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的福利国家：从经济发展主义走向社会发展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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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这已成为学界和政界的一个共识。至于转型的方向，大体上也清晰可见。既有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靠投资推动和外需拉动，而在投资推动中zf主导型投资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核心，就是打破zf主导型投资主导的格局，增大国内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占总投资和总消费的比重。这其中，居民潜在消费需求如何释放，并使中国最终走向消费大国，就成为转型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潜力无意是巨大的。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了潜在的消费需求变成现实的消费？对此，经济学视角的讨论非常详尽。然而，相关讨论很少注意到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忽视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不大关注社会体制变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尽管多数经济学家都会提及一下社会保障体系的巩固和完善，但这方面的思考仅仅起到工具性而非战略性的作用。社会政策研究者亦极少参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讨论。
       然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社会政策的重要性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日益凸显。在经济生活日益市场化的时代，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体系的建立，可以帮助民众防范与应对负面风险，从而更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伟大的波拉尼(Karl Polanyi曾经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归结为市场机制和社会保护两种制度建设交替推进、相互促进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前者即经济制度的建设，而后者即社会制度的建设，主要体现为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以及有关社会事务治理制度安排的建立。
       实际上，中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形成以及发展模式转型之所以艰难，关键的因素之一就在于社会政策的变革长期以来没有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战略，而只是局限在为经济增长提供服务的边缘位置。换言之，中国的发展主义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主义，缺少社会发展主义的要素。具体而言，中国居民消费长期不振，主要肇因之一就是国民必定会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social risks）难以得到有效的分散，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定，而对于未来支出快速增长的预期却是确定无疑，因此居民储蓄率持续攀升，自然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
       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zf的核心职能就是建立健全一整套制度，帮助民众有效地分散社会风险。这种zf行为、制度和政策的总和，就是众所周知的“福利国家”。运转良好的福利国家是一种社会性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同实体性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一样，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
       在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zf在社会政策上的投入不足。当社会保障不健全，福利国家不发达，国民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被迫要面对不确定的巨额支出之时，压抑当前的消费自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普遍行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迫切需要社会政策变革，迫切需要福利国家的建设，迫切需要社会保护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社会政策研究者的参与。
一、中国居民储蓄率高涨之因：社会风险的预期
       无论在什么地方，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因老龄、疾病、残疾和丧失工作（失业）而引致收入减少甚至收入中断。在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之中，这类风险均为家庭（家族）风险，而且也不存在“失业”的概念。但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类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zf有责任建立社会保护体系，以帮助所有国民在一定程度上抗击社会风险，而制定并实施各种社会政策以履行这一责任的zf就是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无所不在，只不过在发展中国家，福利国家的发展水平较低，还不足以帮助国民有效地抵御社会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而在发达国家，应对这些“旧社会风险”的制度安排已经充足，而其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应对所谓的“新社会风险”，主要包括（1）妇女劳动力市场高参与所引致的社会问题；（2）老龄化导致老年照顾的需求激增；（3）技术变迁导致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4）公共服务民营化所引致的服务品质监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