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大迁移：一场你死我活的城市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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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大迁移：一场你死我活的城市战争2017-02-18 00:07

　　编者注：

　　这是一篇旧文，今天读起来仍然有意义！

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的增减是最不可忽视的指标，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逝，各大城市对人口的争夺愈显迫切。长远来看，人口才是房价坚挺的基石。

中信建投研究团队研究国内人口大迁徙后，得出如下几个结论值得关注：

1.21世纪，人口迁移呈现马太效应，中部地区趋于“边缘化”。

2.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吸引力继续提升，而北京、广东吸引力相对有所下降。

3.东北黑龙江、吉林不仅人口流出严重，且无法吸引大学生，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造成较大阻碍。

4.省会城市和区域单核城市如重庆、成都、武汉、贵阳等地可能享受到人口红利，成为地方性增长高地。

5.湖北、东三省、贵州、安徽等省市单核城市快速成长，其背后是非重点地级市、县级市的无限衰落，这可能是很多开发商和购房者需要警惕的。

◎来源丨中信建投房地产小组

01

零和博弈——渐行渐近的城市战争

1.内生性人口红利的趋缓

进入“十二五”末，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各个学界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人口总量增速开始下行，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至5%以下，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占比也出现拐头，抚养比正逐步抬升。

我们此前在年度策略中做过测算，主流城市的购房年龄段主要集中于25-34岁和35-44岁，这部分人群从2015年开始，占比下滑斜率将逐步加大，虽然我们认为在2025年以前，25-44岁人口的总量依然可以稳定在4亿左右，但从大趋势来看，人口红利的下降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2.9%对33%，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

事实上，即使在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21世纪，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就已经开始。根据北京BCL的街道精度的数据研究，全国39007个乡镇街道的平均密度为873人/平方公里，到2010年则上升到977人/平方公里，人口增长的趋势延续，但是这10年间依然有33%的街道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而出现大幅增长的街道仅有9%。

这说明即使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一直都伴随着充满集聚效应和极端分化的过程，这当中城市边界的增长并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弈，这个现象将会在未来人口红利趋缓的过程中日趋明显，如何在接下来的10年中选对城市，掌握剩余人口红利，将是房企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研究这其中人口迁移的方向和原因是我们这篇报告的价值。

02

中国人口迁移回溯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许农村居民迁入城市，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数量较少。

从80年代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超大规模剩余劳动力成为全国城镇化的主体力量，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因此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梳理我国人口迁徙趋势的变化。

1.上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乡镇企业发展推动补偿性高峰

在经历了60-7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后，上世纪80年代进入恢复性城镇化阶段，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带来了城乡迁移的浪潮，尤其在1984年后，国家逐步放宽对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后，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在小城镇落户，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据统计，1979年至1981年我国人口省际净迁入量为626万人，净迁出为107万人，迁移活跃度较70年代明显提升。

流迁人口的活跃也推动各个地区人口区域的变化，直辖市、沿海城市以及部分非农城市开始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开始显现，折射出改革开放进程对我国人口再分布的直接影响，而中西部省份以及东北省份向东部沿海城市迁移的趋势也在当时开始形成。

从区域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东部省市的人口吸引力开始初步彰显，而人口迁出最大的省市包括四川、浙江、黑龙江等中东部区域，“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成为当时小城镇发展模式的典型。

2.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迁移：东部城市群开始形成

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后，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建设的神话，人口迁移流动进入快速提升周期。相比80年代，人口迁移流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90年代的人口迁移可总结为“三大加一小”的中心，三大流动中心分别是广东省（珠三角）、上海（沪苏浙闽）、北京，一小是指新疆自治区。

比较三大中心的净迁入流向，北京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方向，除河北外，其他较分散，包括山东、江苏，来自中部的河南、安徽、湖北、黑龙江等，而上海主要吸纳长三角周边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区域人口，广东吸引的大部分迁移流动人口距离最远，主要来自经济较为欠发达的中西部的省份，主要包括湖南、广西、四川等。

新疆由于地理位置独特以及zyzf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开始吸引较多内地人口迁往，但主要来源地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地理位置较近的河南等省份。

3.21世纪以来人口迁移：马太效应下中部地区趋于“边缘化”

人口迁移规模扩大、速度加快

进入21世纪，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呈现迸发增长的态势，2010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数达到2.61亿，其中流动人口数达到2.21亿，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34倍，其中2010年广东省流迁人口达到3681万，甚至超过了1990年全国流迁人口的总数，证明近30年来全国人口流迁规模和速度都是持续强化的。

区域间分化持续扩大，中部地区边缘化

从省际迁移结构来看，2000年至2010年，强势区域依旧维持强势，我国东部地区人口迁入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迁入人口占全国迁移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82.4%，而西部中部分别仅占12.1%和6.5%。细化来看：

1、东部超大省市继续傲视其他区域。北京、上海、天津三大超大城市的净迁移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17.5%、18.2%和6.6%增长到了2010年的34.5%、37.9%和21.0%，马太效应明显。六普期间人口净流入规模最大的五大省市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

2、中部区域首次成为全部净迁出地区。在山西从五普的净迁入变成净迁出后，中部地区全部变成净迁出地区，尤其安徽、江西、四川、贵州等中部成片地区的净迁出人口占到全国的53.6%，其中安徽净迁出人口比重占到15.0%，为全国最主要人口迁出中心。

3、西部地区仍存在一定程度凝聚力。在东部地区强大集聚效应下，西部有大量人口迁出，但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依然保持净迁入，说明西部内部依然具备较强凝聚力。

迁移中心发生微妙改变

21世纪后，全国人口迁移中心发生改变，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福建和江苏成为新一轮人口迁移中心，其中上海、浙江、天津、福建和江苏人口吸引作用继续提升，而北京、浙江和广东吸引力略有下降，新疆则失去了迁移中心的地位。

从迁移中心人口来源来看，随着交通工具升级以及产业重心的转移，各个地区的人口构成也开始体现出变化：

上海：“六普”上海的主要吸纳地区从江西和浙江变成了湖北和河南，主要在于江西人口更加偏向流入福建和浙江；

北京：北京“六普”期间黑龙江取代四川成为主要被吸引地区，天津则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环渤海成为北京天津区域主要人口来源：

浙江：浙江吸引人口中，河南人口大幅增加，取代了五普期间的湖北；

广东：广东省人口来源中河南取代了江西；

福建：福建区域吸引的人口中除了固有的重庆和四川，贵州人口占比也大幅提升。

4.人口迁徙模式分类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对我国人口迁移的模式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超大城市集聚模式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是这类模式的主要代表（深圳包含于广东省），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已经实现高度的城市化进程，就业非农化任务基本完成，城镇化速度逐步放缓，而人口处于高强度导入状态，但其中短期迁移人口比重较小，迁移流动人口具备较强的长期居留意愿。

即使从制度因素来看，这些区域往往执行较严苛的“条件户籍”，但并不能阻止跨省户籍的迁入，背后反映的是全国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不断注入。

第二类：外来农业人口导入模式

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份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这些地区具备相对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一种模式），处于快速增长城镇化阶段，人口处于净迁入状态，但人口沉淀性不强，农业户口人口的迁移比重较高，意味着这些地区未来常住人口市民化任务的艰巨。

这些地区往往是城市群人口集聚的次中心和农业转出人口“阶梯型迁移”中以城市群核心城市为终极目标的“中间站”。

第三类：内生城镇化模式

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非核心地区以及广西、贵州、青海、宁夏等中西部区域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速度温和，相对而言人口迁移活动强度较低（人口迁入迁出基本平衡），尤其跨省迁移和短期增量迁移比重较低，而长期迁移人口沉淀性较强。

这种模式整体处于前两种模式的第三圈层，为前两种模式输送人口，而自身城镇化则大幅度依靠自身内生增长和城乡之间的内部迁移。

第四类：人口逆迁徙模式

我们将东三省、内蒙古、江西、湖南、重庆、四川、安徽等省份划分为这种模式。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处于全国中位数，虽然过去十年人口迁出现象非常明显，大部分都是中部人口输出地，尤其是农业户籍人口，但是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特色也吸引了省内城乡迁移以及外出人口回流。2000年-2010年地区为户籍所在地和常住地的外来人口比重均有所下降，印证这些地区户籍人口存在比较明显的返回式迁移。

5.大数据角度的细化审视

在大数据风起云涌的今天，我们也根据腾讯、360、百度等掌握的LBS数据来进一步审视当前中国人口迁移的最新格局，这无论是对于从业者还是房企而言，都可能带来一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