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浪潮：拉美持续了15年的左翼****为何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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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五年在拉美的中左翼zf为这一地区带来了显著的成就，然而随着迟缓到来的全球性危机所带来的大规模经济衰退，也宣告着“粉红浪潮”的逐渐退场。Jacobin杂志刊出的选摘自《压迫的末日，也是压迫的开始》的此篇文章，评估了拉美的“粉红浪潮”，认为左翼zf带来了当下所急需的改革，但他们同样打击了扶持自身上台的社会运动，这是导致左翼****在拉美走向低谷的真正问题所在。如今拉美进步周期的枯竭，zzj势在转机出现之前或将经历一段更加黑暗的时期。即使如此，当下的民间运动——无论是巴西对国会政变的斗争，阿根廷街头对马克里zf的抗议，还是洪都拉斯对专制zf的联合反叛——都预示了将要到来的新抗争。

拉美左翼政权看起来暂时进入低迷期

       19世纪初，当厄瓜多尔终于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并未发起一场本可推翻殖民社会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状况的社会革命。相反，征服者的精英后代们不再以西班牙王室的名义，而是以他们自身的名义展开了统治。对在其之下的平民而言，一切如旧。共和国早期，一句大众口号因此出现在首都基多的涂鸦墙上：专制的末日，也是专制的开始。或就像本土激进分子路易斯·马卡斯（Luis Macas）在2010年一次采访中回忆的那样：压迫的末日，也是压迫的开始。

       这句标语抓住了21世纪拉美****头15年的核心。事实上，一些左翼人士已经将最近时期视为拉美的第二次独立——他们庆贺，在与美国的控制和新自由主义的粗暴指令相对抗过程中，这个地区终于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权。但19世纪厄瓜多尔的标语以一种更为忧郁黯淡的方式照应当下。在拉美最新的左翼实验结束之际，这场反新自由主义运动所承诺的前景，与左翼和中左翼zf所实际采取的****经济政策之间的鸿沟显得比以往时刻更加清晰。

拉美的左翼****始于2002年11月左翼退休军人古铁雷斯当选厄瓜多尔总统

从街头到国家

       2000年到2005年间，拉美的社会运动不断强调直接行动、基层参与式民主和****的去专业化。在协商性决策中，集会形式占据了特许性地位。民间组织期望建立新的自治形式以对抗国家，而其中正包含着对他们所期望迈向的“后-新自由主义”（有时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之预想。

       然而，当进步党在本世纪头10年中期获得执政权力时，尽管社会运动仍坚持自身有着干预解放革命乃至为其奠基的力量，他们事实上被局限在对变革的“次属参与”（subaltern participation）中。这并非一种“自主的、对抗性的参与”，梅布尔·思维茨·雷伊（Mabel Thwaites Rey）和埃尔南·欧维纳（Hernán Ouviña）对此定义道，它以一种安抚性的方式，使民间领域被纳入资本主义国家运转的齿轮中。为了正面对抗、由内变革向外超越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抗争如今已为国家所捕获，转化为一种温和的挣扎。

       社会运动忽视了民间组织的特殊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变革的革命视野间的联系。温和改革和扩大消费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无畏地、结构性地打破现存秩序的基本条件。新左翼zf使社会变革的势头脱离底层，而非鼓励当下阶级力量的重新平衡——尽管后者将更有利于劳工阶级。

       左翼zf既无法把握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存在的组织和运作机制，也无法直截了当地对其进行重组，使之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以外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应该将国家仅仅视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具体领土有它的范围，资本主义再生产有它的局限，在其之中的国家则代表了各种阶级力量的平衡。国家服务的积极面向——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等——正是以往民众斗争不断累积的结果，尽管这些斗争往往难以公平实现并常常处于逆转威胁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在统治阶级关系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中发挥着根本作用，期望国家能从内部变革是不可能的。

       或许藉由就任选举职位，左翼势力能够开辟一条通往后资本主义的革命之路，但就像帕纳约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所坚持的那样，这一进程会迅速导致国家的结构危机并遭到资产阶级力量的激烈反击，其后果将全然背离初衷。

       即使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确实要涉入选举地带的竞争中，为达成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我们需要有目的地创造团结和自我管理的新形态，需要制度化社会和****斗争的新模式，需要扩展民间力量的新样态——面对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力量既处其中，又处其外，并时刻保持对立。

       随着如今拉美进步周期的枯竭，zzj势在转机出现之前或将经历一段更加黑暗的时期。即使如此，当下的民间运动——无论是巴西对国会政变的斗争，阿根廷街头对马克里zf的抗议，还是洪都拉斯对专制zf的联合反叛——都预兆了将要到来的新抗争。浪潮将重新袭来，创造更有利于民间领域自主行动的条件。

       下一次左翼浪潮会带来什么？它能否超越沿承来的习惯和制度化的模式？这都将部分取决于我们能否冷静而不留情面地评估过去的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