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cd未cd

吴星生

5、千年cd未cd

　　在中国的城市之间经常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个城市综合实力差不多，但各有偏重，因此谁也不服谁，上演现代版的中国“双城记”，比如说“帝都”北京与“魔都”上海中国第一城市之争；广州与深圳珠三角中心城市之争；青岛与大连“北方明珠”之争；南京与杭州华东第二城之争等。近代以来，四川盆地中的cd与重庆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如果说中国的首都要从北京迁到重庆，第一个有意见的可能不是北京而是cd：同样地处南方；同样位于长江上游；同样在四川盆地中；同样具有巨大的城市规模，且两地相距不过两百多公里，为什么是重庆而不是cd成为中国的首都呢？
　　先秦时期，四川境内有两个国家，川东为巴国，川西为蜀国，因此后世又称四川为巴蜀。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和司马错灭了蜀国和巴国，在川西仿秦咸阳格局修建城池，定名cd，另在川东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筑巴郡城，即后来的重庆。自此，cd和重庆两个城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近代之前由于川西的cd长期压过川东的重庆，成了四川的代名词，因而容易使人忽视自古以来四川一直都是双中心的事实。重庆开埠后，川东地区的实力上升，cd与重庆之间力量对比悄然发生变化，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如果说重庆的地理条件相当优越，那么cd必定不甘示弱能找到胜过重庆的地方。
　　一、cd的地势平坦。cd所在的cd平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拥有2.3万平方公里。cd平原地势平坦、水域遍布，河网纵横、物产丰富，是长江流域有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油基地。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其实最开始是专属于cd平原的。在农耕时代，cd能够成为四川无可争辩的领袖，主要也是依仗cd平原的富庶。除了能促进农业发展外，地势平坦对于工业布局和城市建设也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但可以节省因地势不平而在交通、建设等方面增长的额外成本，而且更容易使相关产业在地理上大规模地集中，更好地发挥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相比而言，“山城”重庆在地势方面的条件较cd要差多了。
　　二、cd的历史地位更高。秦灭蜀后设蜀郡，以cd为郡治，开****王朝通过cd对蜀地进行有效管理之先河。此后从两汉到清代，虽然四川的政区划分不断调整，但cd作为区域性行政中心的地位一直未改变。尤其在元代时，四川行省的治所从cd迁到重庆后，因重庆地理位置过于偏东又迁回cd，更让人觉得cd作为四川****行政中心的地位似乎不可动摇。除此之外，cd还曾先后成为五个割据政权和一个农民军政权的国都：东汉的公孙述，三国的刘备，十六国的李雄、五代十国之一的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大西国张献忠等都在cd称帝，建立割据王朝。相比之下，近代之前重庆在****王朝的****体系中则没有那么高的地位，而且也仅有元末明初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曾在重庆建都。
　　三、cd与陕西的关系更密切。四川盆地如果单独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参与到群雄逐鹿中去，是很难有大作为的，充其量能偏居西南一隅成为一方割据势力。但如果将四川与陕西整合在一起，形成“川陕一体”的格局，那么不但可以占尽长江和黄河的上游之利，对下游地区形成高屋建瓴之势，而且也意味着占据了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大部分关隘，获得了凭险据守的地理优势。建都四川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利用巴蜀与关中之间“前厅后堂”的关系加强对内控制，为********提供强大而稳固的大后方。相较重庆而言，cd与陕西不但地理距离更为接近，往来更加便利，而且历史上联系也更紧密。以cd为原点，“川陕一体”的效用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在以上三个方面，cd相较重庆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些条件不足以使它能稳压重庆一头，更不足以使它具有成为全国首都的潜力。建都之所的选择并非采取各项指标得分相加、以总得分排名次的方法，而是采用一票否决、“剩者为王”的机制。cd虽然有三个方面明显胜过重庆，但同样也在三个更为重要的条件上远逊于重庆。
　　一、cd在地质安全方面存在重大隐患。
　　顾祖禹说：“cd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蜀道难，难在巴蜀与外部的交通，其实四川盆地内部是平夷无险，水陆交通都很发达的。因此，外部势只要克服盆地外围的天险进入四川盆地内部，不管是cd还是重庆都将陷入无险可守的境地。虽然说重庆的山地地形比cd的平原地形更有利于防守，但这两个城市在军事安全方面总体上可以算是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历史上还从未出现一城沦陷，另一城可以保全的情况。
　　cd相较重庆的安全软肋不在军事而在地质方面。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拥压，从我国的宁夏，经甘肃东部、四川西部、直至云南形成了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大致南北方向的地震密集带，称之为南北地震带。该地震带集中了中国有历史记录以来一半的8级以上大地震。四川西部正好处在南北地震带的中段，因此也是地震高发地区。在19-20世纪这200年间，四川共遭受20场7级以上大地震袭击，平均10年一遇，其中发生四川境内的就有15场。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3年雅安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cd平原虽然不是处于高震区，但是同样也位于南北地震带中段，其中蒲江-新津-cd-新都-德阳断裂带就通过cd市主城区。1967年至2008年，cd共发生4级以上地震20次，造成一定破坏和损失的地震8次，其中最大地震为1970年2月24日发生在距cd市区（直线）50公里的大邑县6.2级地震。尽管很多专家信誓旦旦地说cd不会发生大地震，但是地质构造的复杂性和地震预测的难度之大都让人们对于cd的地质安全忧心忡忡。cd本身就是地震频发区，同时又紧邻川西高震区，这样的地质条件不是优良的建都之所。
　　二、cd发展水运的条件欠佳。
　　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以cd为中心的川西经济区因自然条件优越，开发最早，水陆交通便利，一直以来就是四川区域经济最为发达的经济中心区。该经济区中心地带相隔8-10公里即有一场镇,城镇化程度高于川内其他经济区，为四川区域中城镇(场)密度最大的地区。同时受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影响, 四川区域形成了以省垣cd为中心的环状交通网，重要的大路及驿路皆由cd辐射而出，同时四川区域内的贸易也以cd为中心,商货大多汇聚cd。因此在陆路交通为主的年代，不管是****、经济还是交通等各个方面，cd在四川都不容置疑地处于中心地位。
　　cd四川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始于重庆开埠之后。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水运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超过陆路运输成为国际间经济交流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四川境内的自然地理环境比较独特，川内各主要河流大多汇聚重庆,顺流出川，天然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把川内几乎所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皆串连起来的水上交通网。在陆路交通为主的年代，重庆的这种优势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开埠后与国际市场联结在一起时，重庆就得以迅速借势崛起。相较重庆西部最大港口的地位，水运则成了cd的一块短板，并非长江沿岸港口的cd难以借“黄金水道”扬帆出海。四川的商贸中心由cd移向重庆的趋势十分明显。
　　水运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地位的上升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既不沿海又不临江的内陆地区相对衰落已成了普遍现象。因为缺乏水运的支持，生产要素的聚集很难取得高的经济效益。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在近代之所以不能浴火重生，再次崛起，很重要一点就是黄河的径流量太小，发展内河航运的条件不佳。作为一个内陆城市，cd在农耕时代可以凭借cd平原的富庶成为四川的中心，但进入航海时代以后，单纯的农业基础已不足以支撑cd昔日的辉煌。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随着沿海和沿江城市的持续发展，cd在整个国家中的经济地位还会不断下降。
　　三、cd的地理位置偏离国家重心太远。
　　“立都必居中土”的原则不单是为了迎合民众对于“尚中”观念的偏好，其背后更有着深层次的****、经济考量。出于对内和对外安全方面的考虑，国家的****中心偏离国家的地理中心和人口、经济中心，有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偏离必定是以牺牲经济的合理性和管理的便利性为代价的，因此也必须是有一定限度的。隋唐定都长安，元明清定都北京，一定程度上都偏离了当时国家的经济重心，因此才有了大运河的开凿和长达千年的南粮北运。唐末以来关中地区****地位的衰落与它长期偏离国家经济中心，维持建都所需要的经济成本过于高昂也不无关系。
　　cd位于横断山区的东麓，地理位置十分偏西。历史上割据四川的政权多以cd为统治中心，但统一王朝却从未定都cd，很重要一点就是cd的地理位置偏离国家的人口、经济重心太远，以之为原点，很难对全国实行有效地管理。清末康有为在谈到迁都四川的可能性时说了一句“入蜀则太深”，这可能是历代的普遍观念。在以陆路交通为主的年代，四川盆地外围防护之厚使出入川变得十分不易。坐镇川中，有可能会使川外因****管控力度的削弱而导致局势失控。到了近代，重庆可以凭借水运之便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连成一体，但是cd则没有这种条件。抗战爆发前期，cd本来也是迁都的备选城市，最终也是因为非长江港口城市、物资转运不便而落选。


本文摘自《中国应迁都重庆》，想看《中国应迁都重庆》的更多章节，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五星升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