，实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目的。

    中国古代在都城选址的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标准是要有利于zyzf实现“外御内制”的战略目标，即对外要能够借助山形地势构造牢固的防御体系，有效抵御外敌的入侵，避免出现都城无险可守、轻易被敌人攻陷的情况；对内则要求可以实现对国土的有效控制，保证政令通达，特别是对地方的叛乱要有一定的免疫能力。这两点要求看似简单，但要同时兼顾却有一定的难度，历史上顾此失彼的王朝不在少数，比如明朝迁都北京，对外能够借助燕山、太行山和长城对北方的敌人进行有效的防御，却无法改变北京向南门户洞开的现实，最终亡于内部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手；北宋定都于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开封，对内能够有效、快速地调集军队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和镇压各地的叛乱，但对外却因周围无险可守被金人一举攻下国都而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中，真正亡于外敌入侵的朝代只有北宋，其他王朝灭亡的原因主要还是内部叛乱，这也使历朝历代养成了“重内轻外”的传统。在zyzf看来，处理政务的头等大事是防止地方发生叛乱，因为这可能会危及整个王朝的生存。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每一个统一王朝在如何加强zy集权、防止地方叛乱方面可谓费尽心机，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在都城的区位选择上下功夫。以历史经验来看，通过都城选址来增强zyzf对地方控制能力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都天下之中”，另一种是“踞一隅而制全局”。

    “都天下之中”就是选择国家地理中心的中原地区作为建都之所。《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zy。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在一个zy集权制的国家，zy与地方就相当于头脑与躯干的关系，对于zy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 “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建都在中国南北和东西交汇的中原地带，据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之要冲的枢纽区位，四面联通性好，便于人员、物资的往来运输，有利于zyzf更为有效地指挥、监视、控制地方政权，同时也可以凭借zy与地方之间众星拱月般的地理布局，利用地方作为国都的天然防护屏障。因此，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历史上“都天下之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定都于四方之中的洛阳。

    然而选择地理中心的中原地区作为建都之所，在和平时期固然优点很多，但一遇战乱其弊端也就开始暴露出来。在中国古代地域间的大规模对抗中，东西之争大致以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作为中轴线，南北对峙则大致以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为中间轴线。因此，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除此之外，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可以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都是必争之地。这就形成了中原地区“无事则已，有事则先受兵”的局面。在天下纷乱之际，中原因地处全国地理中心，四面受敌，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

    西汉初年，娄敬曾以“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来评价建都洛阳。事实上，这里的“有德”、“无德”基本是以zyzf是否强大为评判标准的。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不顾大臣反对，迁都洛邑（今洛阳）。《东周列国志》上说:“洛邑虽天下之中，其势平衍，四面受敌之地。”平王东迁后，周天子一方面丧失了关内的土地，实力大减，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四周磨刀霍霍、虎视眈眈的诸侯，成为狼群包围中的一头绵羊，最后只能逐渐沦为任诸侯摆布的傀儡。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东汉末年。汉光武帝刘秀放弃长安而定都洛阳，在东汉前期zyzf强大时尚未有什么问题，可在黄巾军起义后，各地豪强并起时，身处洛阳的东汉皇帝便成为各方诸侯眼中的香饽饽。东汉末年，董卓、李傕、曹操等势力先后挟持汉少帝、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王朝最终步东周之后尘，亡于诸侯之手。此后定都洛阳的曹魏、西晋、北魏、后唐基本上也是类似的情况。

    与“都天下之中”这种在自己放在舞台中心的做法不同，“踞一隅而制全局”的逻辑起点就是让zyzf在地理成为一个旁观者，避免轻易被各地的动乱波及。在采取这种做法的统治者看来，全国的领土至少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核心区域，即统治秩序相当稳固，能够随时为zyzf提供强大支持的区域；另一种是一般区域，即统治秩序并非十分稳固，有可能会发生叛乱的区域。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原理后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踞一隅而制全局”这种以小制大的做法有点类似于杠杆原理，以核心区域作为动力臂来撬动作为阻力臂的一般区域，而国都就是那个支点。

    中国历史上最先采取“踞一隅而制全局”这种做法的是西周。周武王灭商后定都镐京，踞西北一隅，凭崤函之险虎视中原。关东诸侯虽有异心者，终不敢越雷池半步。平王东迁，周室衰落后，秦、西汉先后在周故地崛起，以关中四塞作为防火墙，继续将西周这种以小制大的策略发挥到极致：天子坐镇关中，雄视天下。中原有事，则兵出函谷关；荆楚、江南有事，则兵出武关；汉中、巴蜀有事，则兵出散关。若四方皆叛，zy无力镇压，则封锁关中四塞，阻止叛乱向关内蔓延，确保关中根本之地不受侵扰，以图重整旗鼓、扭转乾坤。正如留侯张良所说：“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在秦和西汉之后，继续在关中建都、奉行“踞一隅而制全局”这一定都策略的是隋唐。此后随着关中地区的衰落，中原政权很难再找到拥有像“关中四塞”那种山形地势的地区，在都城选址方面以小制大的做法逐渐被汉民族的政权放弃，直至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自唐末以来的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与魏晋南北朝时那种不自信的态度不同，完全是一种“彼可以取而代之”的态度。在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眼中，南方的汉地仅是被他们武力征服的异族土地，与北方本民族的祖居之地不可同日而语，随时有反叛的危险，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丢弃本族根本、迁都中原腹地、自我汉化的做法无疑是自掘坟墓，要想统治全国必须采取立足本族故地、虎视南方汉地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新型的“踞一隅而制全局”：以北方本族龙兴之地作为动力臂来撬动南方汉人聚居区，而迁都北京就是为这个杠杆找一个最佳支点。

    在唐末以来中国北方兴起的一系列少数民族政权中，最先在定都问题上尝试“踞一隅而制全局”策略的是金朝的完颜亮。1153年，金主完颜亮下诏将金朝国都自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东南)迁至燕京（今北京），让国家的****中心背靠东北金人的祖居地，面朝华北新征服的农耕区。这种做法与定都关中的汉人王朝利用崤函之险来守卫国都安全不同，金人没有想利用燕京周边的山形地势来阻挡南方汉人的反扑，他们真正的依仗是东北的祖居之地以及来自祖居之地的铁骑。说到底，国都燕京只不过是金人经略华北农耕区的桥头堡，或者说是防范华北汉人反抗运动向东北扩散的安全阀。这种布局比起汉人定都关中更像是一个典型的杠杆，支点在中间，力臂在两端。只不过由于南侵所获领土少，与东北祖居之地相比面积相差不大，金朝定都北京还谈不上真正的“踞一隅而制全局”，最多算是以北制南、以一制一。

    元朝继承了蒙古帝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包括原西夏、金、南宋、大理、吐蕃各部等政权的领土，疆域可谓空前辽阔。在蒙古人眼中，南方征服区并不算真正的国土，而更像是他们的殖民地，因此按征服时间的先后将南方征服区域的居民分为三六九等，实施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正是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他们没有把国都主动迁往中原腹地，而是效仿金朝定都北京。元朝国土虽大，但以长城为界大致可分为北方草原和南方农耕区两部分。北方草原是蒙古人的龙兴之地，在他们看来也是政权立足的根本之地，南方农耕区虽然富饶，但终究是汉人的聚居地，有反叛的危险。定都北京，进可南下弹压汉人叛乱，退可北上固守本族龙兴之地，既可避免定都漠北草原对南方领土的管理鞭长莫及，又可避免定都中原腹地被汉人的****大海所包围，实现立足蒙古草原而控制全国的目的。因此从国家的整个格局来看，相较金朝而言，元朝定都北京才算是一种真正的“踞一隅而制全局”。此后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也基本上承袭了这种逻辑。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王朝奉行“踞一隅而制全局”的定都策略，很重要一点在于其有利于降低国家****中心被地方动乱波及的概率。当叛乱之火在地方蔓延的时候，居于国土中心的首都在和平时期四通八达的优势瞬间可以变成了四面受敌的劣势，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但如果国都偏居一隅，那么被动乱的洪流冲击的可能性就会减少。比如对于关中来说，它与中原竞技场之间有崤函之险的地理隔断，在天下纷乱之际可以阻断“山东之乱”向关中扩散；对于北京来说，它位于长城以南农耕区的最北端，远离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人口聚居地和动乱易发区，长距离的纵深天然有阻滞动乱蔓延的作用。历史上定都关中和北京的王朝中，国都周边很少成为动乱之源，它们的覆灭基本上是大部分国土已丧失控制、王朝大势已去的结果，极少出现因国都被“斩首”、政权“脑死亡”的现象。

    除此之外，“踞一隅而制全局”的定都策略还有利于提高zyzf对地方动乱的反制能力。由于掌握着全国的军队和物资，通常情况下只要zy的权威尚在，zyzf在应对地方叛乱时还是占据着极大的力量优势。因此对于zyzf来说，在应付叛乱时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也就是要延长从叛乱爆发到国都被殃及的时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zyzf可以充分发挥“以全局制一域”的优势，源源不断地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扑灭叛乱之火。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和晚清剿灭太平天国就是最好的例子。“踞一隅而制全局”的定都策略利用地理隔断和战略纵深来延长****中心受到冲击的时间，为zyzf进入战时状态、调动各种资源提供了充足的缓冲时间，增强了它对地方动乱的反制能力。

    《诗经》上说：“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从战略目标来看，“踞一隅而制全局”的定都思想以一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态度来提前应对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叛乱，是一种安全导向型的建都策略。历史上统一王朝定都于关中和北京基本上都可视为是这一思想的产物。经过诸多朝代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踞一隅而制全局”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建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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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uzhou6    时间: 2016-9-6 21:25
目前情况下,说这个感觉就是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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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7 21:58
6、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三国。”这是《三国演义》第一回的开篇语，讲的是从东周末年至三国这段时间的历史。事实上在此之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依然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与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始终没能再次统一不同，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是交替出现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一种特有的现象。正所谓：“天下不能有治而无乱也。繇乱而之治，则州域奠定，而形势操于一人。繇治而之乱，则州域纷更，而形势散于天下。”

    除亡于异族之手的北宋外，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统一王朝的灭亡方式都属于“土崩瓦解”式的：在zy权力式微后，整个国家被巨大的离心力撕得四分五裂，群雄纷纷割据一方。此后，经过短则几年至十几年、长则几十年至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国家又再一次统一。详细研究每一个统一王朝的建国历程，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前一个统一王朝倒下后立即补位的王朝，其政权也是建立在兼并战争的基础之上，如隋末唐初，割据政权17个；元末明初，割据政权14个。由分裂到重建统一的过程在地理上依稀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在普遍的动荡和混乱中往往先沉淀出局部的秩序，再经由这些局部的秩序而趋向全面秩序的建立和统一局面的形成。

    “一夫荷戈，群雄角逐，天下各有其形势，而州域于是乎不可问矣。有大力者出焉，提衡握机，取天下之形势，而独决于指掌之中，于以芟除僭伪，削平祸乱，而形势复定。”兼并战争与黄巢起义这种流动式作战不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而且兼并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地域的力量就发挥得越明显，比如三国时的蜀汉政权，虽然既有血统上的正统性，又有“五虎上将”和“多智近乎妖”的诸葛丞相，可最终还是亡于北方的篡逆政权曹魏之手，根本原因就是曹魏的土地和人口数倍于蜀汉。因此在群雄纷争的局面中，占据一块山河形胜之地，往往关系到争霸战争的成败，如李唐政权原本驻守太原，起兵时不过拥兵两万，在隋末群雄中实力不算出众，却能够千里奔袭夺取关中，然后以“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关中为根据地逐鹿中原，最终统一天下。  

    “根本云者，得之则兴，失之则亡，当竭智尽能以图之，竭智尽能以保之者也。”割据政权进行争霸战争需要占据一块好的根据地，统一王朝驾驭四方同样需要选好自己的根本之地，原因无他，踞一隅而制全局尔。中国辽阔的地域被诸多山川河流分割成一系列的地理单元，又经过几千年历史的分化组合，形成了几大相对独立的板块：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国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南北朝时的南北对抗、南宋与金之间的对抗，基本上是以这条线为界的；在北方内部以黄河由北向南段为界，又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战国时秦与关东五国之争、南北朝时北朝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的对抗，基本上是以这条线为界的；宋以来，随着金人和满洲人的两次入主中原，东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板块也成为中国版图的牢固组成部分；本来蒙古草原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板块，但在外蒙古独立后，内蒙古已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板块，只能从属于其他板块；在南方，以巫山为界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三国时的东吴和蜀汉大致以此为界；近代以来，随着南岭以南地区的崛起，华南也成为中国版图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独立板块。

    由此可见，参照历史上的分合轨迹，今天的中国在地理上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相对独立的板块：一是西北板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也包括青海、新疆和内蒙古西部；二是华北板块，包括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京津和内蒙古中部；三是东北板块，包括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四是西南板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五是华东板块，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六是华南板块，包括两广和海南，也包括尚未统一的台湾省。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划分，比如安徽和江苏北部在历史上都视为北方的一部分，福建的中南部有时也被视为华南的组成部分。

    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曾指出：15世纪初中国放弃了因长江之利而对大海开放的南京，却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可见，国都的区位选择会对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如果要对首都的区位进行调整，只可能在六大板块中进行选择。要在中国的六大板块中选择最优的位置作为定都之所，实现“踞一隅而制全局”的目的，就必须对这六大板块有详细的了解。

    首先要说的肯定是西北板块。古时有“天下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认为：“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中自古帝王州，历史上兴于关中、定都关中的统一王朝就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五个，至于割据政权就更多了。因为关中的存在，西北板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从当前情况而言，西北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与秦汉、隋唐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西北板块虽然土地辽阔，但在中国各大板块中却是自然条件最为恶劣、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经济水平最为低下、人口分布最为稀少的地区。从长远来看，由于水资源、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西北板块不具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高地的条件，也没有能力承载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而且由于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这一板块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离心力最强、安全隐患最大的地区。历史上西北板块的核心区域关中平原，面积才3.4万平方公里，其体量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中实在过小，无法与其他板块一争高下，而且在现代化的军事装备面前，“关中四塞”纵深太小、过于单薄，无法像冷兵器时代那样起到很好的防卫作用。因此把国都放在西北板块、以之为国家的核心区域缺少基础支撑，无法实现雄居西北、内制全局的目的。

    第二个要说的是华北板块。华北板块在中国版图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它是中国六大板块中开发时间最早、开发程度最深、区域内地理联通性最好、文明同质化水平最高、人口密度最大的板块，是中国名符其实的核心区域。除了定都关中的王朝外，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统一王朝几乎都定都在这一板块，至于割据政权那就更是不胜枚举。如果一个政权丧失了对华北板块的控制，比如说东晋和南宋，那么它是否能代表中华正统的合法性都会受到置疑。

    华北板块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地区博弈的角度而言，以之作为定都之所也有一定的隐忧。华北板块历来是中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都是必争之地。它的地理通达性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很好的。这在和平时期无疑拥有巨大的优势，方便定都于此的zyzf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可是一旦发生动乱，来自东北、西北和南方的势力可以很轻易地进入华北，四方之中的优势瞬间变成四面受敌的劣势。这一点在北洋zf时期直、皖、奉三系军阀加国民zf四股势力的博弈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历史经验来看，“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是实现“踞一隅而制全局”策略的基本条件。内部通达条件过好、对外开放性过高的华北板块，作为逐鹿问鼎的真正竞技场，在天下纷乱之际很有可能被四方分崩的离心力撕裂成为动荡交汇之地，因此也并非理想的定都之地。

    第三个要说的是东北板块。东北板块成为中国版图稳固组成部分的时间尚不足千年，但却对中国的整体走向产生过三次决定性的影响。女真和满清入关自不必说，在抗战结束时东北的工业产值竟占到全国的80%，因此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强调：“从我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了他的论断，百万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上演了现代版的“得东北者得天下”。

    东北板块作为中、日、俄三方利益交汇处，在近现代史上曾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解放战争中和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现今也是国家重要的重工业和农业基地，但是要把国都放在这，却未必合适。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王朝曾定都东北，即使是像金、满清这种祖居东北的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后也将首都迁离东北，原因很简单：从中国的版图来看，东北过于偏居一隅，定都于此难以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掌控。今天的东北已完全汉化，既无分离主义倾向，亦无外敌侵占的风险，无需以国都镇之。再加上东北板块所处纬度过高，冬季过于漫长和寒冷，不但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外来人口也很难适应，实非合适的定都板块。

    第四个要说的是华东板块。如果说华北板块代表的是黄河文明，那华东板块代表的就是长江文明。论在整个国家中的份量，华东板块是唯一能与华北板块媲美的板块。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曾有言：地气东南迁。今天的华东板块是中国自然条件最优越、人口总数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板块，称得上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隐隐有成为六大板块之首的势头。

    尽管自身条件相当优越，但如果定都华东板块，绕不过的一个问题是南北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以北制南的传统，统一王朝定都北方可以实现对南方的有效控制，反之则不行。元朝时，为了加强对汉地的控制，行省区划时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南方各省在对抗北方时失去了扼险而守的地理条件，使得以北制南更为便利。明朝的建文朝和国民zf都可以算是定都南方的统一王朝，但在面对北方燕王朱棣和g**的军队时，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很快就被对方推翻了统治。历史上历次南北对抗中，南方即使暂时拥有优势，但只要时间一长，战略主动权又会重新回到北方，这对南方来说是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因此把国都放在华东板块，从防控风险、地区博弈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好的选择。

    第五个要说的是华南板块。在近代之前，华南地区在整个国家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是不高的，长期从属于华东板块，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板块。****战争后，华南逐渐成为中国受西方影响最深的地区，开始显现出它的独立性。ld太平天国的洪秀全、ld戊戌变法的康梁、ld辛亥革命的孙中山皆出自华南，华南板块在整个国家中往往扮演着现行秩序挑战者的角色。

    不过说到定都区域，华南可能是中国六大板块中最不适合的。这一地区虽然纳入中国版图的时间很长，但深度开发的时间很短，再加上距离中原路途遥远且多地理阻隔，长期游离于中华核心文化圈之外。在历史上，不要说统一王朝建都于此，华南地区连割据政权都少得可怜，只有西汉时的南越和五代时的南汉。虽然国民革命期间，华南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的大本营，对当时的国家局势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一旦国民zf夺取长江流域后，立马迁都华东板块。华南地区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各板块的较量中，华南板块偏离国家地理中心太远，实力过于弱小，无法拥有足够的决定权。一般当各方博弈波及到华南时，大都已是大局已定的扫尾阶段。因此，华南实在不适合作为国都所在地。

    中国各大板块的地位和重要性是相对而言的，也是随时代而变迁的。在当下要选择根本之地，不但要考虑各大板块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分化组合，更要考虑当前整个世界的发展形势。只有做到既顺应历史潮流又符合世界大势，才能找到真正适合建都的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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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10 13:59
7、“厅堂”转换中的天府之国

    “天府”本为古代官职。西周于“春官”下设“天府”，“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后来引申义为天生的仓库。天府之国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区数量可着实不少。

    《战国策·秦策一》：“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指关中地区。

    《大明一统志》卷一：“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指华北北部。

    《旴江集》卷二十八《寄上孙安抚书》：“嗟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国。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之神圣，非一朝一夕而得……。”指江淮以南。

    《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一：“唐邕天保……十年从幸晋阳，除兼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帝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曰：‘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见重如此。”指山西太原附近。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原序》：“禹奠山川，鱼鳖咸若；周登俎豆，鲂鳢是珍。……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指闽中南一带。

    《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九《国俗·物产·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指沈阳一带。

    然而两千多年来，在大众层面上成为共识并作为常识沿用至今的“天府之国”还是特指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战国后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子二郎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了zy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再加上四川盆地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因而避免了历史上很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成了名符其实的“天府之国”。

    从中国建都史来看，中原汉人王朝要想充分实现“踞一隅而制全局”的战略目的，建都之所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地理位置偏居一隅，减少被动乱波及的可能性；山川形势可形成地理隔断，提高对于动乱的免疫性；经济基础足够坚实，增强对于动乱的反制力。历史上定都关中的王朝正是凭着地处西北一隅、占据关中四塞、坐拥关中平原这三点条件得以“踞一隅而制全局”。认真比较巴蜀和关中，不难发现头顶“天府之国”之名的四川盆地所具备的优势其实并不逊色于关中，有些方面甚至还要胜过关中。

    就地理位置而言，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因为居高临下便于控制全国。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关中的优势在于地处西陲且居黄河上游，“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但是巴蜀也同样具有上游优势。《读史方舆纪要》有这样的描述：“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南宋汪若海也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关中和巴蜀皆地处西部，且分居黄河、长江上游。就地理位置而言，巴蜀不输于关中。

    就山形地势而言，关中的优势在于关中四塞：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但是在这一点上，巴蜀的优势比关中还要明显。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国地形中东西向的山脉与南北向的山脉在这一带纵横交错，形成封闭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为其北部屏障；巫山分布于其东；折向西南，经大娄山而与云贵高原相接。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巴蜀都是重山峻岭，层峦叠嶂，防护之厚远非关中可比。关中有四个方面需要防守，而巴蜀只有两个：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俱易守难攻。

    就经济条件而言，关中的优势在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开发较早，人烟稠密。然而由于开发过度和战争破坏，自秦汉后关中的经济就开始逐渐衰落了。《新唐书》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巴蜀地区发展条件比关中要优越得多，无论在体量还是气候条件方面，四川盆地都远胜关中平原。秦汉时期，蜀地富商闻名天下。东汉初，中原饥谨，而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唐宋时期，益州富裕与扬州相埒，赋税为天下最。李白有诗云：“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间得及此间无。”说明在唐朝时，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超过秦地了。

    对于坐镇关中的王朝来说，在“踞一隅而制全局”的战略中关中与巴蜀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前厅与后堂的关系：关中地接中原腹地，便于逐鹿中原，故为前厅；巴蜀地处盆地自成一体，属战略后方，故为后堂。据关中不得巴蜀，则不能成席卷天下之势；据巴蜀而不得关中，则终为割据一方之势；只有同时据有关中和巴蜀，才能占尽上游之势，北制中原，南临荆楚，高屋建瓴，虎视天下。详细考察每一个定都关中的王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中的辉煌至少在两方面要归功于巴蜀：

    一是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北方政权取得四川便可借助上游之势，顺流长驱，直下东南，消灭南方的割据政权。战国时期，巴蜀之地就已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一再出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之类的辞令；三国后期邓艾灭蜀后即提出：“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联合各路军队灭陈。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由此总结道：“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扫叶，得势故也。”

    二是在统一王朝控御天下时，巴蜀地区作为zyzf的重要税赋来源之地和战略大后方，对于稳固王朝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自秦灭蜀而富强益著，后之兼天下者，其能一日忘蜀哉？”四川的富庶对于一个王朝的兴盛来说无疑能提供强大的助力。西汉刘邦在北伐时以汉中作为立足点的同时，通过栈道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西蜀后方基地的支持。因此，司马迁说：“汉之兴自蜀汉”。《三国志·诸葛亮传》：“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唐朝时，安史叛军和黄巢的农民军两次攻陷长安，关中的帝王之基危在旦夕。这时候，巴蜀作为关中战略大后方的作用显现出来。当时的唐玄宗和唐僖宗都是选择逃往四川，避敌锋芒，然后号召天下之兵共击叛军。这两次入蜀使李唐绝处逢生，躲过靖康之变式的一击必杀，成为秦统一中国以来国祚最长的王朝。

    在讨论关中与巴蜀的关系时，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为什么关中是前厅，巴蜀是后堂，而不是相反呢？从现实的条件来看，无论是山形地势还是土地规模，四川盆地都可以算得上是升级版的关中平原。既然条件如此优越，巴蜀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成就应该超过、至少不逊于关中才对，但实际上两者却相差甚远。关中地区的历史地位之高是众所公认的，《新唐书》中说：“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历史上虽然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不产生独立的割据政权，但这些政权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在诸多的统一王朝中，也没有任何一个把国都定在巴蜀。与关中的显赫相比，巴蜀的****地位与其本身的条件严重不符。

    客观地分析，造成四川长期以来在****上默默无闻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什么蜀人“轻易淫佚，柔弱褊隘”、“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也不是历朝的统治者不能慧眼识珠，根本原因还在于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势。在中国的几大战略要地中，论山川险固、四周防护之厚，无如具有典型盆地地形的四川。四川盆地虽然内部通行条件较好，但与外部之间的交通条件很差，故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这种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但也妨碍了自身向外面的扩展。且四川与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中原之间有着两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正因为如此，川中政权很难有统一天下的机会，而统一王朝因定都巴蜀难以实现对中原腹地的有效控制，因而也都没有迁都川中。可以这么说，在冷兵器时代四川成也地理形势，败也地理形势。

    南宋以来，地气东南迁。整个国家的重心向南移动的趋势明显：一方面黄河流域逐渐衰落，在国家整体格局中的话语权开始下降；另一方面长江流域开始崛起，经济、文化上反超北方，在国家整体格局中的份量开始增加。南北力量天平的反转也体现在关中与巴蜀之间的实力消涨上：由于长期衰落，关中地区自唐末以来就不具备成就帝王基业的基础，丧失了国家核心区域的地位；反观巴蜀地区则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坐拥“天府之国”的桂冠，虽屡遭劫难，但都能恢复元气，逐渐成为国家坚实的战略大后方。

    一个地区在国家版图中的地位往往是以实力为基础的。随着实力的强弱转化，关中和巴蜀之间那种前厅与后堂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整个晚清时期，当北京受到外敌威胁时人们首先想到的迁都之地仍是关中。1900年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狩的目的地也正是关中的西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举侵华时，国民zf虽仍然不忘强调陕西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如蒋介石在1935年强调：“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但却义无反顾地迁都四川盆地，将巴蜀当作抗战的大本营。到了这个时候，在巴蜀与关中的关系中，巴蜀摇身一变成了前厅，而关中则退居二线成了后堂。

    历史上巴蜀地区之所以沦为后堂，关键在于对外交通不便。随着现代交通业的迅猛发展，四川盆地与外部交通困难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改观，制约巴蜀地区在国家整体格局中发挥更大影响的因素正在不断削弱。四川从后堂向前厅的道路开始越走越宽。国民党将领刘峙在抗战时期解释国民zf为什么迁都重庆时曾说“在战略上讲，是有着进攻退守的天险；在经济上讲，有着自给自足的宝藏；在交通上讲，有着水陆空运的便利。不管天时地利，没有不占着优势的。”传说抗战期间蒋介石在峨嵋山游历时，曾抽得一签：“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此说法的真伪无从考证，但蒋介石在抗战时迁都四川，面对实力远胜过自己的日本能坚持八年而不倒，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而在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三年时间就被实力远逊于自己的g**赶出大陆，这却是事实。国民zf在抗战中的实践，检验了四川盆地在军事上的防护作用，也证明了zyzf坐镇巴蜀也能够实现对国家其他地区的有效控制。

    在抗日战争前夕，蒋介石曾说：“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地。”八年抗日战争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今天中国的西南板块，除了自古以来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云南、贵州等历史上少数民族叛乱频发的地区，汉化程度也比较充分，基本上没有分离主义的倾向，国家统治的稳固程度远胜于关中所在的西北板块，已成为中国版图的牢固组成部分。如果迁都西南板块，zyzf可坐镇四川盆地中，利用巴蜀与关中的厅堂关系，据上游之势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若天下纷乱、狼烟四起，则可以利用大纵深的天然屏障隔断祸乱向川内蔓延，立足西南积聚力量，以图扭转局势重整乾坤。这正符合“踞一隅而制全局”的真正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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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17 16:48
第五章 经济：西进点睛之笔

    1、海洋时代的西部困境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由两列山岭组成的地形界线将国土明显地分成三级阶梯：西面一列是昆仑山—祁连山—岷山—邛崃山—横断山脉，简称“昆仑线”，东面一列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线，简称“兴安线”。被“昆仑线”包围的青藏高原属第一级阶梯，平均海拔约4500米；“昆仑线”和“兴安线”之间属于第二级阶梯，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局部地区在500米以下；在“兴安线”以东属于第三级阶梯，海拔在500米以下：三大阶梯基本上是以从西到东的顺序进行排列的。

    除了在地势上存在三级阶梯外，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样也存在着三级阶梯，只不过与地势阶梯刚好相反，它是以从东到西的顺序进行排列的：东部沿海地区为第一阶梯；中部地区为第二阶梯；西部地区为第三阶梯。论国土面积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的10.5%；中部占25.3%；西部占64.2%。但是就GDP总量在全国的占比而言，2014年东部沿海地区竟占到全国的57.6；中部占29.1%；而西部仅占到15.3%，与其国土占比完全不符。在人均GDP方面，2014年东部沿海地区已过6万元，中部地区也有4.6万元左右，而西部地区还未满3万元，不到中部的2/3和东部沿海的一半水平，着实堪忧。

    要想解释中国经济东、中、西部的梯度发展现象，就不得不提到大航海时代。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海洋对于人类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食物来源，但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人们认识到海洋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的通行能力。地球表面71%的面积是海洋，这是不受领土限制、没有建设成本的天然航道，可以连接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沿海地区。人类社会原本相互独立的各大文明圈因为大航海时代逐渐连成一体，资源配置的范围也从之前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扩展到整个世界。海洋一改农耕时代长期被轻视的地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海洋时代来临了。

    在农耕时代，靠近大江大河的平原地区因灌溉条件的优越，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但到了海洋时代，在经济发展条件方面占尽地利的则变成了沿海地区。作为陆地和海洋交合的地理区域，沿海地区拥有许多内陆地区所没有的条件，在商品交换、市场扩大、内外交通、技术交流、信息传递等方面优势都十分明显，比如沿海运输不仅运程远、运量大，运价也很低廉，吨/公里运价比火车便宜2/3，占汽车运费的1/5，飞机运费的十几分之一。正因为如此，一般来说同样的产业和同样的投入，沿海的经济效益都要比内陆的经济效益至少高出1/3，高的可达一倍至若干倍。得益于这种资源配置的高效益，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动向沿海地区流动，使之成为经济聚集与成长的高地。

    随着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显现，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格局变动拉开了大幕。从南美的巴西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从北美大陆的美国到东亚的日本，几乎所有国家的沿海地区都在与世界的接轨中迅速崛起：美国的东海岸经济带（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和西海岸经济带（旧金山－洛杉矶）、日本的环太平洋经济带和濑户内海经济带、巴西的东南沿海经济带（圣保罗－里约热内卢）、欧洲的环大西洋经济带和环地中海经济带、澳大利亚的东南经济带（墨尔本－悉尼）……在这场历时几个世纪的变迁中，沿海地区凭借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将内陆地区甩在了身后。

    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主要体现在南北方的差异方面。如《尚书·禹贡》中称雍州（关中）“厥田惟上”，扬州则为“厥田下下”。但在****战争后，地区间经济落差主要表现在东西向上。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东部沿海的港口一个个被辟为通商口岸。在价值规律的驱动下，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迅速向中国东部沿海聚集，饱受“海禁”之苦的沿海地区在摆脱“寸板不许下海”的枷锁后，开始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战争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繁华的城市：上海、天津、青岛、厦门、广州……这些城市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中国的陆海交合处，仿佛给东部沿海带上了一条珍珠项链。中国经济东高西低的格局就此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外部封锁再加上国防安全上的考虑，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度沉沦。1979年重新打开国门后，中国大陆效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沿海地区因其地利之便，形成一个对生产要素有巨大吸引力的磁场，“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再次形成。得益于各种有利条件的叠加，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迅速与中西部地区拉开差距，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在经历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底盘更为扎实，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大为增强，成了中国经济版图中当之无愧的“大半边天”。

    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遇到的困境。从纵向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当这种进步与东部地区放在一起进行横向比较时，就会立马黯然失色。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三阶梯，地域辽阔的西部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所占份额实在过小。究其原因，诚然西北干旱缺水、西南地势不平、青藏高寒等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很大，但是西部地区陷入发展困境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距离海洋太远了。

    一、距离海洋太远使西部地区无法充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

    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选择的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和拉美两个地区的不同实践结果证明：出口导向战略能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有效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而比进口替代战略更能推动所在国的经济起飞。改革开放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因为实行了出口导向型战略，才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来说，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却有一定的难度。与美国国土两端都直面大洋不同，中国的西部地区深入亚陆大陆腹地，无论哪个方向距离海洋都非常遥远，这就意味着它无法直接利用运量大、运程远、运价低的海洋运输对接国际市场，难以有效参与国际经济分工。

    国际经济分工的实质是资源配置的范围全球化，而驱动力则是更高的经济效益。“东亚奇迹”的一大重要支柱是欧美的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将本国的许多产业转移至东亚，从而产生生产要素聚集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西部地区由于距离海洋太远，国际物流往往是铁路、公路、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组合，环节多、成本高、耗时长、效率低，不像沿海地区那样可以充分利用远洋运输直接对接原料产地和国际市场，因此无法获得竞争优势，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显得相当无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能有效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链中的一环，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乏力。

    二、距离海洋太远使西部地区在国内梯度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

    梯度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梯度的地区要保持动态发展，一方面需要接纳新技术、新产业，另一方面需要向低梯度的地区输出旧技术、旧产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接受国外的产业转移时是作为低梯度地区，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它则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高梯度地区，同样存在着向区域外进行产业转移的问题。这时候，在国际产业的初次转移中落在后面的中国西部地区，如果能顺利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外溢，也不失为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现实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地理区位，它在国内梯度发展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发展梯度不能超越，只能由下层往上攀登。产业在国家或地区间进行转移寻找下一目的地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经济上的合理性，而这又很可能具体化为地理上的接近和交通上的便利。中国东部沿海产业进行转移，占有地利的并不是西部，因为在它与东部之间还有一个中部地区。近些年来“中部崛起”战略之所以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很重要一点就是中部地区利用于地理上接近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部分承接了东部的产业转移。西部位于中国距离海洋最远的区位，如果要承接国内的产业转移，那么它的来源地大部分则是中部地区。这也就意味着东、中、西部分处不同经济梯度的现实会长期持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和中部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

    三、距离海洋太远使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中的序位有被替代的风险。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优化国内的资源配置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得益于该措施，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能较早地参与到东部地区的经济起飞中来，得以分享沿海经济建设的成果，比如务工人员薪资的跨地区转移、资源外送的经济反哺等。但是这样一来，西部地区生产要素的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对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承接能力也会因全社会环保意识的觉醒而降低，再加上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后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因此单从承接产业转移来说，西部地区的竞争力是下降了。

    海洋时代资源配置的范围是全球性的。资本不会局限于一国的国界而放弃对更高利润的追逐。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当年之所以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生产要素价格、环境要求、政策优惠度方面有足够的优势。当中国西部地区因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的竞争力下降时，越南、印度等一些经济水平远逊于我们的沿海国家也开始利用后发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与中国西部地区争夺从中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如此一来，中国的西部地区就面临着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困境：在高端产业无法与欧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竞争，在低端产业又受到越南、印度等国的有力竞争，在产业转移中的序位有被替代的风险。

    从国际经验来看，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往往会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现象：地理位置不佳的地区相较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会有明显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放大。这是在经济效益这根指挥棒下，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分化组合的必然结果。因此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中国西部地区在海洋时代遇到的经济困境是无法破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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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21 20:05
2、中国的三次“西进运动”

    美国独立时，领土只有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州，与今天的版图相去甚远。从18世纪末开始，一场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地区迁移和进行开发的群众性运动拉开了大幕，历时长达百年，史称“西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美国的国境线一直往西推进到太平洋沿岸，成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直面两大洋的大国。广大的西部土地并入美国，让美国变得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外国移民。这使其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很快就摧毁了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1894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品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 1/3，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产品的总和还要多。通过“西进运动”，美国在一百多年中开发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这对使美国成长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说，“西进运动”是一场改变美国国运的运动。没有“西进运动”，也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地理位置作为自然环境的一个要素，其本身就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既可能为一个地区提供某种机会和条件，也可能严重限制该地区的某些经济活动。从全球范围来看，地理位置是导致一个国家内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西进运动”对于缩小美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协调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国家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供了经验。中美两国分居太平洋的东西两端，所处纬度相近，国土面积也相差不大。虽然没有美国东西面临两大洋的优势，但中国也有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而且同样存在着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也发生过三次“西进运动”。

    中国的第一次“西进运动”是抗战时期国民zf进行的工业内迁。近代中国工业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布局极不合理，一开始便大部分建在了交通便利、开发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东部地区的工矿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国民zf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企业迁往我国西南等地。最初选定的工厂内迁目的为武汉，后因武汉的陷落，国民zf又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并明确指令工矿调整委员会迁移战时工业时，要以四川、贵州、湖南省西部为主。据统计，到1940年底初告结束时，内迁的民营厂矿共计639家，拆迁机器材料总重量12万吨。同时，还有一批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例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家，资源委员会内迁的厂矿有18家。这次工业内迁被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战前中国西部工业几乎为零。1937年，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共有工厂237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资本1520.4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4.04%；工人3.3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34%。而且，在这些少得可怜的工厂中，大都是作坊式的工厂，只有极少数几家算得上是近代工厂。大规模工厂内迁及大后方工业基础的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工厂数量迅猛增加。据统计，到1940年，西部地区工厂合计达1354家，并形成了若干工业区域。大后方的工业仅仅在5年之内，就已远远超过其过去30年近代工业发展的总和。在西部工业超常规发展的基础上，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在交通运输方面，通过改善旧路和修建新路形成了以贵阳、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公路网，并使之与西北公路连接起来；大力扩展和开辟长江、嘉陵江等航线，开展水陆联运，大大改善了西南的交通状况。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就指出对于西部地区的农牧业资源应当充分加以开发利用，并能以科学的方法改良畜牧和农地，进而把西部地区建设成真正的“最大食物之生产地方”。自民国以来，诸多有识之士不断设想开发西部，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沿海工厂大规模的内迁，西部经济依靠“战争之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次工业内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布局向合理化迈进了一步，奠定了西部地区工业的门类和发展的框架，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几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几十年甚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并为之后的工业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

    中国的第二次“西进运动”是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1964年，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北方安全形势恶化；台湾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妄图“反攻大陆”。当时zy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范围包括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含今重庆）、西北三省(陕西、青海、甘肃乌鞘岭以东)、以及京广线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以及广西的河池地区和山西雁门关以南等省自治区。

    “三线建设”的规模比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要大的多，有效地缩小了东西差距。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来到大西南、大西北，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其中又以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中国的10.5%，到1978年上升到全国的13.26%。许多交通不便甚至与世隔绝的地区通过大三线建设得以与外界联系了起来，开始改变了落后面貌，步入工业化时代，几千万人收益。

    但是也应该看到，“三线建设”是一种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过分强调了“靠山、分散、隐蔽”原则，布点过于分散，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建成的工业基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受到限制。这种模式违反基本的经济规律，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而且，国家将资源大部分倾斜在三线，忽视沿海老基地的发展，导致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中国的整体经济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加拉大。因此一些人认为“三线建设”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

    中国的第三次“西进运动”是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上世纪末前后，西部地区的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市大体相当，GDP却不到东部五省市总和的40%，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也分布于这一地区。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中25度以上陡坡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为了“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zyzf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可按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的奠定基础阶段；从2010年到2030年加速发展阶段；从2031年到2050年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主要设想是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我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阳）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就是兴建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四大超级工程。据统计，从2000年至2012年，zy财政累计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8.5万亿元，zy预算内投资累计安排西部地区累计超过1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约40％。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多年来，对于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各领域都成果斐然。但是也应该看到，西部大开发现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很大部分是zf部门努力的结果，民间资本并没有成为西部开发的主力军。在西部大开发十多年以来，排除zf性的因素之外，大部分资金、人才、技术仍然向东部流入，“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在东部的地区投入同样的资金、人才、技术，可以产生比投入在西部更大的利益。据估计，从目前各方面条件看，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甚至有人估计目前在西部投资的收益只及东部地区的1/5。如果有一天zy的投入不再持续时，今天西部迅猛发展的势头很可能会因为没有后劲而停滞。

    比较中美两国的“西进运动”，最大的差异在于主导力量的不同。在美国一百多年的“西进运动”中，zf虽然在开疆拓土、政策引导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经济建设主力军却是民间资本。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自发、自愿地从美国东部甚至全世界涌向美国西部地区，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什么响应zf号召、献身边疆，而是在价值规律的指引向去寻求更高的收益。因此，美国“西进运动”真正的推手其实是市场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西进运动”中的梯度开发战略能持续一百多年，各地区根据其自身的资源优势逐步实行开发的升级与深化，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建设浪潮。

    反观中国的三次“西进运动”，虽然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但是每一次开发zf都担任主角，拥有绝对的主导权。这样做的好处是短促有力、立竿见影，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弊病是对政策的依赖度太高，一旦zf的支持无法持续，开发的进程就有可能放缓甚至停滞。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地方权利意识的增强，zyzf所掌握的要素资源必将逐步减少，单纯依赖zyzf的集中投资和政策倾斜来确保西部获得超常规发展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想彻底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需要的是经年累月的持久战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大会战。因此在西部开发的问题上，我们需要转换思维、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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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9-29 21:29
3、助力中国经济第四极

    1917至1919年，孙中山先生倾其毕生学力著《建国方略》，系统地抒发自己的建国宏愿和构想。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孙中山先生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资源分布等情况制定了实现经济发展的《实业计划》，提出在北方、东方和南方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并以之为中心将中国沿海地区划分为三个经济发达区域，同时开发，协调发展。具体如下：

    北部经济发展区以渤海湾的计划大港：北方大港为龙头，沿黄河流域和西北、东北铁路系统往西达中国西北边缘地区，充分利用西北热河特别区域及蒙古地区丰富的矿产，增加输出，促进发展。

    中部经济发展区开辟上海为东方大港，依托zy、东南铁路系统和长江流域各水系，发展沿江沿路各省经济，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份，将长江流域周边的地区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南方经济发展区将广州改良为南方大港，借助珠江流域及西南铁路系统，开发南方各省份，包括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湖南等。

    孙中山制定出《实业计划》时，中国国力和经济基础非常穷弱，内忧外患云集，战争连绵不断，决定了实业计划只能是一个带有浓郁空想色彩的大国梦幻。但是一个世纪后再回过头去看《建国方略》，不禁让人感叹孙中山先生的远见卓识：2014年世界十大港口中，中国占了8个，中山先生当年谋划修建的渤海湾的天津港、上海港、广州港全部入围，且运量远超当年的世界大港纽约。并且正如中山先生期望的那样，中国借这三大世界大港的助力发展出了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三个超级经济圈，号称中国的经济三极。

    “增长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均衡分布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空间中，经济发展应当以非总量的方法来安排发展计划，经济增长不是在不同的部门、行业或地区按相同的速度平衡增长，相反，是在不同的部门、行业或 地区按不同速度增长。一些主导部门和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再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增大自身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作用，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迅速发展，也可以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主张尽可能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地区或行业，使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这一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比较明确的，即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

    在孙中山先生写《建国方略》时，“增长极”理论还没有出现，但是《实业计划》中的很多思想却与“增长极”理论不谋而合。比如说在东部沿海的北部、中部和东部分别优先建设一个超级大港，然后以港口为引擎拉动本地区经济的起飞，从而实现国家各地区的整体发展，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增长极”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地区正是通过大力建设超级大港，利用海运接轨世界市场，努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经济崛起，不但成为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前三极，而且带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腾飞，形成了在中国处于经济发展高地的沿海经济带。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的国家，东部沿海地区的面积只占全国国土的一小部分。中国经济前三极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固然有利于强化沿海经济带的实力，不过这也意味着地域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缺少足够动力的引擎，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可能会越来越大。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上的崛起是经济规律使然，但这并不代表可以放弃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努力。从大的时间跨度来看，在西部地区打造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经济“增长极”，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有利于充分开发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中国的西部地区地域广大、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矿产、能源等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十分明显。这种流动是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向经济效益高的地区聚集的一种正常表现，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对于西部而言，生产要素的大规模外流势必会降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动能。而且像土地、水热条件等资源本身并不能流动，需要就地开发利用，否则就可能被白白浪费掉。在西部地区建立“增长极”可以降低生产要素远距离输送的成本，便于就近开发利用本地区的资源，有利于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2、有利于克服平衡发展模式的弊端。中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短时间内进行全面开发几乎没有可能性。如果采用平衡发展模式，所有的经济部门和地区都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按照西部地区的体量，即使有海量的投资，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最后只能得到一个结果：所有地区的优势产业都得不到足够的投资，造成普遍的浪费和低效益。要想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投资和建设的重点上有所区分，将稀缺资源优先投入经济效益好、发展潜力大、回报率高的地区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在西部重点打造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的“增长极”，再利用“增长极”对邻近地区的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不失为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一条捷径。

    3、有利于加强中国的经济战略纵深。近一百年来的三次“西进运动”的确极大地改变了中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但是西部地区的幅员实在过于辽阔，发展经济的掣肘又相当明显，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西部地区的开发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正常情况下，国家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对待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后发型的非西方国家，在外部安全环境上天然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将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全部集中在效益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一旦发生外敌大规模入侵之类的恶劣事件，国家的整体安全将会受到严峻挑战。这一点，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有了深刻体会。因此在西部地区打造“增长极”，有利于加强中国的经济战略纵深，提升国家的经济安全指数。

    在西部打造经济“增长极”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行为，不过它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行为，因此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在选址方面一定要选择经济效益高、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中国的经济前三极都位于沿海地区，但是中国的经济第四极却不在东部，而在距离海洋近1500公里的西部地区，这就是渝蓉经济区。渝蓉经济区地处四川盆地中，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基础良好，面积约2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约2.15%；2014年底总人口约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8%；区域内GDP约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8%，被称为中国的经济第四极。如果今天要在西部地区打造经济“增长极”，从各方面条件来讲四川盆地中的渝蓉经济区都是不二选择。   

    四川盆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降水量1000-1300毫米，年无霜期长达280-350天，水热条件非常优越；总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盆地底部约16万平方公里，比关中平原的3.4万平方公里高出了一个数量级，可耕种土地面积大；盆地底部地势平坦，内河流众多，又可得长江航运之便利，交通条件较为良好。因此，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是“沃野千里，土壤膏腴”、“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民殷国富”的天府之国。在整个西部，其他地区的自然条件与四川盆地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完全没有可比性。在一般情况下，同样的投资在四川盆地产生的效益往往要高于其他西部地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近现代三次“西进运动”都把四川盆地作为投资和建设的重点地区。

    除了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基础雄厚外，四川盆地在西部的地理位置也非常不错，北连甘陕、西接青藏、南连云贵，在西部地区处于地理中心的位置，区位优势明显。若以之为辐射中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因此，把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渝蓉经济区打造成“增长极”，利用它作为拉动整个西部地区发展的经济引擎，对于旷日持久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无疑是一剂良方。

    一般来讲，建立“增长极”有两条途径：一是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动产生“增长极”，另一种则是由zf通过计划经济和重点投资主动建成“增长极”。渝蓉经济区虽然被称为中国的经济第四极，但经济发展水平与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这沿海三极相比差距非常大。在海洋时代，沿海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渝蓉经济区地处西部，无法充分享受到海洋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重大的利好，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渝蓉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赶上沿海三极，几乎没有可能。因此，沿海三极可以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自由竞争，但是对于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渝蓉经济区，国家却是必须要进行重点扶植的。

    在近一百年来的三次“西进运动”中，zyzf对四川盆地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但却有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时效性过强，难以持久。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开发西部的计划最终都有可能沦为阶段性的计划。要破解这个难题，京津唐地区的发展现状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单从地理位置而言，在华北地区最有可能发展成经济中心的是天津。它既身处华北与东北的连接地带，又处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同时拥有良港，可以充分利用海运的便利条件。可现实是在京津唐经济圈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北京，而且几十年来都牢不可破。

    在中国的传统逻辑中，****对经济是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空前活跃的今天，中国zf所能够掌控、调动的经济资源也远非西方国家的zf可以比拟。因此在中国，****资源的聚集地一般也是经济资源的聚集地，从古至今，鲜有例外。北京在建国后之所以能获得超常规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力的支持。从当前的情况看，沿海经济三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即使没有****力的支持，凭借沿海之利也能自行实现高水平的发展。而地处西部的经济第四极，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全球产业链中参与度不够，发展水平落在了后面，需要国家进行长时间、大力度的扶植。如果国家能够因势利导，将首都从沿海的京津唐经济区迁移到地处西部的渝蓉经济区，对于充分发挥首都的经济辐射作用，把中国的经济第四极打造成西部大开发的“增长极”，无疑是最大的利好。

    需要利用政策倾斜的方式进行开发的地区最怕的就是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很多战略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时间推移、人事变动、形势变化等原因都可以让曾经规模宏大的开发战略变得虎头蛇尾。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和解放后的三线建设最后都是这个结局。用迁都的方式支持西部开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从建国后的实践看，首都对生产要素的吸附能力不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而且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将首都迁往四川盆地，意味着在西部地区安装了一台推动经济发展的“永动机”，不需要刻意地进行政策扶植，渝蓉经济区就能在首都的光环照耀下成为辐射能力越来越强的“增长极”，为西部大开发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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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0-8 22:02
4、加码长江经济带

    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版图中，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呈现出梯度发展的现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特有，而是海洋时代世界各国都会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海运运程远、运量大、运价低等特点，使得生产要素在沿海地区聚集相较内陆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以港口为依托的各国沿海地区纷纷成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高地。单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的东、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一种正常结果，并无不妥之处。但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容易增加区域间的矛盾、影响民族团结，甚至有可能会对国家的统一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如何缩小内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是摆在很多国家zyzf面前的一道难题。

    按照国际上的经验，要推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与沿海的地区差距，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就是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即内陆利用后发地区在生产要素上的价格优势承接沿海地区向外转移的产业，引“上游”之水来增强本地区的经济活力。地区间的产业转移除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外，还需要物流通道。在除海运之外的各种物流方式中，内河航运无论在运量、运价还是与海运进行转换的便捷度来说都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规律，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二十世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发展推动了美国的强势崛起，而莱茵河流域发展促进了法国、德国和荷兰的长期繁荣。

    在中国说到内河航运，就不得不说到长江。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世界上是第三大河，全长6300余公里，其流域提供了中国36.5%的水资源、48%的可开发水电资源、52.5%的内河通航里程，是连接中国东、中、西部的“黄金水道”。长江干线航道共2838公里，自2005年以来货运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内河航运第一，约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货运量的4倍、欧洲莱茵河货运量的5倍，是名符其实的“东西经济大走廊”。2014年长江干线生产性泊位为4097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477个，拥有亿吨大港11个，干线货运量达20.6亿吨，而当年全国铁路总货运量为38.13亿吨。一条长江的运量比全国铁路总运量的一半还要多，长江水运的运力之强可见一斑。

    谈到长江流域的开发，点轴开发理论可谓赫赫有名。该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点轴开发理论认为：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看，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成斑点状分布。这种经济中心既可称为区域增长极，也是点轴开发模式的点。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逐渐增加，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需要交通线路以及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成为轴线。这种轴线首先是为区域增长极服务的，但轴线一经形成，便会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点。点轴贯通，就形成点轴系统。因此，点轴开发可以理解为从发达区域大大小小的经济中心（点）沿交通线路向不发达区域纵深地发展推移。

    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借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的基础上又根据我国实际，进一步发展了点轴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T”字型发展战略。该理论认为：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构成的“T” 字型地域具有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技术基础雄厚，交通便捷等多项优势，应当作为全国的一级重点开发轴线，重点建设、重点布局，以实现最佳的空间组合。

    “T”字的一横指的是东部沿海地带，与之相对应的理论是东部重点论。东部重点论的发展战略是根据zy提出的“沿海发展战略”而进一步提出的。该理论主张集中全国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首先在沿海开放地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胆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循环，以引进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率先把沿海地区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范”，该战略后被概括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经过三十多年的开发建设，东部沿海地区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经济实力雄厚，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无可置疑的大哥大，而且它的市场机制已发育得比较成熟，即使zyzf不给予政策支持也能实现高水平的发展。

    “T”字的一竖指的是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主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亿。长江经济带包括我国的上、中、下游产业群，可以说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全图之一。由于早期的"T"字型发展战略中只重视南北轴线的发展而忽视了东西轴线的发展，因此造成了长江轴线上的中游城市和上游城市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沿海城市。1993年，长江经济带10省市（现在是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3165.8亿元，仅占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26%，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全国的占比仅为20.21%，与其人口数量和资源规模相比极为不对称。

    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城市和交通干线的连接点和线是经济发展的最佳区位。点轴模式的基础就是有若干可以作为增长极的城市，以及联结这些城市的交通线。增长极与交通线的点线结合组成发展轴，其不但具有增长极的所有特点，而且比增长极的作用范围更大。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城市分布比较密集的区域。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就有重庆、武汉、安庆、南京和上海这“长江五虎”。今天的长江经济带中有2个国家中心城市、10个二级中心城市、15个地区中心城市、14个一般城市，是中国城市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再加上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成为中国最适合点轴开发模式的地区。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自身条件来说，长江经济带的优势也是相当明显的。除了交通便利、水资源充足、人力资源丰富、城市密集等条件外，它本身的产业基础就十分雄厚。长江经济带历来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我国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集中了一大批高耗能、大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企业，其中钢铁产业全国占比达36%，汽车产量达47%，石化工业产量达50%以上。正是凭借着如此优势的条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迅速成长，至2014年GDP全国占比已达44.72%，进出口贸易总额全国占比41.25%，虽比不上东部沿海经济带，但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完全有潜力成为世界上可开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内河经济带。

    从当前情况来看，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9省2市，是一个典型的横贯中国大陆的雁行发展形态。从人均产出比较来看，2013年东部长三角苏浙沪地区已经达到1.2-1.5万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了发达地区的行列；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和重庆市为6-7千美元，和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齐平；西部的贵州、云南还只有3-4千美元。如果把比较的时间轴再拉长一些，1992年，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地区GDP总量占整个经济带GDP总量的比重结构为51.18：23.61：25.21，2013年转变为52.93：22.60：24.47，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之间的梯度差异进一步拉大。这说明即使有“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支持，长江流域下、中、上游的经济差距依然很难缩小。

    长江经济带这种呈阶梯状的发展现状，既是中国东西部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影，又是长江航运能力由东向西不断下降的必然结果，通常手段是很难改变的。有人曾经说过，在海洋时代中国的经济崛起需要依靠“T”字型这把弓箭，东部沿海地区的抛物线是弓，长江是那根箭，箭头是上海，而箭尾则是重庆。从今天的经济格局来看，东部沿海的这把弓和上海这个箭头已足够强悍，只是长江这根箭的后半部分还不够健硕。弓箭要射得远，关键要看箭尾的发力点。因此充分运用点轴开发理论，将打造长江发展轴的着眼点放在长江箭尾的重庆，或许是破解整个困局的题眼所在。

    现代交通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依托贯通全境的交通主通道，特别是沟通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出海通道作为主骨架。一旦大通道建成并发挥作用，将改变流域或地区生产力布局，并依据主通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构成产业密集带，从而促进全地区或全流域的经济发展。长江是我国西南地表水东泄入海的唯一通道，是中西部内陆地区连接各大洲的主要水路通道。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素以山高水险著称，运往东部地区的货物如果走陆路则路程比水路长得多，再加上水运具有的运能大、运距长、能耗小、成本低、占地少、污染小等优势，使长江水运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重庆对于长江发展轴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内河主枢纽港和西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是国家一类口岸和长江上游唯一一个拥有一级航道的省市。重庆港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点，地处长江上游和中西部结合带，是内陆重要的“出海口”，依靠长江黄金水道连通长江上下游沿岸城市和太平洋。一方面西部各省市相当大的一部分物流因重庆港的区位优势而选择重庆港为中转中心，重庆成为大西南水运物流的枢纽；另一方面以市场与资源为导向的工业“西移”趋势越来越明显，正在逐步向具有港口优势、运输便捷、水利资源丰富、销售顺畅的内陆地区转移，重庆成为沿海地区向西部扩散的咽喉地带。正是这种承东启西的地理区位使重庆成为撬动中国西部地区，跨越东中西三大经济带，辐射近4亿人口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杠杆。

    如果以点轴开发理论来看，将重庆打造成一个与上海具有同等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的增长极，再以长江黄金水道作为交通连线，形成“哑铃状”的长江发展轴，对于开发长江经济带无疑可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这不但可以利用重庆这个巨大的增长极对大西南的经济辐射足够的能量，有效改变长江经济带东强西弱的局面，又能利用上海和重庆这两个增长极之间频繁的经济往来，拉动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成长。正所谓“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在海洋时代，上海发展经济的地理区可以说是举世无双：中国东部沿海中心+长江出海口+长三角中心+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即使是美国纽约也望尘莫及。可以很肯定地说，长期来看上海必定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重庆的地理区位在整个西部地区虽然一枝独秀，但与上海这种好到逆天的区位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在正常情况下，重庆要想在经济上与上海一较高下，几乎没有可能。在今天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唯一能与上海相提并论的只有顶着首都光环的北京。因此要想使重庆出现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在经济上不输给上海，唯一的办法就是迁都重庆，用首都的光环推动大西南经济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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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0-16 20:26
5、全天候发展的神奇城市

    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的一些城市对于某些特定的发展条件有着严重的依赖性。比如说上海是一个极度依赖对外开放的城市。1843年上海人口仅20余万，与北京、苏州、广州等城市相比，尚有显著差距。但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异军突起，到1900年时人口规模已达到100万，跃居全国大城市第一。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业已占全国半壁江山，生产净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66%，并且与纽约、伦敦、巴黎并称世界四大城市。1949年以后，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上海之前与国际市场频繁的经贸往来基本上被切断了，逐渐从国际性的大都市的位置上滑落，与香港、东京等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0年前后，许多从港台来沪的人下飞机后看到上海衰败的景象，简直难以相信这里在几十年前曾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但是随着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上海又在短时间内很快崛起，重新向国际一线城市进发。

    与上海有相同情况的还有北京。只不过与上海依赖对外开放不同，北京依赖的是首都的光环。今天的北京身为中国的首都，坐拥两千多万的人口，经济实力雄厚，可谓风光无限。可谁又曾想过，如果没有首都的光环加持，北京又会是怎样一副情形？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zf定都南京，于1928年降北京为特别市，明令其易名为“北平”。失去首都地位后的北平，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商业经营遭遇了重创，银行南迁、gy离去、市政建设经费缺乏、大量的失业和贫困等问题都随着国都的南迁接踵而来。北京迅速从全国的****中心变成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城市，工商业发展水平甚至连天津都比不上。这一情况直到1949年北京重新成为中国的首都才得以改变。

    其实，城市由于发展环境的变迁出现一些兴衰变化在国际上也并不鲜见。比如底特律曾是美国“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总部所在地，是美国制造业的象征和骄傲。但由于美国汽车业的长期不景气，底特律人口逃离、失业率高企，深陷财务危机，2013年只得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最悲惨的城市”。与底特律有类似境遇的还有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德国的莱比锡、俄罗斯的伊万诺沃等城市。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城市首先是人的聚合体，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起起落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在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史上，有一座城市相当有意思，居然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实现全天候发展：闭关锁国时能发展，对外开放时也能发展；和平时期能发展，战争时期也能发展；贵为首都时能发展，身为普通城市时也能发展，颇有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感觉。这座神奇的城市就是重庆。

    重庆原名恭州。宋孝宗第三子赵惇1162年封恭州王，1171年立为皇太子，1189年受孝宗禅让即位皇帝。同年8月，他赐令升恭州为重庆府———这就是宋光宗赵惇在这里先封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的由来，重庆由此得名。其实在近代之前，重庆在中国的版图中并不算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充其量在四川东部有一些影响力。对于重庆而言，真正的“喜庆”开始于近代，而且不是“双重喜庆”，而是“四重喜庆”。

    重庆的“第一重喜庆”是开埠。1869年，英国驻汉口领事在考察研究了长江上游的市场后指出“重庆贸易相当著名……它地处长江上游的分叉口，位置十分有利”，它既能大量吸引英国纺织品和消费品向四川各地扩散，又能输出英国急需的土产品。因此他提出应当直接“开放四川重庆”。1890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次年，重庆海关成立开关，重庆正式开埠。西方列强开埠重庆的初衷固然是开辟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但开埠却在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因素由此逐渐输入重庆，从而促进了重庆的城市近代化。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近代中国开埠的趋势是由沿海入长江，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这些埠口，在中国封建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泄入、渗开。这是一种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东西。”

    开埠前，重庆只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划的集散地，是一个祥和、宁静、沉睡的传统城市，没有充裕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人才，更没有能够进行现代工业的机器大生产。开埠后，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英、法、日、美、俄、德等国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重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成一个世界上小有名气的近代口岸城市。开埠后的几十年间，重庆的城市经济各行业皆有很大发展，其中尤以商业、金融、交通运输和工业等主体行业的发展最为突出。在1933年时，重庆共有近代手工工厂共415家。1936年四川所有手工工厂与近代工厂583家，重庆占所有数量的71%，资本数、工人数占全省的2/3。直到抗战前夕，重庆已经形成了在中国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是四川乃至西部最发达的城市。

    重庆的“第二重喜庆”是成为陪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城市陆续失守。11月20日，中华民国zx林森发布《国民zf移驻重庆宣言》，称“国民zf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zf正式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并对重庆的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战时蔚成军事****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国民zf移驻重庆后，对重庆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所有zf机关、外国使节、工矿企业及其他文教、工商等事业团体的内迁，重庆从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从一个地区性的城市一跃而成为战时中国的****、军事、文化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

    抗战爆发后，东部地区大量工矿企业迁到重庆，共有200多家，占全部内迁工厂的1/3，形成以重庆为中心，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到合川，南达綦江的重庆工业区。据统计，到1940年重庆工业区共有各类工厂429家，是抗战时期中国最为重要、最为集中、大后方惟一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到1944年6月底，全国登记的国营、民营工厂4346家，其中重庆占1228家。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中心。同时，由于zy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的总行和zy信托局等先后迁到重庆，重庆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金融中心，金融业获得空前发展。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形成及大量人口迁渝，促使重庆在抗战时期商业极为繁荣，并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省的庞大商业网络。与此同时，重庆的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抗战前夕，重庆城区面积为1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约30万人；1938年，城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人；至1945年，城区面积已达4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已达125万人。

    重庆的“第三重喜庆”是三线建设。1964年，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国民经济布局，zgzy在5、6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9月21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其中包括“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还规划了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于是，历来作为我国战略后方重要工业基地的重庆，由于自身较强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了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对重庆的工业实力、道路交通、城镇建设等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统计，三线建设时期重庆的迁建项目达212个，上海地区122个、华北地区43个、东北地区27个、南京广州等地区20个，其中zy各部60个企业，涉及12个省市46000多人，42亿多元，另外重庆地区配套建设项目也有200多个，投资11亿多元。大批三线项目的建成投产，极大地增强了重庆的工业实力，使重庆形成了以国防、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其次，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大量铁路、大桥、港口码头、机场等交通设施，奠定了重庆城市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重庆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打通了制约重庆市域交通的瓶颈，大大增强了重庆航运业和航空业的吞吐能力。最后，一些大型工业项目的实施不仅对重庆中心城区的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使重庆初步形成职能各异的现代城镇体系。

    重庆的“第四重喜庆”是三峡工程和西部大开发。为了配合三峡工程的建设，更有效率的管理工农业生产和移民事务，zy在1980年代决定筹建三峡省。三峡省的设想辖区大致为四川省东部和湖北省西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囊括1760万人口，省会为宜昌市。但由于建立三峡省涉及到多方利益，且有很多争论和不同意见，最终“三峡省筹备组”被zgzy和******撤销，三峡省也正式宣告流产。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后，移民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三峡移民70%在原来的四川管辖内，且80%属于贫困县。成都距离三峡太远，管理难度重重，而移民的成功与否是三峡工程成功的关键，用距离三峡最近的特大城市去带动肯定好过四川的管理。于是当年zyzf就组织特别小组，开始研讨重庆直辖的可能性。1997年长江三峡截流，重庆也在当年成为直辖市。此次直辖也是重庆在1939年和1950年后第三次成为直辖市，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重庆成为直辖市三年后，2000年西部大开发正式拉开大幕。西部大开发的一项措施就是税收优惠，对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企业所得税率仅为15%，而中东部地区则为33%。单单这一项政策就使西部地区在吸引投资方面魅力大增，特别是对于本身投资环境就不逊于中东部的重庆来说更是全面赶超中东部的大好时机。从2002年开始，重庆连续十多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省级行政区之一。2000年重庆的GDP为1791亿元，到2014年时已达1.43万亿元，几乎翻了三番。早在1994年，时任国家zx江泽民就提出“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2009年，时任国家zx胡锦涛亲自为重庆市的未来发展作出总体战略部署：“把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重庆离国家设定的这些目标已经不远了。

    回头看看自1890年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重庆三次直辖、“四重喜庆”，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封闭还是开放，作为首都还是普通城市，重庆总是能够受到各方面的青睐，获得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契机。正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像这么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全国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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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0-26 19:42
6、“四重喜庆”的背后机理

    北宋灭亡后，北京时来运转，开始了在中国一城独大、唯我独尊的时代。此后，不管入主中原的是女真人、蒙古人、汉人还是满洲人，无一例外都对幽燕之地青睐有加，纷纷迁都北京，成就了北京能够经数朝而不倒、历数族而不衰的传奇。重庆这一百多年来的经历与北京也颇有相似之处。回顾重庆的四次发展契机，开埠是清末英国人推动、日本人跟进的；成为陪都是抗战时国民zf决定的；三线建设是对抗“苏修美帝”期间新中国第一代ld人确定的；三峡工程和西部大开发则是改革开放后第三代ld人决策的。近代以来，重庆一下子从之前西部的普通城市变成了香饽饽，令各方青眼相看，能够在各种环境中获得发展契机，着实令人称奇。

    天时不如地利。地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往往会超过人们的预期。与北京地处三方势力交汇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原因相似，重庆在一百多年时间里能够有“四重喜庆”，也绝非“妙手偶得之”，而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一、重庆是长江港口城市。

    在海洋时代，各种物流方式中效益最高的是远洋航运，其次是内河航运，这就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在沿海、沿江地区聚集相较其他地区有更高的经济效益。我国的东部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能成为我国第一、第二大经济发展区正基于此。在我国各大城市中，地理区位最好的莫过于上海，既沿海又沿江，因而在开埠后能实现“五口通商，上海独大”，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城市。像西安、洛阳、开封这种既不沿海又不沿江、无法享受水运之利的城市，尽管历史上曾十分辉煌，但都无法摆脱被沿海、沿江城市赶超的命运。

    重庆并不沿海，无法享受海运之利，但却沿江，可以享受内河航运之利。在建国后的某一阶段，内河航运因运速慢，曾一度被认为是夕阳产业，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在各种物流方式中，内河航运的优势相当明显：一是运量大、运能强。与公路、铁路相比，水运每马力运量比火车多2-4倍，比汽车多50倍，比飞机多100倍。据专家测算，在正常通航条件下，长江的运输能力相当于14条京广铁路。而且，驳船在运送超高、超重、超长、超宽等重大件方面，比其他运输方式要方便得多；二是建设投资省、产出多。河道疏浚费用和港口码头的投资比铁路、公路低，三者之比是1：3：7，每公里渠化航道投资只是铁路和1/5-1/3，整治航道费用仅为新建公路的1/5-1/2，单位投资形成的运输能力有明显优势；三是耗能长、运距远、成本低。据测定，我国水运单位耗能约为铁路的2/3，水路运输的平均运距分别是铁路运输的2.3倍，公路运输的59倍，由此每公里水运成本只相当铁路的1/2，公路的1/3。除此之外，内河航道还有炸不断，打不烂的特点，在战时的防破坏能力比陆上交通强。

    正是因为内河航运有诸多的优点，长江边的重庆才能一再地获得发展机遇。清末英国要求重庆开埠，看重的就是它为长江港口城市，轮船可直达，方便贸易。抗战中国民zf决定迁都入川时，成都也是候选城市，但最终入选的却重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庆沿江，从上海等东部地区内迁的工业设备可以用轮船直接运达，有利于战略转移。三线建设时，同样存在大量工业设备内迁的问题，重庆占有长江航运之利的优势又一次得到体现。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上游航道大为改善，重庆又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除此之外，内河航运在经济上的高效益也使生产要素长江边的重庆聚集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让重庆能够在开埠后高歌猛进，将西安、成都等城市甩在身后，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

    二、重庆位于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总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七、八个关中平原，比英国的国土面积还要大，人口约一个亿，比欧洲除俄罗斯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以四川盆地的体量，即使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也属于一个大国。除此之外，四川盆地是中国各大盆地中形态最典型的盆地，“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其地四宽，山川险阻”，在地形上 “天然形胜，陆有剑门之障，水有三峡之险；东扼长江，足为吴楚之咽喉；北走秦岭，沟通秦陇肘腋，西南为高原环绕，为滇藏必经之道”，易守难攻，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再加上四川盆地的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基础好，经济历来就十分发达。《东华录》记载：各省旱灾次数，以四川为最少。邻省之陕西，百年内灾荒次数为九次半，而四川每百年尚不到半次。《四川通志》上说：“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因此，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天然的最好根据地，是故“从来有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

    近代以来，中外对重庆青眼相看者，看重的实则是重庆所处的四川盆地。重庆开埠前，成都长期以来都是四川的代名词。重庆开埠后，随着四川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外洋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经济区的经济逐步走向繁荣。重庆的优势在于是沿江城市，为水路出川的咽喉。川内各主要河流大多汇聚重庆，顺流出川。川江水系把四川几乎所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皆串连起来，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正是四川区域这种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重庆在四川水系中的枢纽地位。近代以来轮船的发明和水运的兴起，使沿江的重庆能凭借地利迅速崛起，取代成都成为四川盆地的工业、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

    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一个瓶子的话，地处长江出川口的重庆就是那个瓶塞。只有打开了这个瓶塞，四川盆地才能与中东部地区联通。换而言之，如果堵住了重庆，那么四川盆地就自成一体，外部势力很难侵入。以重庆为中心，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四川盆地的各种支持。英国人要求重庆开埠，看重的就是四川盆地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农产品。国民zf迁都重庆，是因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重庆受到的格外重视，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四川盆地的重要性。巴蜀原本就是一体，四“川”终归重庆。

    三、重庆地处中国西部。

    近代列强在全球的扩张，走的基本上都是海路。中国东面临海，因此近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一直都是中国安全形势最为恶劣的区域，而深入亚欧大陆腹地的西部地区则成为中国天然的战略大后方。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在实现军事现代化之前是不可能拒敌于千里之外的，因此明智的做法就是战略重心西移，利用辽阔的国土和巨大的战略纵深来提高国家的安全。晚清曾有几次迁都之议，将首都从近海的北京内迁，可清zf始终下不了决心，结果不断被列强进行军事讹诈，最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庚子之变”中还是狼狈逃往西安。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有了晚清的教训，此后的中国zf对西部的重视就大为提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预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日记中即表达了迁都西北、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考虑，并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1935年西南军政统一后，国民zf又把战略重心放到了西南，明确提出了“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并加紧了对西南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为之后的持久抗战打基础。三线建设时，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被称为“大三线”，是建设的重点，而西南又胜过西北，是重点中的重点。大三线建设出发点就是即使出现像日本侵略、东部地区全部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工业化进程不被彻底打断，然后伺机反击。这套思路与国民zf的抗战方略如出一辙。此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既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一种延续，又可以看作中国在逐步走向世界大国的同时夯实自己的战略大后方。

    从发展经济的角度上来看，重庆的地理位置比不上东部的一些城市，但要放在西部进行比较，那绝对是得天独厚、无与伦比。除了成都还能稍微有点竞争力以外，其他西部城市与地处四川盆地同时又是西部唯一内河良港的重庆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因此每当国家战略西移时，重庆就立马脱颖而出，总是毫无悬念地成为投资建设的重点。从长期来看，不管从国土开发、战略准备，还是地区平衡、国家统一等各种角度，中国都不可能不对西部地区进行政策倾斜，而只要zy的政策一倾斜，作为西部地区发展条件最好的重庆又会毫无例外地迎来一次战略机遇期。地处西部的重庆深刻地阐述了什么叫宁为鸡首，勿为牛后。

    四、重庆是个山城。

    就城市选址而言，地势平坦是一个基本条件。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建在平坦开阔处，即使在山地、丘陵地带，也是择其平阔处而建。不过有一个城市却是例外，这就是重庆。重庆的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北部靠大巴山和东南部连武陵山两座大山脉，被称为“山城”。单从经济角度看，地势不平会增加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因此会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短板，影响竞争力。重庆地势不平对经济成长的不利作用历来被人诟病，也成为重庆城市发展最大的掣肘。

    然而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重庆像上海那样是一个单纯靠经济效力取胜的城市，那么地势不平的确可以算是它的致命伤。不过重庆在国家中的定位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城市，而是战略大后方的中枢。因此对于重庆而言，安全系数的重要性应当排在经济效益的前面。相比地处平原的平面城市，重庆多山、多丘陵的立体地形在防范外敌入侵和空袭方面无疑占尽优势。因此从国防安全考虑，地势不平不但不算是缺陷，而且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安全指数。

    国民zf当年迁都重庆，虽然可以凭借三峡天险阻挡日军水上和陆上的进攻，却无法阻挡日本空军对狂轰乱炸。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共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投弹11500枚以上。面对这种全方位、地毯式、无差别的轰炸，一般的平原城市早就是一片废墟了，重庆虽然也损失惨重，但凭借“山城”的优势修建了大量的防空设施，硬是顽强地撑到了抗战结束，特别是提供全国大部分军火的重庆军工企业得以保存。有了抗战的经历，三线建设时明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后几条标准看上去几乎就是为重庆量身定制的。在三线建设中，重庆是国防工业建设的集中地，zy明确提出“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大批三线项目的建成投产，极大地增强了重庆的国防工业实力，尤其是在常规兵器生产方面具有相当规模。重庆形成了以国防、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山城”重庆又一次获得了发展契机。

    花开花落皆有因。重庆自近代以来能够有“四重喜庆”并非没有缘由，而是地处西部、位于四川盆地，长江良港加“山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重有利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之前的重庆屡获发展契机，而且对于重庆之后的发展也提供了巨大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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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0-31 19:51
7、不仅是告别“环首都贫困带”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从经济上来说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北京周边的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地区，出现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环首都贫困带”。如此大规模的深度贫困区出现在我国最发达的东部沿海经济带，足以颠覆人们的经济常识。深究“环首都贫困带”出现的原因，这些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恶劣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策致贫”：由于负有为首都保护水源和生态的特殊使命，国家对这一地区实行限制开发政策。

    华北地区极度缺水，生态环境又相当脆弱。这一地区合理的开发策略应当是生态保护为出发点，适量向外进行人口输出以减轻环境承载量，而不是相反。像北京这种两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的出现，已远远超出了当地的环境承载量，对于整个地区来说都是一场生态灾难。更为令人无语的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优先的逻辑确保了它在各方面的优先权。为了保证北京的需要，周边地区只能无奈地牺牲自己的发展权，深陷于贫穷和落后之中。于是，北京这样一个集全国之力进行建设，经济实力在全国数一数二的特大型城市，居然不但没能起到一个增长极对周边地区应有的经济辐射作用，反倒像一台抽水机一样源源不断地攫取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源，形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奇怪现象。因此，北京作为首都从经济上对中国来说，不仅是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增长极，而且拖累了其他地区的经济成长。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环首都贫困带”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因地制宜，在不具备环境承载能力的地方兴建超级都市，以致北京的发展建立在掠夺周边地区发展权的基础之上。如果将中国的首都从北京迁到重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不会再出现“环首都贫困带”。

    北京严重缺水，年均水资源总量才20多亿立方米，人均不足100立方米，不及全国水平的1/10，在世界各国首都中排名百位之后。因此才会出现限制周边地区正常用水，甚至“南水北调”这种远距离调水的事情。水是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北京周边地区本身就水资源奇缺，为勒紧裤带向北京调水，高耗水的农业、工业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被严格限制，经济发展自然就受影响。反观重庆境内江河纵横，水网密布，水资源十分丰富，年均入海水量达一万亿立方米的长江和长度为663公里、面积达1084平方公里的三峡水库贯穿东西，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达到惊人的5000亿立方米，约为北京的两百倍。只要合理利用，不发生大规模的严重污染，重庆不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用水危机，更不会出现侵夺周边地区水资源的事情。

    北京地处农耕区与草原的交界处，水热条件并不好，再加上我国整个“三北地区”的生态系统都极其脆弱，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双重影响使得北京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当堪忧，经常性不期而至的沙尘暴就是最好的写照。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防风固沙、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工程，而这对周边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使当地本就贫困的面貌更难以改变。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中，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水热条件好，生态环境优越，加之北方又有秦岭的阻挡，基本没有沙尘暴之忧。虽然作为沿江城市，重庆也承担着长江上游地区水土保持、提高森林覆盖率的重任，但这与北京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两者之间就像富裕追求富有与赤贫追求温饱的差距一样。总之，重庆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不会成为周边地区的环境负担。

    重庆与北京在生态环境上的差异根本上还是由其所处的纬度决定的，也中国南北方之间在水热条件方面明显差距的一个缩影。定都在北京容易出现的问题，到了重庆就不太可能出现，原因无他，环境对人口的承载量不同而已。既然如此，我们“不若因势利导，使之渐近自然”，根据环境承载量能首都的区位进行调整，将首都迁到重庆。这样不但可以告别“环首都贫困带”，还能为整个大西南赢得一次发展的大契机。

    一、迁都重庆有利于实现大西南的产业升级。

    由于本身并不邻海，再加上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等原因，单从经济角度看，生产要素在北京聚集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如天津，更别说与上海相比了。但是根据《财富》杂志发布的2015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国上榜企业为106家，总部位于北京有52家，将近中国上榜数的一半，其中榜单前十名的中国企业有8家。北京不仅远胜国内其他城市，甚至超越东京成为世界500强总部最多的城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党、政、军最高指挥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各大部委、权利机构和行业最高协会聚集地。作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机构所在地，北京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利优势，成为国家政策资源外溢的第一受益者。

    由于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如研发、营销、资本运作、战略管理等，所以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必然带动相关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为企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总部经济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经济竞争力，而且可以通过总部——加工基地的产业链实现中心城市的信息、技术、人才等区域资源向欠发达的区域辐射，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因此，总部经济是我国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品位提升的动力引擎，也是zf推进地区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

    我国的西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经济结构中低端产业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正常情况下，按照梯度发展的模式通过东部的产业转移进行产业升级，不但时间会非常漫长，而且会受到中部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有力竞争。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首都迁往重庆，或许是西南地区迅速实现产业升级的一条捷径。在总部位于北京的52家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字头”、“国字号”的竟有47家。这些企业之所以把总部放在北京，与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中国首都迁往别处，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总部也会跟随迁往。除此之外，很大一部分跨国公司在北京的地区总部也会跟进。今天的西南地区，没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这也是其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一个写照。如果能够迁都重庆，借助首都的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的产业升级和跳跃式发展无疑是重大利好。

    二、迁都重庆有利于改善大西南的交通条件。

    打开中国的交通地图，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交通网是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从经济和人口方面而言，北京在中国并不据有重心的位置，它能够成为中国的交通中心，主要还是首都的地位为其赢得的额外福利，例如2008年时铁道部就明确提出全国铁路要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8小时交通圈。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的血脉，它是将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结合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埃德加·M·胡佛在韦伯工业区位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交通运输的变化往往直接改变工业布局。

    我国大西南腹地广阔、资源富聚、发展潜力巨大，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交通不畅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该地区地势跨三大阶梯，地形条件复杂多样，再加上位于板块交界处，地壳活动剧烈，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多发，交通建设的单位成本远高于平原地区，而且施工的技术要求很高。例如历时12年建成的成昆铁路全长不到1100公里，却牺牲了2100余名建设者，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与美国的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联合国并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然而一条成昆铁路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西南地区交通不畅的现状，西南地区的交通改善之路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现今西南地区交通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动力不足，即因建设难度过大、成本过高，交通建设短时间内的直接收益不足以吸引大规模的投资。这时候zyzf的扶植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力度最大的扶植措施莫过于将首都迁到大西南。根据北京的经验和****中心天然的溢出效应，迁都重庆后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络会很快形成，而且制约长江水运的三峡船闸通行能力不足、部分航道水深过浅等问题也会更快地得到解决。难以想象一个为了解决北京用水紧张的问题，愿意花几千亿建设“南水北调”工程的国家，会容忍新首都在对外交通上存在软肋。而只有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建设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西南的交通，为其具有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创造条件。

    三、迁都重庆有利于开发大西南的水电资源。

    在我国当前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约占到九成，而水力、风力、核能等非化石能源仅占到一成左右。这种能源结构不但对环境的压力很大，而且由于化石能源的不可更新，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长远考虑，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各种可再生能源中，由于公众对核能在安全性方面的疑虑和风能的不稳定性，大力开发水电资源是发展清洁能源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我国的水力资源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地域分布上不平衡。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西藏、贵州和重庆等 5省区市的水电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约为 3.6亿 kW，相当于16个三峡工程，占全国的 67%，若能大规模开发，势必能对优化中国的能源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当前的情况看，西南水电开发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水电的供应地与市场相分离，远距离输电难度过大。西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用电需求量并不大，真正的用电大户是华中、华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远距离超高压输电不但工程建设难度大，而且输电走廊资源也极为宝贵，输变电工程的建设成为制约西南水电开发外送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能减少大规模跨区送电，实现水电资源的就地消纳，对于西南地区的水电开发无疑是最大助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的现象是资源跟着产业走。但是首都的****资源对于产业的移动却有相当大的诱导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的布局。如果迁都重庆，带动人口和产业向西南地区转移，对于该板块的经济成长势必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了，用电需求也会随之增加，西南地区对于本地水电的消纳能力同样水涨船高，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以就地转化为生产力。

    首都除了是国家的****中心外，同样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它的位置处于国家的不同区位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效益。从优化国家整体资源配置出发，对于首都的区位进行调整，以达到整体收益的最大化，既可以看作是经济思想在****领域的灵活运用，也可以看作是新时期****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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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四和野猪    时间: 2016-11-4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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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四和野猪    时间: 2016-11-4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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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1-8 19:12
第六章 管理：掌控全局之地

    1、长江时代的选择

    从文明类型来说，中华文明与其他古代亚非文明一样，属于大河文明。黄河流域土质疏松，地势平坦，灌溉水源充足，耕作难度小，因而率先得到开发，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不但聚居着全国大部分的人口，拥有着最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是国家的****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远至夏商周，近至隋唐北宋，“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几乎成为了定律。这段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黄河时代。

    北宋灭亡后，黄河流域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一方面是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势崛起，中国的****中心从传统的关中和河洛地区北移至农耕区与草原交界的幽燕地区。北京取代长安和洛阳，开始了一城独大的时期。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流域的持续开发，特别是江淮地区的后来居上，中国的经济中心从中原地区南移至耕作条件更为优越的江淮地区。“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中心北移和经济中心南移宣告了黄河时代的结束。从北宋灭亡至清朝灭亡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中国****上的草原时代和经济上的长江时代。

    近代以来，火器在军事领域广泛运用后，在冷兵器时代称王称霸的游牧民族丧失了话语权，彻底被边缘化了。中国国内的****生态再次发生变化。从短时间来看，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非常明显，并会由此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造成国家力量天平的东西向倾斜。但是从长远着眼，沿海地区过于狭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内部之间的整合性很低，难以作为一个统一的区域长期参与国内地区间的博弈。中国内部地区间的博弈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以江河流域为主体的博弈中来，主要的参加者就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之所以能领先于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除了开发时间较早之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地势平坦，流域内地理联通性好。黄河中下游地区与华北平原连成一体，区域内虽然也有一些山脉、河流构成的地理阻隔，但并不足以严重破坏它的整体性。这种大面积的平原地带对于文明的成长和扩张是极为有利的，能使其具备相当大的体量，同时也方便区域内力量的整合。自秦以来，不管黄河流域分化出多少个力量中心，都不会像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那样陷入长久分裂中，而总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统一于一个力量中心之下。相比之下，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带则细碎得多，山地、丘陵密布，严重地阻碍了该地区的开发和力量整合。因此当长江流域的势力面对来自已整合完毕的黄河流域的力量洪流时，总是很容易被对方碾压。

    自黄河流域开发以来，它的地位就很稳固，一直是引领文明发展的先进地区。但是长时间、高强度的开发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构成了很大的压力。据记载，周朝时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达到53%。自秦汉开始，黄河流域的森林不断遭到大面积砍伐，使水土流失日益加剧，黄河泥沙含量不断增加。宋代时黄河泥沙含量就已达到50%，明代增加到60%，清代进一步达到70%，这就使黄河的河床日趋增高，有些河段竟高出地面很多，形成“悬河”。遇到暴雨时节，河水便冲决堤坝，泛滥成灾，黄河下游的决口泛滥在20世纪50年代前见于历史记载的就达1500余次。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使得黄河流域文明发展的基础发生动摇，为本地区之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黄河流域在历史因战乱、饥荒等原因有过几次大的人口迁移，主要方向都是长江流域。在西汉时，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当时北方的人口户数约一千万户，占全国的80.2%，南方只有两百多万户，仅占全国的19.8%。到东汉时，北方的户数仍占全国总户数的56.86%，人口约占全国的63.86%。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人口大迁移后，至唐后期时，据元和《国计簿》载，当时全国著籍户数约为244万，而浙东、浙西、宣歙、淮南、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户数共计144万，约占全国的66%。南方的人口较北方已经有了比较大的优势。此后，这种优势一直得以保持。大规模人口的导入不但改变了长江流域的人口布局，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到宋代时，中国传统经济的重心从中原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

    中国的人口、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地区间的力量对比和话语权。唐朝，南方人只得到10％的宰相席位；南宋，南方人夺取了一半的宰相席位；明清时代，各科状元、榜眼、探花的三鼎甲和会元共224人，北方人只有29人。元末农民起义中，朱元璋正是消灭了上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张士诚，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才能北伐中原，推翻元朝；晚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是从广西转移到长江流域才获得与清zf分庭抗礼的资本；国民zf虽然最开始的根据地是广东，但在占据长江流域后才获得绝对的战略主导权，令各地的军阀纷纷易帜，形式上统一中国；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几乎清一色来自长江流域。因此有人说，南宋之后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南人夺权史。地气南迁使得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核心地带。

    有史学家曾说：相较于西亚的古巴比伦文明，中华文明才是真正的“两河文明”。黄河、长江这种双驱动的模式使得中华文明相较其他古代文明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当黄河流域这个驱动动能耗尽时，还有长江流域这个备用的驱动。从客观条件来看，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主驱动并不偶然，而是由其所具备的一系列基本条件决定的。换句话说，只要开发时间足够长，长江流域迟早会超越黄河流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长江流域的水热条件好。长江流域总体位于北纬24度-北纬35度之间，从纬度上来说比黄河流域低了5度左右。就这5度的差异注定了两大流域在水热条件上的巨大差别。长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约1100毫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6～18℃之间。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全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00毫米，不到长江流域的一半水平，流域年平均气温仅为9℃左右。水热条件作为衡量自然环境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当地的生态系统。长江流域较好的水热条件使得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且在发展农业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能一定程度上避免黄河流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恶化问题，在较长时间内承载大量的人口并保持农业经济的繁盛。

    二、长江流域内部整合的客观条件好。长江、黄河的总长度相差不大，但是径流量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黄河的年径流量大约为580亿立方米，而长江年径流量为9600亿立方米，相当于十六、七条黄河。径流量直接影响通航能力。现在的黄河只有中游勉强还能小规模通航，而长江号称中国的“黄金水道”，世界第一大内河航道，两者的通航能力有着天壤之别。在古代，当陆路交通为主要通行方式的时候，黄河流域地势平坦的特点便于区域内的力量整合。但在近代，水运取代陆运成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后，长江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便利的内河运输不但有利于实现流域内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和合作，而且频繁的人流、物流往来也自然地加强了流域内的联系，特别是在对外经济交往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长江流域具有同一出海口这一特点，使整个流域成为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往往存在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现象。这种客观条件上的优越使得长江流域的整合难度大大降低，比较容易形成一股有较强凝聚力的力量，在国家内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诗经》有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的是周朝天子高坐明堂，拥有四海的统治秩序。可事实上周天子真正拥有完全统治权的仅是国都周边的一些领土，对于远离国都的边远地区并没有多大的控制力，以至于东周时会发生诸侯坐大、反噬周王室的事情。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即使表面上具有完全的平等性，但在国家内部统治秩序中的重要性还是有差别的。为了增加zyzf直接掌握的资源，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国都在区位的选择上应当位于国家的核心地带。否则国都偏居一隅，国家的核心地区又出现另一个力量中心，国家的力量天平很容易被倾覆。西楚霸王项羽在推翻秦朝的统治后，没有定都关中或中原，而是选择了偏居一隅的彭城，结果对当时属于国家核心地带的关中和中原控制不力，刘邦占据了这些地方后迅速壮大，很快将项羽取而代之。这就是国都偏离国家核心地带所带来的后果。

    二战结束后，国民zf的迅速衰亡和g**在短时间内崛起，与两个党派对当时中国核心地带的争夺密切相关。抗战结束时，东北三省的工业规模位居亚洲第一，铁路里程占全国的一半，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80%。即使在被苏联大规模的掠夺后，东北还是中国的巨无霸，工业占75%，农业占40%。这时候，“得东北者得天下”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此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是江南而是东北。可是国民zf不能审时度势，依然还都南京，继续以江南地区作为它的政权立足基础。反观g**，果断放弃陕北的根据地，全党的力量集中向东北、华北转移，以夺取东北为主要战略目标。国共两党对东北工业区重视程度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国共三年内战的走向。g**在夺取东北工业区后，解放战争立马变成摧枯拉朽般的一边倒。新中国建立后定都北京，也不排除有倚重东北工业区掌控全局的战略意图。

    在北宋之前的黄河时代，中国的****中心始终徘徊在黄河流域。在北宋之后的草原时代，中国的****中心又移到了毗邻草原的幽燕地区。这就是历代政权避免“头轻脚重”、首都区位绑定国家核心地带的一种表现。今天的中国不是秦汉、隋唐时的中国，黄河流域不是国家的核心地带；也不是抗战结束、建国初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同样不是国家的核心地带。今天中国的核心地带是长江流域。长江经济带自西向东横贯我国中部，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号称中国的“黄金腰带”。其地理区位天然便于控南御北，而且以长江作为媒介又容易进行流域内力量的整合。如果zyzf不能有效控制，一旦在该地区出现另外一个力量中心，国内的****格局很容易被改变。

    民国初年，当时的国家重心已经是长江流域了。北洋zf继续定都北京，偏离了国家的核心区域，结果在南方一次又一次的反抗运动中最终下野。国民zf北伐成功后，立即将****中心迁到长江流域。此后十年在对付g**的反抗武装和全国各地的军阀时，国民zf显得十分游刃有余。原因无他，腰板硬而已。直至抗战胜利，东北这个系统外变量的加入瞬间改变了国内的力量格局后，以长江流域为根基的国民zf才彻底失势。但是从比较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东北的突然崛起是外部势力入侵造成的很偶然的事件，不足以改变长江流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成为中国核心地带的大势。为了掌控全局的需要，zyzf将首都迁到长江流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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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1-23 19:05
2、四川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

    黄河全长约5464公里，以内蒙古的托克托（河口镇）和郑州的桃花峪为界，分为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地区主要是高山峡谷、草原沙漠，开发的难度比较大，而下游地区由于泥沙长期淤积形成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决口泛滥频繁，曾给两岸的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黄河流域真正精华的部分是中游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关中和河洛地区都处于这一区域。整个黄河流域基本呈现两头轻，中间重的“梭子状”格局。

    与黄河流域中游自然条件一枝独秀的情况不同，长江整个流域的自然环境都非常优越。不管是上游的四川盆地、中游的荆楚地区和下游的江南地区，水热、耕地、交通等条件都相当不错。像这种全流域都适合大规模开发的情况在整个中国的大江大河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对于长江流域的长远发展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种三个指头一样长的情况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国将长江流域作为国家的核心地带，****中心迁往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哪一地区才能最大限度地起到统摄整个流域的作用呢？

    历史上，将长江流域作为统治根基的政权都把****中心放在江南地区，从三国时的东吴开始，东晋、宋、齐、梁、陈、南宋、明、太平天国和国民zf无一例外。照理说这么多王朝都不约而同以江南作为统治中心，江南就应当是长江流域无可争议的首领地区才对，怎么会有其他选项呢？可问题是这些定都江南的王朝中，除了明朝将国都迁往北京后享有较长的国祚外，其他王朝都是清一色的短命王朝，而且剩余王朝中国祚最长的，居然是唯一不建都南京而建都杭州的王朝南宋。这就让人对定都长江下游是否真的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全流域的力量产生了怀疑。如果从历代王朝的惯性思维中走出来，以不预先设定结果的方式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较之下游的江南地区，以上游的四川盆地作为统治中心能更为有效地整合长江流域。

    一、以四川为统治中心能保证长江上游的稳定。

    历朝历代对四川的评价中，最为著名的是明末清初时欧阳直在《蜀警录》中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未治”。在历史上的分裂动荡时期，四川地区总会产生独立的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四川为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25年－36年）所割据；东汉末年，四川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后又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221年－263年）所割据；西晋末，四川为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304年－347年）所割据；东晋末年，四川为焦纵所割据（405年－413年）；五代时，四川先是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907年－925年）所割据，后又为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934年－965年）所割据；元未，四川为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1362年－1371年）所割据；明末，四川为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1644年－1646年）所割据。清末，正是因为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清zf调集湖北的新军入川镇压，才让革命党人有可乘之机发动“武昌起义”，最终推翻了清王朝。

    历代王朝为了保证政权的安全，军事力量的部署重点一是帝都周边，二是有外敌入侵危险的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四川既远离王朝中心地区，又处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战线的大后方，此地配置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遂为常态。因而一旦出现造反，当地官军往往不敷应用，加之路程遥阻，不能相对迅速地调集兵力，这就为一时一地的造反的迅速蔓延壮大提供了条件。除此之外，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封闭性高、独立性强，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其东、北两个方向，分别有剑门关和长江三峡可作为险阻，易守难攻。因此川中势力只要守住剑门关和长江三峡，断绝东、北两个方面与外界的往来，四川就可以自成一方天地。据守四川的gy看到天下将乱、zyzf的控制力削弱之际，往往会野心膨胀，利用四川的独特地理条件率先割据。正如李白在《蜀道难》中说的那样：“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以四川的人口、土地规模，一旦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不集全国之力很难弹压之，再加上其偏居西南，地理上天然远离中原竞技场，往往只有等其他地方大势已定，zyzf才能够以泰山压顶之势冲破四川盆地的天然险阻，将其纳入统治之下。这就是四川“先乱”和“后治”的原因。

    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在统一的ld、协调下才能发挥最大的能量。在长江游域的上、中、下游中，中游的荆楚地区由于地形所限，很难单独割据；下游的江南地区在南北对抗时一般是作为南方政权的首脑地区，也很少能长期单独割据；整个长江流域最容易形成割据的是上游的四川盆地。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军阀混战闹得最凶的就是四川，从1912年至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470多次。北伐战争后，国民zf牢牢掌控长江流域的中游和下游，却无法控制四川。直至1935年以围剿红军为名zy军入川后，四川才真正纳入国民zf的控制之下，长江流域得以连成一体。这才有了之后抗战时沿长江工业内迁、由东往西诱日军西进和坐镇大西南持久抗战的事。以四川作为统治中心，可以让最容易割据的地区彻底无法割据，对于稳定长江上游、整合全流域的资源都是不错的选择。

    二、以四川为统治中心能保证对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控制。

    长江的上、中、下游之间，存在着一种“环环相克”的关系，即“中游吃定下游”、“上游吃定中游”。长江出湖北以后，江面渐宽，无险可扼。这种客观的自然情况遂使长江中游与下游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立足江南的政权，无不恃荆楚为上游屏障。对于江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自古未有失荆楚而能保有江南者。在蒙古灭南宋的战争中，刘整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于是，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当攻占襄阳后，阿里海牙立即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 于是蒙古人顺长江东下以趋临安，一路势如破竹，很快灭亡南宋。晚清清zf围剿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提出：“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很快平定江南。

    荆楚地区居于江南之上游，而四川盆地则居荆楚之上游。荆楚地区对江南的优势，四川在对荆楚、江南地区时也同样具有，故有“东南之重在巴蜀”的说法。尽管从海拔上来看，四川盆地并不高，但其居于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上，对于荆楚地区依然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而且长江出了三峡以后，并无特别的险阻可以阻击上游之敌，因而四川东出的势力往往能顺江而下，席卷下游。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此后的晋灭吴、隋灭陈基本上是按照这一策略进行的。《钓鱼城跋》云：“吾闻得国于北者，恃有黄河之险，得国于南者，恃有长江之险。而蜀实江之上游也。敌人得蜀，偏师可浮江而下，则长江之险，敌人与我共之矣，故守江尤在于守蜀也……无蜀，则无江南久矣”。

    由于长江两侧地形地势的缘故，长江上下游之间，除长江一水可通外，并无其它畅通大道，因此长江本身成为维系整个长江流域联系最重要的纽带，也是整合整个长江流域的重要工具。否则江南与四川之间相隔如此遥远，如何能在历次南北对抗中拧成一股绳子共同对抗北方呢？正如北魏邢峦所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从流域内部看，虽然历史也有自江南地区自东向西统一整个长江流域的事情，但就难度而言，溯流而上比顺江而下要大的多。长江上、中、下游之间“环环相克”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会在特定的时间发挥它的作用。如果能顺应地利，将统治中心放在上游的四川，那么对于zyzf掌控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统御整个长江流域，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三、以四川为统治中心能充分发挥“川陕一体”的优势。

    四川盆地虽然人口众多、可耕作面积大，但毕竟只有一州之地，与中游的荆楚地区和下游的江南地区相比并不突出。但是有一点，四川却远胜过荆楚与江南，这就是与北方相邻地理单元的契合度。江南的北面是山东地区，荆楚的北面是中原地区，南北之间完全是两个迥异的地理单元，很难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江南与山东或是荆楚与中原单独联合，置于一个势力之下的情形。但是四川盆地与北面的关中地区之间的关系则完全不一样。从地理上看，四川与关中都处于黄河由北向南段至巫山这条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分界线以西，分别为西南和西北两大地区的中心地带，自古就有“蜀汉之土，与秦同域”的说法。历史上的南北对抗中，四川一直是南北双方争夺的重点，而且最终获胜的基本上是北方，这与川陕两地在地理上的接近不无关系。

    如果四川单独作为一个地区来看，它的地位是有限的，最多是地理条件较为优越的一个州而已，因此历史上单独割据四川的政权从未完成过统一全国的事业。但是如果把四川与关中作为一个整体，那地位就一下子提升几个档次。《读史方舆纪要》有这样的描述：“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从战国时司马错伐蜀将四川纳入秦国的统治后，川陕就开始逐渐联系在一起。历史上同时占据川陕的割据政权，除前秦败于淝水之战外，像秦、西汉、西晋、隋等都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南宋时，汪若海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在历代的争霸博弈过程中，一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比本身所拥有的资源更重要，因为好的地理位置能轻易地引入区域外的力量形成合力，彻底改变整体局势的走向。如果四川单独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与中游的荆楚地区和下游的江南地区进行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话，那么把川陕作为一个整体放在长江流域的力量天平上，那么西端的份量肯定能把东端压得高高翘起。“川陕一体”不仅能改变长江流域的力量格局，而且在整个中国大棋盘中的地位也没有能出其右者。有这种级别的力量压在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不管如何运作都改变不了被整合的命运。

    顾祖禹说：“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统一王朝定都四川盆地的思想实际上是“关中模式”的演化和发展。只不过相对于关中而言，四川盆地的体量更大，防护更好，而且可以利用长江水道整合长江中下游流域，所能掌控和调动的资源也更多，因此可以将“踞一隅而制全局”的战略进一步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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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2-1 21:11
3、打造西南民族大熔炉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战争中有一件很值得深思的事件，那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霸占了东三省，当时的中国上到zf下到民众虽然也都是义愤填膺，但并没有出现一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为收复国土不惜与日本人血战到底的气氛，甚至在1931年10月国民zf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转述蒋介石的口信：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zf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于是，日本人就这么不费一枪一弹轻易地占领了东北。这让当时的日本上下有一种严重的误判：原来中国是这么软弱可欺。但是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把魔爪伸向华北时，整个中国瞬间就变成一个炸开的油锅，四万万同胞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是“一寸河山一寸血”，永不谈判，永不投降，誓与日本人血战到底。这让之前以为中国软弱不堪的日本人大吃一惊：为什么中国人对于东北被侵占与华北被侵占两者之间的反应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这还要从“关内十八省”说起。

    满清入关后，为维护满族的绝对统治，对不同的民族分而治之，将原来的明朝统治区的十五个承宣布政使司进行拆分，设置了18个行省，称之为“关内十八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这十八个省份从秦汉以来基本就一直是汉人的聚居区，因此清zf维持原有的****制度，不同于满族独占的关外三将军辖区及新疆、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其它地区。“关内十八省”在近代也被称为“中国本土”。清末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指的就是要恢复汉人对“关内十八省”的统治权。武昌起义时用的“铁血十八星旗”上的十八星指的就是“关内十八省”。只不过随着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极具汉族民族主义的“关内十八省”的概念才开始慢慢淡化。但这种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内能够完成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东北与华北被日本人侵占时，当时国人的反应才会相差如此之大。

    “关内十八省”是一个历史概念，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与各民族应当相互平等、共荣共生的潮流并不相符，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意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应当批判，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对于zyzf的向心力会有所差异也是无奈的现实。清王朝灭亡后，外蒙古就立马宣布独立，后来东北又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成立伪满洲国。至于新疆的“疆独”和西藏的“藏独”，至今仍是威胁中国国家统一的两大隐患。再来看“关内十八省”，虽然在民国时也有地方实力派割据一方当土皇帝，但是没有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脱离中国、独立建国。因为这十八个省经过两千多年时间的磨合，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如果谁敢脱离这个共同体，必遭天下共讨之。换句话说，只要是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中，“关内十八省”对zy的向心力还是比较强的。

    从二十世纪开始，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汹涌。这一方面给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摆脱外族压迫、独立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客观上也给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往往以“民族自决”为口号要求脱离zyzf，独立建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苏俄、南斯拉夫等一系列多民族国家就因此纷纷解体。时至今日，民族分离主义依然威胁着许多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中国是受民族分离主义危害较深的国家之一，如何有效地打击民族分离主义，夯实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将会成为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大课题。从最近一百多年的实践来看，中国人在加强边疆治理、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最为成功的案例就是实现了对东北的有效控制。东北原为满族人的祖居地。清朝入关后，为了使东北成为清室亲贵的私产和退路，对关外实行禁封，阻止汉民北上。直至第二次****战争期间，沙俄逼迫清王朝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了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后，清zf才批准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要求对关内移民“解禁”的上奏。随后50年间，山东等地的移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拥蚁聚”，关东大地上人口迅速增至1800万。此间沙皇曾推动****移民中国东北地区以实现“黄色俄罗斯”计划，闯进来的几十万外籍军民却陷入****大海般的中国民众聚居地，再也无法使山河易主。后来日寇又利用满清余孽建立伪满洲国，企图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但面对人口已达3000万的东北同胞反抗，最终仍无法斩断当地对祖国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成为国家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农业生产基地，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这时候的东北不但没有了民族分离主义，而且就统治秩序的稳固程度而言甚至高于“关内十八省”的某些地区。

    东北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要实现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最为立竿见影且长久稳固的方法就是民族同化。当然，民族同化完全不等同于汉化，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民族的现代化。民族同化是指各民族在相互平等、共荣共生的基础之上，共同接受符合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共同认同并效忠于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上在民族同化方面做的最成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单单在1891-1909年的19年中从欧洲迁去的移民就达1000多万，其中有奥地利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匈牙利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国人、瑞典人等。但是这些不同民族的人到了美国之后都接受美国式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都认同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命运共同体。因此美国虽然是全世界民族最多的国家，却基本不受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被称为是民族大熔炉。

    与古代社会的传统帝国和王国不同，二十世纪“民族国家”内部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是有共同认同感的民族共同体。理论上讲“理想的民族国家”其所有公民应当是属于同一民族的。这对于日本、爱尔兰、冰岛等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或许不是很高的标准，但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概念往往隐藏着民族分离主义的风险。作为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中国要想长久地维持国家统一，必须要夯实支撑统一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要提高民族同化的程度。今天的东北已缺少滋生民族分离主义的温床，当前中国主要的民族分离隐患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民族分离主义比较复杂，既有人种、民族的原因，又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绝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中国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至于西南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除了藏区受宗教因素影响外，其他地区只是单纯的民族问题，因此问题本身就不严重，而且也容易解决。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们应当将提高西南地区的民族同化程度，夯实当地民族统一的基础提上日程，将西南打造成民族大熔炉。

    西南的滇、黔、川等省虽然都是“关内十八省”的成员，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该地区的统治秩序一直以来就不是很稳固，经常性发生地方叛乱，比如明朝正统年间在云南发生的“麓川之战”、万历年间发生的“播州之役”、清朝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咸丰、同治年间的“杜文秀之乱”等。明清两代zyzf在平定这些叛乱时付了相当大的代价。民国初年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西南地区是反对北京zf的主力。在国民zf形式上统一中国后，西南地区也是国民党军队最晚进入的地区。事实上一直以来，西南都是 “关内十八省”中对zy离心力最强的地区。这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西南地区处于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带，新构造运动强烈；加之石灰岩分布广，气候暖湿，流水侵蚀、溶蚀作用显著，因而地表极为崎岖破碎，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最为险峻的地区之一。如此险要复杂的地形，对西南地区及当地居民来说，犹如一道坚固的天然屏障，既隔绝了该地区内的人们与外界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同时，在历史上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它也有力地阻挡了外部势力对该地区的兼并与整合。

    其次，西南地区被崎岖复杂的地形分隔成数量众多且空间尺度狭小的地域单元，严重影响了区域内的正常交流，久而久之，出现了民族分化。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集中分布了30多个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数量最多的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有着不同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等诸多差异，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就比较困难，至于接受来自区域外的中原文化和****经济制度，难度就更加大了。

    最后，与中原、江南等地区经过二千多年的不断整合，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同质化水平已相当高的情况不同，西南地区自蒙古灭大理国后才成为中国的稳固领土，至今只有几百年时间，与中原、江等地区的社会同质化水平并不高。元代在将西南地区纳入疆土后，鉴于当地的实情情况，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这种做法弊病很多，土司对zy叛服不常，zy在当地的统治秩序很难稳定。直至清朝雍正年间在西南大力推广“改土归流”的政策，当地叛乱频发的情况才得到大为改观。

    从形成的条件来看，民族是建立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国有56个民族，如何让这些民族自然同化为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就要从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着手。从国际和国内经验来看，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分民族的大杂居、区域间强度较大的人口流动等条件都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各民族的同化和融合。东北地区的成功同化就是建立在大移民、大开发、大融合的基础之上的。

    1997年重庆第三次升格为直辖市，当时zy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扶贫，即通过对重庆地区的重点建设拉动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老百姓脱贫致富。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重庆直辖后对于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民族融合。如果我们将在西南的砝码进一步加重，把重庆的规格进一步提高为首都，那这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和对民族同化的促进作用将会进一步被加强。中国的首都不仅是全国的****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至少会成为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与交通中心。它在民族同化方面所具有的能量远非一个普通的直辖市可以比拟。满清入关后，被民族同化得最彻底的就是居住在北京及北京周边的那部分满族人。将首都迁往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地区，利用首都的强辐射作用加速当地民族的自然同化过程，有助于将西南地区打造成民族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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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2-17 23:42
4、引导人口南迁的城市化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其中“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逻辑常被用来作为证明“愚公不愚、智叟不智”的重要论据。在二十世纪中期，愚公移山的精神曾被官方大力宣扬，整个中国社会上下迷漫着一股“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气氛，“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等口号叫得震天响。几十年后，当人们冷静下来重新反思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时，有人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愚公为什么不搬家呢？愚公移山的直接目的是“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于是要“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交通不便就要改善交通，这是一种很本能的反应。但换个角度再想一下：改善交通是否只有移山这一种办法？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要改善交通，只要把家搬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就可以了，干嘛要世世代代去移山呢？

    现代管理学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观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从经济学上看，任何行为都会产生机会成本，如果机会成本过大时，这个行为在经济上不但没有合理性，而且会成为负担。愚公移山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的机会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合理性。只要能达到目的，成本最低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近几十年的扶贫实践也证明：要让生活在高山上的居民脱贫致富，最好的办法不是花巨额资金去修什么盘山公路改善交通，而是直接让他们迁到山脚的平地。我们不能思维固化到忘了最基本的一点：人是活的，是可以移动的。

    愚公移山虽然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现象还真不少。例如一个地区因为人口数量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导致生存环境恶化时，人们想到的往往不是迁出人口，降低环境的压力，而是花费高昂的代价从其他地区持续输入资源以维持该地区的发展，上演现实版的愚公移山。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顾客观现实、不尊重自然规律，而是一味地迷信自己的力量，肆意妄为，不但会在经济上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到头来十有八九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才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正确之路。

    秦岭-淮河是我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由于所处纬度的不同，南北方的水热条件相差也很大。北方基本以温带气候为主，降水少、气温低，并不太利于植物的生长，因此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是比较低的。中华文明最先燎原于北方。中国人对于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的深度开发已持续几千年，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据生态学家科学测算，时至周代，黄土高原有原始森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3%，可以放牧的草地则不知其数，当时的黄河水患每百年不到一次。再来看看今天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千沟万壑，黄河流域水旱灾害不断，黄河下游也成了高出地面的地上悬河，这一切都是过度开发的后果。正因为如此，有专家大声疾呼：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

    问题是什么才算有效措施，是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水田改旱田还是南水北调、节水灌溉？从短期来看，这些措施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如果从长远来看，整个北方环境恶化的趋势并不会因此而发生逆转。那到底该怎么办呢？以史为鉴。在中国北方的开发史上，有一段时期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恢复得很快，黄河水灾发生的次数也较之前大为减少，这段时间就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北方持续动乱，原本居住在北方的人口大量南迁，使得北方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承载量大为降低，同时匈奴、氐、鲜卑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大力发展牧业，使得原本很多耕地变成了牧场，这又减轻了当地的生态压力。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北方才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生态恶化趋势逆转的现象。南北朝时北方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必须以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为前提。

    从单位土地的食物产出量来看，水田高于旱田，旱田又高于牧场，但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而言，水田大于旱田，旱田大于牧场，而牧场又大于为生态保护而禁止开发的区域。历史上北方的居民之所以热衷于毁林开荒、改牧为耕、改旱田为水田，归根结底是因为单位面积土地的人口承载量太大，只能不计后果选择食物产出率高的开发方式。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北方的生态环境就要选择对环境压力较小的开发方式，减少单位面积土地的人口承载量，特别是从事农业、牧业人口的数量。简单来说，就是实现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呢？从1956年开始，中国有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迁移，那就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二十多年时间里，有几千万年轻人在zf的主导下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今天要实现北方人口的大迁移是否可借鉴“上山下乡”这种行政主导的模式？答案是否定的。1978年时邓小平同志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评价：“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上山下乡”运动导致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造成了社会各层面的混乱。因此，我们在调整全国人口布局时一定要吸取教训，避免走行政主导的老路。

    行政主导弊病太多，那么靠什么调节人口的布局呢？靠市场。我国当前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化进程。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摆脱耕地的束缚向城市进发，进行着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1978年时，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7.9%，到2014年时已达到54.77%，城镇人口总数为7.5亿左右，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与“上山下乡”不同，从1978年开始的城市化进程不是zf而是市场主导的，是人作为生产要素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自由流动的必然结果，是每一个个体基于价值判断自发自愿的选择。当前的城市化对于调节中国的人口布局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zyzf应当抓住机遇，在城市化进程中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从减轻生态环境的压力出发，适量导出北方的人口。否则错失良机，等城市化进程完成、人口与所在城市高度契合后，再想调节人口布局，成本就会变得十分高昂。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人口迁移，主要方向都是北方向南方。这是南方水热条件、生态系统调节能力优于北方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要引导人口转移，导出的大方向依然无法改变，只能向南方移。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人口迁入的重点区域不再单纯以是否适合发展农业为条件，而要以是否适合发展现代经济为条件。在整个中国南方，生产要素聚集能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地区，排名第一的是能享受到海运之利的沿海地区，第二就是能享受到内河航运之利的长江沿岸。因此从经济角度出发，中国的人口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聚集是一种最优的选择。

    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打造一系列的超级城市，用以吸收数以亿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或许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实现高效益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如果在此过程中又能把北方的人口吸引到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城市，减轻北方的生态压力，那更有利于整个北方生态环境的恢复。事实上，最近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也正是上述两个地区，而且也的确吸引了部分北方居民南迁。只不过在南方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北方一些坐落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城市在行政力的支持下也急剧膨胀，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城市对北方民众的吸引力。例如在严重缺水和土地沙化的华北地区建设像北京这种二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然后集全国之力为其远距离调水、建防护林，不谛于现代版的愚公移山，既毫无经济合理性可言，又给原本就濒临崩溃的北方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为了减轻北方的生态压力，也为了全国范围内更合理的人口布局，中国应当把首都迁往南方。否则凭借着首都的光环，北京对北方居民的吸引力会远大于南方的城市。按照现在每年五、六十万新增人口的速度，时间拖得越久，北京的城市规模会越扩张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日本30%的人口在东京都市圈，而中国只要有3%的人口在北京，北京的人口总数就可以突破4000万。这是什么概念？等于给整个华北地区安装了一台马力越来越强劲的抽水机，逐渐吸干了原本就稀缺的生态资源，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除此之外，由于几千年来首都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优越地位，北京作为中国首都会让北方的居民产生一种只要有国都定鼎，北方未必不如南方的心理，从而延缓人口南迁的进程。

    从二战后的世界城市发展史来看，新兴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明显的“首都城市巨型化”趋势。这是首都****资源外溢形成的必然现象。近些年来北京的超常规发展表明了中国也很难摆脱“首都城市巨型化”的发展模式。那么问题来了，华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欠佳，北京的人口总数就超过二千万了，如果中国真的把首都迁往水热条件更好，生态系统调节能力更强的南方地区，新首都的人口总数肯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如此规模的城市又应该放在南方的哪个区域呢？

    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不适合作为定都之地。晚清和国民zf的前车之鉴实在太惨痛了。如果中国人还不能吸取教训继续定都沿海或近海地区，那不但是愚蠢的，更是可耻的。从经济效益考虑，新首都的选址只能在长江上游和中游找。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有能力承载这种超级都市的地区又只有中游的江汉平原和上游的四川盆地。对于内河航运来说，溯江而上难，顺流而下易，上游城市的崛起能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而中游城市则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从打造长江城市“珍珠链”出发，四川盆地中最大的沿江城市重庆才是中国首都南迁的最好之地。

    重庆是个“山城”，相较上海、北京、武汉这种大平原上的城市而言，地形并不是很平整。很多人据此就认为重庆没有发展成超级城市的潜力，颇有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感觉。1927年时重庆的人口为20.8万人，到2015年时重庆市区的人口已突破1000万。如果地形不平对重庆发展真的有那么大的限制作用，那不到100年的时间里50多倍的人口增长又作何解释？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深入理解城市规模扩张的根本原因所在。诚然，地势不平会增加城市建设的难度和成本，但是重庆所处的并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川东平行岭谷，城市建设的难度和成本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城市规模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要素聚集的经济效益。“山城”重庆能够战胜那么多地处平原的竞争者，发展成为中西部规模最大的城市，关键在于地处四川盆地、西部唯一良港等条件的叠加使得生产要素在重庆聚集能获得较其他地区更高的经济效益。只要有这一条件作为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重庆的城市规模都可以不断扩张。这也是要将首都迁往重庆，将重庆打造成超级都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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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6-12-26 19:48
5、立都必居中土

    力学中有一个名词叫“重心”，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作用点。重心的位置影响物体的平衡与稳定。一个物体的支撑点与重心重合，物体就能保持平衡，反之则容易倾覆，特别是对于一些转动刚体，如电机转子、飞轮等旋转部件，如果重心不靠近转轴，会产生强烈的振动，引起破坏，影响机器寿命，因此重心位置的确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家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政权的运转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把首都放在国土中心与把物体的支撑点与重心重合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保持平衡与稳定。《太平御览》中记载：“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明确提出将首都放在国土中心有助于zyzf对国土进行有效管控，形成四方辐辏的中心效应，从而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立都必居中土”，不仅是迎合大众对理想空间秩序的偏好，更有着具体而现实的****意义。

    一、定都国土中心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

    首都是国家的象征和精华所在。某一地区一旦成为首都，必然会获得一些优惠的发展条件，当地的民众和社会集团也能获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首都所在地区的地方势力凭借着地理上的优势，对zyzf的影响力会大于其他地区，较容易在整个国家中赢得更大的话语权。因此在正常情况下，首都的区位选择必然会引起各方的竞争。历史上加拿大的魁北克和多伦多、美国的南方州和北方州、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悉尼之间都曾为了首都的位置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博弈的最终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在双方之间的地理中点选择一处建新都。这也说明在具有强烈偏向性的选择无法被各方所接受时，首都位于地理中心往往能成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几对持久而深刻的矛盾，比如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农民与地主之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而导致中国版图一次次统一后又一再陷入分裂的根本原因则是zy与地方的矛盾。从权力间的关系来看，地方政权对zy有着天然的离心力。只要zyzf的权力稍有衰弱，地方独立势力就开始粉墨登场，东汉末年的群雄并起、唐末的藩镇割据、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等都是此例。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历代的zyzf绞尽脑汁，除了在制度方面加强zy集权外，在首都的区位选择上也注意考虑各方势力的平衡。如元、清两代定都北京，重要着眼点就是北京地处南方农耕区、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的交界点，是三方的力量平衡点，定都于此可实现最大的战略平衡。

    1840年之前，中国区域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南北矛盾，此后东西矛盾开始上升。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南北矛盾依然存在，东西矛盾日益加剧。这种区域间的矛盾是相当复杂的，它既有地方本位主义的思想在作祟，又牵涉到地区经济利益、话语权等一系列问题，很难单靠行政力量长久压制。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完全是当时的党zy，特别是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产物，而不是什么各方****势力平衡的结果。这种定都方式看上去很有效率，但在兼顾各地方利益方面的考虑是有欠缺的。别的不说，单就北京偏居东北一隅这一点就不符合很多地区的利益。随着地方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首都的区位选择有可能会成为各地区竞争的一个目标，要使东西南北各方都能接受，国土的中心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二、定都国土中心有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

    清朝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反清的汉人政权。在台湾收复之后，清廷内部竟产生了对台湾的“弃留之争”，众多廷臣认为台湾 “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纹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建议将岛上二十万军民悉数迁徙大陆。后虽因施琅的极力反对，清朝才在台湾设官治理、筑城戍守，没有“弃其地与红毛（荷兰）”。但由此也可以看出zyzf在边远地区建立统治的困难。晚清时，新疆受到外敌入侵，可是这消息三个月后才传到北京。国都与边疆之间相隔太远所带来的信息延迟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应滞后令人有深深的无力感。世界历史上很多大帝国最终都无法逃脱分崩离析的命运，很重要一点就是疆域过于辽阔，zyzf无法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

    西汉时，贾谊认为：“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 他从国家内部管理的角度指出建都于国土中心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国都及其周边地区由于zyzf的严格管控，统治秩序一般来说比较稳定，如《汉书·儒林传序》上就说：“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其他地区离京师这个首善之区距离远了，zyzf的管控能力相应下降，发生叛乱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历史上定都关中的秦、西汉、隋、唐等王朝，发生的叛乱大都在崤山以东地区，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军起义、瓦岗起义、黄巢起义等。

    《荀子·大略》上说：“欲近四方，莫如zy；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将国都放在国土中心，能够使zyzf距国土各方向的边疆都不会太远，“四方入贡，道里均”，“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从而削弱因距离过远形成的巨大离心力，实现“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的目的。北京地处南方农耕区的最北端，距离长江流域和华南、西南等地区过远，对当地的控制力较为薄弱。在元末、清末和北洋zf期间，上述地区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反抗北京zf的策源地，也最终导致了元、清和北洋zf的灭亡。

    三、定都国土中心有利于加强国家的向心力。

    众所周知，商家在选址时都会有意识地遵循“路口效应”，因为多条道路的交汇处往往会有更大的客流。假定“一”字街道的客流是1的话，那么丁字路口是1.5，十字路口是2，“＊”字路口是2.5……如果把这个原理的应用范围放大，那么那些地处国土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方，往往能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zy要实现对地方的管控，可以采取军事、行政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使用经济、文化等柔性方式，而且从效果上来说，后者“润物无声”，更能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国都位于国土中心，单凭地理位置就能够成为四方交汇的天然中心，这对于加强与各地的人员往来、物资交流和信息流通都有着重要意义，便于在潜移默化中缩短各地民众与zyzf的心理距离。

    司马迁根据《禹贡》等书的记载，记述说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绥、要、荒，一圈一圈向外推衍，由zy为中心，四方环绕中心。这当然是想象中的国土规划，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空间秩序。《盐铁论·地广》上也说：“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在中国古代，国都作为推行王权统治和实行“王化”措施的国家根本之地，若能位于国土中心，天下如辐条一样向轴心收敛式汇聚，再向四周渗透，既利于发挥都城的聚焦和扩散作用，有助于zyzf实现“居天下之中以均统四方”的战略意图，也易于形成周边对zy的依附和归顺，增强地方对zy的向心力。

    作为国家的****、文化中心和重要的经济、交通中心，首都天然是一个能量辐射源。这种能量辐射对于增加国家的凝聚力，使地方与zy之间形成“百鸟朝凤”、“众星拱月”的格局是十分重要的。只不过像热能辐射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一样，首都的能量辐射也受到距离的制约。要使首都向外辐射的能量利用效率最大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位于国土中心，向四面八方各个方向辐射的能量都能被充分利用。北京处于东北与华北的交界处，正好位于中国“雄鸡”版图的最为单薄的“颈部”，东边和北边的战略纵深狭小。以北京为辐射原点，明显无法实现辐射能量最有效的利用，不利于加强国家的向心力。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定都国土中心对于整个国家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但是问题来了：中国的国土中心在哪里？有人曾用非线性极值法来计算中国的重心所在，得到的结果是中国的人口重心在河南南部；经济重点位于豫皖交界处；交通中心大致位于武汉、郑州之间；陆域版图几何中心位于甘肃兰州附近；大地原点即地理中心位于陕西泾阳。中国现在的****中心北京远离人口重心近800千米，远离经济重心近750千米，远离交通中心近1000千米，远离几何中心近1400千米，远离地理中心约1000千米。这些距离并不仅仅是一些冰冷的数字，同时意味着全国各地与首都之间产生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成本被大大抬高，zy对地方进行管控的难度也随之加大了。

    在中国省会一级的城市中，最靠近国土重心的应该是郑州、武汉、重庆、西安这四个。单纯以地理位置考虑，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和“九省通衢”的武汉比西北的西安、西南的重庆更符合“居天下之中”的条件。只不过首都“居天下之中”在和平时期优点颇多，但到了动乱时期对风险的防控能力就比不上“踞一隅而制全局”。否则西安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的地位高于洛阳的现象就很难解释。如果以掌控全局作为出发点，首都区位选择最理想的位置应该是既能够实现“居天下之中”，又能够实现“踞一隅而制全局”。以这个标准来看，分别以大西北、大西南作为大后方的西安和重庆，其地理位置就要优于平夷无险、四通八达的郑州和武汉。从地理形势看，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分别是大西北和大西南最精华的地区，而关中平原中的西安和四川盆地中的重庆则分别是西北、西南板块参与全国性地域角逐的天然领袖。这两个城市都靠近国土中心，具有“居天下之中”的位置，同时又与中东部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地理阻隔，拥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可以实现“踞一隅而制全局”的战略目的。

    如果进一步在西安和重庆之间进行比较的话，虽然西安的历史远比重庆要辉煌，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重庆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以两大板块比较，由于水热条件的差异，西南板块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发展潜力都胜过西北板块，使得西南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高于西北，这一点在抗日战争和三线战争中一再得到证明；以两大盆地比较，四川盆地的对外防护能力、本身的土地面积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都要胜过关中平原，称得上是升级版的关中平原；以两个城市比较，重庆为长江沿江城市，是西部最大的港口，可以通过江海联运直接对接国际市场，而西安是内陆城市，无法享受水运之利……正因为这些条件的差异，使得西南的重庆比西北的西安更适合作为定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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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7-1-15 21:17
6、大有大的好处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g**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占领了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城市的建设和管理问题日趋显得重要。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现在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比较顺利，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0.6%迅速上升到1960年时的19.6%。但从196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罕见的“逆城市化”现象。由于几千万城市青年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只有17.1%。此后虽缓慢回升，但直至198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9.4%，还不及1960年时的水平，不到世界平均值41.3%的一半，甚至低于南宋时的22%。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步入正轨，城镇化率呈单边上扬态势：1981年破20%；1998年破30%；2003年破40%；2011年破50%；至2014年时已达到54.77%。在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zf和学界的部分人士却一直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大城市恐惧症”，视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如洪水猛兽，而热衷于发展中小城市，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在他们看来，千万人口级的超大城市的出现会带来严重的“大城市病”，给环境的承载能力和zf的城市管理水平提出严峻的挑战，因此对这类城市的规模应该是严格限制的。

    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城市规模受到最严格限制的就是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在首都光环的加持下，城市规模一扩再扩，人口总数从1949年的209.2万增长至1978年的871.5万，再增长至2014年的2152万。因此今天的北京一旦出现什么“大城市病”，如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等，人们首先想到的原因就是人口过多。于是，限制城市规模、控制人口数量一直以来就是北京的一条“基本国策”。在单纯的行政控制手段表现欠佳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又提出：北京的城市规模之所以一再扩张是因为其作为首都承担了太多的职能，于是又出现了通过分散首都职能来治理北京“大城市病”的思路。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世界第一大都市。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达到4000多万，远超过任何一个中国城市。在东京的城市化进程中，当人口超过1000万的时候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大城市病”，但是当人口达到3000万以后，东京的“大城市病”反倒比之前轻多了。这说明城市的规模与“大城市病”的出现并无绝对必然的联系，问题的关键在于zf的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本身的选址。北京的“大城市病”愈演愈烈，一方面在提醒zf的管理水平应该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选址失当给首都的发展带来的巨大掣肘。

    最近几年，可能是长期亲身目睹北京“大城市病”的惨烈，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学习美国建立华盛顿特区的经验，把首都从北京迁离，选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建造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世外桃源般的袖珍形首都。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史实：在上海崛起之前，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国都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城市，几乎无一例外。这是zy集权国家****中心溢出效应的自然结果，不会依个人意志而转移。即使中国现在在一片荒地之上新建一座城市作为首都，这个城市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膨胀为拥有千万级人口的超级都市。中国的首都应该迁出北京，但原因绝不是因为北京城市规模过大、人口过多，而是因为首都选址不当，定都机会成本过高。

    在二战后东亚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一种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以首都为中心会形成一个庞大的都市圈。如东京都市圈面积只有1.3万平方公里，仅占日本国土的3.5%，但人口却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GDP更是占到了全国的一半；首尔都市圈面积只有1.17万平方公里，占韩国国土的11.8%，人口则达2500万，占全国的一半左右，GDP在全国的占比更是达到惊人的70%；中国的京津唐地区2014年人口达到4400多万，GDP在全国的占比达到6.7%。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zf主导，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中，生产要素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由流动的结果。占有****优势的首都城市，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天然高过其他城市。

    中国如果将首都从北京迁往他处，候选者也应当是一个大城市，而且规模越大越好。这并不是“贪多求大”的思想在作祟，而是基于一些很现实的考量。

    一、城市规模越大，对外经济辐射的能力就越强。

    英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曾以“磁力”理论来阐释城市的集聚与扩散功能。他认为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通过“磁力线”向外放射出强磁力，吸引着周围众多的人、财、物。这些人、财、物一旦被吸引到城市里来，便会被“磁化”，从而与城市里原来的人、财、物一起放射出更强烈的磁力。这不但为现代化、专业化生产协作与联合提供了有利环境，也为有效利用土地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信息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内，城市的规模越大，规模经济的效益也越高。

    一个城市规模越大，说明它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就越强，或者说生产要素在这个城市聚集比其他地方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2014年《京津冀蓝皮书》提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经济效益作为支撑，人口的大规模聚集才有了强大的动力。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以行政手段限制大城市人口膨胀的方式是很难成功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北京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可在2013年北京的人口就已经突破2100万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中提出2020年全市实际居住人口1600万左右，可在2013年就突破2400万了。

    增长极理论认为作为增长极的城市能够通过辐射效应把经济动力和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周边地区，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成长。既然限制首都的城市规模是不可行的，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大城市经济效益高的优点把首都城市做大做强，成为一个能向本地区辐射强大能量的增长极。经济辐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一般来说与增长极的经济规模成正比关系。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能够在一省范围内有一定的经济影响，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则必定能跨越省界，对邻近省份也会有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像上海的崛起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那样，只要首都的区位选择合适，那么它的经济规模越大，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也越大。

    二、城市规模越大，首都各项功能的实现就越有保障。

    首都城市与普通城市不同，除了经济功能外，它还有全国****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实现无不要求有一定的城市规模作为基础。如中国从1959年开始举办全国运动会，但直至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时，举办城市仅局限于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原因就是其他城市规模太小，没有能力建造那么多的体育场馆和组织如此庞大的赛事。直到近些年各地的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后，江苏、山东、辽宁等地才开始陆续承办全运会。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首个举办亚运会和唯一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也是由其他庞大的城市规模作为基础。如果北京只是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这一切都无法想象，那么首都的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等功能北京就无法很好地履行。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都之所以都拥有相当大的规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都实行zy集权制，首都所担负的功能众多：为了完成统治全国的任务，zyzf必须得打造一个强大的神经中枢，构建出一套精密而庞大的组织机构以实现zy意志；为了保卫国家中枢的安全，首都周边往往要大量驻军；为了防止地方豪强作乱，很多王朝又会把天下的富户迁往国都……因此只要中国实行zy集权制，首都的规模就难以变得很袖珍。今天北京作为中国的****中心，成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指挥机关的驻地；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成为众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驻地；作为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心，成为各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办事处的驻地。试问，北京的城市规模怎么可能不大？

    有人曾提出通过剥离北京某些非核心的首都功能来控制城市规模。这种想法听上去有些道理，可真正付诸实施后就会发现缺乏可行性。首都的各项功能并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相互之间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有机体，一项功能的实现往往以其他功能的存在为基础。比如曾有人建议把首都的经济管理职能部分剥离，将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搬到上海以加强上海的经济中心建设。可问题是这些机构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一旦搬离了首都产生了过大的物理距离，zyzf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即时性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zyzf的****统治职能。因此从首都各项功能的实现出发，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保持首都城市一定的规模是相当有必要的。

    三、城市规模越大，接纳新增人口的能力就越强。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指出，将中国现有的城市化模式转化为优先发展“超大城市”的模式将增加人均产量，提高能效，帮助缓解耕地不足带来的影响。“超大城市”较之小城市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因为大城市的能源生产能力比小城市要高20%，公共交通更加有效率，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更容易得到控制，耕地流失率也可以限制在8%以内。纵观各国的人口流动，人们多首选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就业容量较大，具有从政、工、商、科技、教育、信息、交通、城市基础建设和社会交流等多种就业和选择。

    巴西利亚的设计者科斯塔1956年在规划巴西的新首都时，设想到2000年时巴西利亚会有50万人口。可是到2000年时，这座城市的人口已超过200万。由于设计时对人口增长预计不足，巴西利亚周围形成十数个卫星城，仅超过10万人口的就有5个。对于中国这种尚有几亿农村人口等待城市化的国家而言，幻想首都城市如同美国首都华盛顿那样长期保持在几十万人口的规模是不现实的。近些年中国城市规模扩张最快的，不是zf大力扶植的中小城市，而恰恰是一直强调要严格限制城市规模的北、上、广、深等超级城市。大方承认人口大规模向首都城市聚集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在如何提高城市对新增人口的承载能力方面下功夫，才是真正明智的做法。

    大城市本身的底子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无论是交通出行、医疗建设、教育设施、娱乐休闲都有较好的物质储备，同时城市的发展规模大，行业齐全，企业多，拥有较好的创业环境和较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承载新增人口的能力也较强。2000年北京的人口为1364万，2014年已达到2152万，年均增长56万。这些数字一方面反映了作为首都的北京对外来人口的超强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个超级城市对新增人口的巨大承载能力。城市对新增人口的承载能力与城市原来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56万固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如果分母是2000多万的话，那么最终的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几，就显得不那么惊人了。

    除了以上三大优势外，从迁都的可行性考虑，大城市的优势也是中小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新中国定都北京后，在首都的城市规划方面曾出现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方案之争。当时国内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应当保留北京旧城的面貌，在旧城的西面建立新的行政中心，这就是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但是最后获得zgzy支持的还是苏联专家巴兰尼夫提出的“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的规划方案。究其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首都建设成本的问题，“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设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需设备的建设，这样的经费大大增加……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这说明在首都的建设方面，经济成本应当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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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参考消息    时间: 2017-1-26 16:51
作为重庆人-----------------都看得累，其他人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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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7-2-10 20:17
1949年之后，为了保证北京能充分履行首都的职能，国家长期以来对北京进行了巨额的投资，使北京的基础设施水平始终处于国家数一数二的水平。这一定程度上也让北京与首都之间的捆绑更加紧密，降低了北京的首都地位被替代的可能性。试想一个中小城市，缺少机场、火车站、高速路网、地铁网、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基础设施，如何能有效地履行首都的职责？如果从头开始建设，不但需要漫长的时间，更需要巨额的成本，这无疑又会增加迁都的阻力。相比之下，新都的候选者如果也是一个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本身的基础设备比较完备，迁都不需要大兴土木，那么营建新都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首都摆脱对北京的路径依赖、迁往别处的可行性也会相应提高。

    因此，中国如果要将首都从北京迁出，新的备选城市一定要具备相当大的规模。这时候，重庆的优势就开始显示出来了。重庆是中西部最大的城市；是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之一；是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之一。2011年******又把重庆定位为四大国际大都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之一。值得注意的一点，不管是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还是国际大都市，其他几个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只有重庆独此一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国防安全方面有短板，新首都的候选者只能从中西部地区选择，这种情况下舍重庆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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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7-3-5 18:33
7、大国崛起中的战略后方

    1817年7月1日，曾于一年前带领使团出使中国的英国著名外交家阿美士德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拜见了流放于此的拿破仑。据说在这次见面中，拿破仑在听了阿美士德在中国的见闻后曾说：“狮子睡着了，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它现在沉睡着，感谢上帝，让它继续睡吧”。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睡狮论”，后来被国人广为引述。抛开民族情绪，单从现代文明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评价拿破仑的观点，不难发现他的判断大体是正确的。

    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的葡、西、荷、英、法、德等国的人口和土地不及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却能够在全球范围上耀武扬威，相继争当世界霸主，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们的人种比其他地区优秀，而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在了前面，具有先发优势。这就像古代中国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农耕民族打不过仅有几十万人口的游牧民族一样，双方处在不同的社会，在质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很难通过量的优势来扭转胜负。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世界的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文明时只能是被动挨打、全面落于下风。只是相对于古代文明而言，现代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地域具有极大的免疫性，因此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等其他国家通过学习西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也迎头赶上时，单靠先发优势就不足以支撑西欧国家在全球的强势地位了。在社会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主要还是由人口和土地这些最基本的要素决定的。二战以后，美国和苏联之所以能取代英法等老牌的欧洲强国成为世界性的领袖，关键还在于它们在人口和土地方面较英法等国有压倒性优势。

    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中国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竞争者。在近代之前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之所以能在东亚范围内长期维持朝贡体系，主要是依靠比周边政权大上一到两个数量级的人口和土地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上由聚合效应所产生的文化、制度优势。即使近代以来中国的外部世界从东亚扩大到全球以后，以人口和土地规模来衡量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只要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缩小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那么以中国的国家规模必定能成为左右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心。从****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代化，即完成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才是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根本道路。

    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近几百年的实践来看，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能够成功完成社会转型、跻身发达国家的非西方国家更是少之又少。除了内部原因外，外部干扰也是造成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迟缓的重要原因。近代史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两次被外敌入侵所打断：第一次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另一次则是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南京国民zf开始于1927年的“黄金十年”。在国家安全无法得到有力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实现本国现代化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往往只是空中楼阁，很可能会因为一次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而付之东流。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因此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提升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成了当时重要的****任务。1964－1978年大三线建设的目的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这样一来，即使遭到强敌的夹击，发生像日本侵华那样极端恶劣的形势，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保持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然后伺机反击。这种做法从经济角度来看肯定是不合理的，因此至今仍被人诟病，但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却未必有更好的选择。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两国在战争初期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况下，没有像波兰、法国那样亡国，而是依然能坚持对敌作战，最终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土面积大，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能够通过战略转移赢得缓冲的时间。但是在战争后期，苏联能够大规模反击，收复失地，攻入德国，而中国的反击力度则要小得多，基本上是坐等日本投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战略后方建设不如苏联，在集中了大部分工业的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就没有能力大规模武装军队，发动苏联式的反攻。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就不难发现三线建设时在西南地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做法，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战略主动权的重要意义了。第二次****战争期间，云南学政张锡嵘奏请迁都关中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维立国之本，不患有外患之兴，而患无自强之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强大的战略大后方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的“自强之本”。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上重新起飞，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中心同时集中于东部的局面再现。这种将所有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的局面，成了中国在大国崛起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掣肘。长期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在海权时代的舞台上是一个后来者，注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海洋力量上处于劣势。将经济重心和****中心同时集中在国防安全最为薄弱的东部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再次出现像日本侵华那样的极端事件，除了像国民zf那样仓皇西迁外，恐怕也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退一万步说，即使排除外敌登陆的恶性事件，只要西方国家的军舰在中国近海长期游弋，国人大脑中的那根弦就得绷紧，在国际博弈中就容易被人击中软肋。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一·二八”事变中的城下之盟当为后人的前车之鉴。

    要改善国家的安全形势，避免重蹈晚清和民国时轻易被外敌掐住命门的覆辙，那就必须得“分散投资”，改变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中心同时集中于东部的格局。中国的经济重心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是经济规律使然，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发达地区几乎都集中在沿海地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重心西移，当年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没有能完全做到，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没有可能。既然经济重心移不动，那就只有迁移****中心一条道路了。清末陈澹然在《迁都建藩议》曾说：“京师不安，虽尧舜不能为治。国家之患，莫大于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很多发展中国都将首都从沿海地区迁往内陆，为的就是摆脱首都位于沿海地区随时受到西方列强海上威胁的困境。中国近代受到的海上威胁次数之多，结局之惨，众所周知，而这一切与中国的首都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是脱不了干系的。列强之所以敢轻易地发动侵华战争，很重要一点就是看到中国的首都临近海边，可以一击而中，方便军事讹诈。将国家的首都内迁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型国家而言，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军事上有一种战略叫“以攻为守”，它的座右铭广为人知：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事实上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战略叫“以守为攻”。北宋秦观在《边防策下》中说：“盖充国以先零穷寇，急与之角，则中国必有馈挽转输之劳，故罢骑留屯而图以期月，此则以守为攻者也。”他讲的是中原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族作战时如何克服机动性差的弱点，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指用防御作为击破敌人的手段，它的知晓度虽然不如“以攻为守”，但在特定的情境下仍不失为一种克敌制胜的高明战略。《孙子兵法》中说：“昔善守者，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以守为攻”不是一味地防守，而是用防守作为寻求全局战略主动权的手段，它的最高境界就是防御好到让敌人看不到获胜的希望，从而放弃进攻。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之所以敢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重要一点是基于之前中国一旦首都被威胁立马就屈服的经验，认为只要一举攻克中国的首都南京，国民zf就会被迫投降。哪知国民zf这次一反常态，毅然决然地迁都重庆，用空间换时间与日军打持久战。根据战后的资料显示，在八年的中日战争中，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其实几次想从中国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而不得。反观中国，虽然两军对战时未必能胜过日军，但是迁都重庆后却能占据四川盆地的天险，让日军看不到攻克的希望而放弃了进攻四川的计划，为自己赢得了时间，最终等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运用“以守为攻”战略最成功的实践。

    今天中国的国力自然不是晚清和民国时可以比拟，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的世界格局仍是由西方所主导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具备与整个西方世界抗衡的实力。特别是在军事上，“北约”和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几乎掌握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四分之三以上的军事力量，这成了西方世界掌握全球主导权和打击敌对势力的重要工具。任何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挑战西方的行为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由于庞大的国家规模，中国的崛起势必会改变当前的国际力量格局，也不可避免地会与西方世界发生摩擦。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和平崛起”当然是最佳的结果，但是在尽最大努力为民族复兴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的同时，还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以防万一。在这种情况下，奉行“以守为攻”的战略，将首都内迁与建设战略大后方结合起来， 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要真正说到适合建立战略大后方的地区，还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最佳。这一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zf在选择持久抗战的根据地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在选择大三线建设的后方基地时都已经有了全面而详细的研究。两个相敌对的政权一前一后都选择同一地区作为战略大后方，充分说明该地区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除了地处西南，远离来自东边和北边的军事威胁，拥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外，四川还具有典型的盆地地形，对外防护之厚其他地区无法匹敌，更为重要的是四川与中部和东部之间有一条长江作为通道，物资流通比较方便，能充分利用内河航运提升生产要素聚集的经济效益，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不过多地牺牲经济合理性。

    当年的大三线建设之所以被人诟病，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无视经济效益，人员和产业的转移全都使用行政手段，没有尊重劳动者的意愿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因此最终只能变成阶段性的运动。如果现在重新要在西部建设战略大后方，一定要吸取大三线建设的教训，让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西移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否则注定不会长久。而要在“孔雀东南飞”的海洋时代让生产要素逆向西流，唯一的办法只有迁都。在2014年GDP排名前15名的中国城市中，除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外，既不沿海又不沿江的城市只有北京。在北京那么一个气候恶劣、干旱缺水、污染严重、根本谈不上宜居城市的地方，每年能够吸引60万左右的外来人口涌入，可见首都的光环对于劳动者的吸引力有多大。当前的情况是：北京由于承载能力的限制已经不适合继续无限制地扩大城市规模了，而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由于要建设战略大后方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长期流入。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将首都从北京迁到西南经济效益最高的城市重庆。

    迁都重庆对于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重要意义，在于避免使这一具有全局影响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政策变动沦为像三线建设那样的阶段性行为。只在首都在四川盆地中，就等于给西南地区装了一台永动机，不需要刻意地政策倾斜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生产要素向西南流动，使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天然具有长期性。中国的首都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尚且对生产要素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一旦迁到了条件更为优越天府之国中，这种吸引力必定还会扩大，战略大后方的建设也能事半功倍。这样一来，即使东部沿海和北方陆界有事，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触及根本，中国有充足的缓冲时间进行防守反击。而国际上的对手看到中国的****心脏已迁往安全地带而且有强大的战略后方作为后手，即使有军事讹诈中国的想法也会因代价太高而放弃。中国的国家安全将会大大提升。这才是“以守为攻”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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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7-3-16 20:04
第七章 新都热门备选城市评析

    1、西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如果说中国的首都要迁离北京，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新都候选之地可能就是西安。原因无他，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实在过于显赫了。西安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1000多年的建都史，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个朝代都以西安为都，因此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得关中者得天下”是一条反复被证明的历史经验。清代华湛恩曾言：“雍州势居黄河上游，以一方阻三面，昔称天府，亦天下之大都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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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7-4-18 19:40
公元904年，朱温对长安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子兰在《悲长安》诗中写着：“何事天时祸来回，生弄愁悴苦庚灰。岂知万顷繁华地，强半今为瓦砾堆。”此后西安“王气”不再，再也没有哪个王朝把国都定在关中。曾经的中华第一城迅速衰落为西北地区的一个普通城市，“千官扈从骊山北，万国来朝涓水东”的景象始终没能重现。不过这并不代表着西安就此被人遗忘了。事实上在李唐灭亡以后，历代选择国都时仍会把西安作为候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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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7-5-2 19:23
  北宋建立后承袭后周仍建都开封。赵匡胤曾西巡洛阳，隐然有迁都洛阳之意，群臣不同意。赵匡胤叹息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仍然不忘关中的山河形势在建都时的优势。北宋末，赵构重建宋室社稷，在选择巡幸之所时，李纲建议道：“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又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由此可见自唐以后，****重心虽已不在关中，但中原纷乱之际，关中对于中原局势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兴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明朝建国之初，关于建都何处一直莫衷一是。洪武三年，监察御史胡子祺陈奏道：“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崤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这个建议当时就得到朱元璋的赞许。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后，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经略建都事”，并告谕：“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只可惜朱标在这次“关中考察”回程得了重病，第二年就病死了。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迁都关中的事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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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故乡    时间: 2017-5-3 21:34
这个应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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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繁花视界    时间: 2017-5-4 14:07
呵呵   想法是好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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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ugege    时间: 2017-5-5 07:39
呵呵，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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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男同学    时间: 2017-5-6 20:47
顶一个，再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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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mxiang    时间: 2017-5-7 23:44
太长了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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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ir.woo    时间: 2017-5-8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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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极-老熊    时间: 2017-5-8 10:58
重庆能找到块平的地方建天安门广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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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7-6-5 21:08
晚清时，北京由于离海过近，非常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因此西安又成了迁都的热门人选。第二次****战争期间，云南学政张锡嵘上奏：“闻夷借和议拥众入城，势恐难测。恭请圣驾临御关中，以系天下之人心，以植中兴之基址，勉竭管蠡，仰祈圣鉴事，臣维立国之本，不患有外患之兴，而患无自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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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重庆的天空    时间: 2017-6-8 08:30
:2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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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光扬2014    时间: 2017-6-8 11:54
吴星生是真正懂经济的人，可是中国现在真正懂区位经济的人都不在台上，重庆一个深入内陆2000多公里的城市还通5000吨巨轮水运。从国家国防考虑，环境，交通承接力考虑，可以说在现代国防经济条件下只有重庆适合当首都。。。没有之一。但是从我个人一点私心来说，也不希望重庆当首都，人多车多吵杂受不了。。还是当个一般大城市就好了。重庆的好空气永远都在，交通相对来说还算畅通。最多当个陪都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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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光扬2014    时间: 2017-6-8 12:17

吴星生 发表于 2017-6-5 21:08
晚清时，北京由于离海过近，非常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因此西安又成了迁都的热门人选。第二次****战争期 ...

其实你看外国迁都内陆的城市，都不繁荣是为什么???巴西巴基斯坦缅甸这些国家都没有内河水运。整个地球也找不出重庆这种先天优势。美国密西西比河还算可以 但是都没有重庆优势，美国两边沿海，都容易受到攻击，又是平原，容易受到精确打击，陆地两边是海，水运走墨西哥湾其实多走几千公里路程，重庆是山城，地是斜的，精确打击在重庆不管作用。重庆西边是世界最大的没有水运的内陆，也让重庆成为西部包括中亚各国最近的水运口岸，沿海被暂时，只有重庆有西部大交通大运量水运，炸不断炸不滥，就是铁路高铁一个导弹精确打击就毁掉，要调试很久才能用，只有水运是运兵运物资最重要的，其实蒋介石已经用事实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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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先锋街    时间: 2017-6-9 10:01
重庆承东启西，帝胄龙脉，一旦迁都到此，必有一番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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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68543352    时间: 2017-6-9 11:01
看看二十年内会不会有这样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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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星生    时间: 2017-6-15 21:32
与此同时，恭亲王奕xin也密奏咸丰帝“恭邸、文祥、胜保等请迁都关中”。咸丰帝默许迁都之事，曾下谕：“将来跸路径行，由山西太原、平阳等处，折入潼关，尚属可行。”后因与英法议和成功及大臣反对，迁都关中之事就此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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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eabert123    时间: 2017-6-16 09:35
一个陪都 能让重庆人高潮几十年，十大古都都没说话，你一个大山里面得益于三峡水库勉强搞了个直辖市的称号就得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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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长江之子    时间: 2017-6-18 16:26
我觉得还是应该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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