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JamesBond

007一般很少当复读机。这篇文章例外。转SOHU博客。

http://wzhanyang.i.sohu.com/blog/view/263962991.htm



摘要 国家能否根本稳定的关键是能否深化改革。如果不是主要依靠改革化解矛盾、实现发展，而是主要依靠维稳控制局面，虽然也能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切实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而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则是根本行不通的，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关键词  深化改革  国家强制力  维稳

　　按照邓小平理论，“稳定压倒一切”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应急之策，不应成为常态。日常维稳更不应当高于改革开放。国家能否根本稳定的关键是能否深化改革。如果不是主要依靠改革化解矛盾、实现发展，而是主要依靠维稳控制局面，虽然也能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切实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而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则是根本行不通的。最近zy强调以深化改革实现长治久安，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方向。

　　政改不足就会导致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

　　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苏联模式****体制的必然结果。在一切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在所有对于这种****体制改革不足的国家，都会在这种体制的弊端愈益严重后逐步走上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种****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越集中，受到的制约就越少。权力过分集中，就是权力很少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且时间越久，腐败越严重，越积重难返。
　　腐败的实质是以公权力侵害人民利益，是官民矛盾的主要根源。公权力对人民利益的侵犯越持久、越深入、越严重，积怨就会越深，公众的忍耐力也就越差。于是，大量批评意见出来了，而且现在还能够通过互联网等途径迅速传播，相互激荡，扑天盖地，令zf防不胜防。大量群体性事件也随之出现，而且数量急剧增多，强度越来越大，不仅有众多维权抗争，而且还出现了具有官民冲突性质的泄愤式群体性事件。诚然，泄愤式群体性事件本身是偶发的，但在腐败蔓延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土壤却越来越广阔而深厚了。所以，从总的趋势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越来越高，总规模和典型案例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和对抗烈度也已在逐步升级之中。
　　不仅如此，从维权抗争到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事件之外的民众在心理上和舆论上普遍支持事件之中的民众，谴责导致这种事件的地方gy的腐败和专横，有些公众甚至开始走出互联网，直接介入问题的解决。这将使越来越多的地方性群体性事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直接、间接地成为了全国性事件。
　　同时，群体性事件更已成为了全国性的公共议题，它使人民对于zf的信任度日益下降，使公众越来越不满以至激愤，因而也就使官民裂痕和官民对立日益加深，仇官心态日益蔓延和加深。
　　实际上，不仅是引人瞩目的群体性事件，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腐败现象、机会不均等现象、分配不公现象、压制自由民主现象、司法不公现象等等，都在更大范围内加深着公众的疑虑和不满，并以加速度积蓄着官民对立的情绪和能量。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在使我们的社会日益滑向越来越不稳定的危险时段。由于官民关系的发展使局势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控制，所以各种非强力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维稳需要，这就很容易使执行者情不自禁地滑向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模式，同时也离政经改革越来越远。
　　在这种演变中，过多使用国家强制力维稳，不仅表现为地方zf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过多过重过滥地直接使用国家强制力，甚至成为常规，而且还表现为以国家强力机构为后盾，在对待上访群众、媒体和网络批评意见、信息与意识形态控制、维权律师、公益性组织、维护不合理的国企垄断等方面过多地实施强力控制。
　　诚然，一般说来，国家暴力是唯一的合法暴力，在适当范围内使用国家暴力机器维护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但这不能过头。国家暴力机器是用于保护人民的，不能因为人民不满和反腐败而把国家暴力机器的矛头对准人民。这种违背党的宗旨的现象和倾向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趋势。它不仅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流失，而且更会在这种强制维稳中加剧它的流失，造成和深化官民对立。这就是邓小平早已指出的，如果不改革苏联模式的****体制，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逐步蜕化变质的歧途，社会矛盾也会随之逐步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强制力的使用就有可能陷入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
　　譬如，维稳要花钱，现在维稳费用已经高得惊人。维稳费用越高，民生支出就越少;民生支出越少，人民越不满意，社会就越容易出事，这就要进一步增加维稳支出，减少民生支出;而这又会使人民更加不满，社会更加不稳，维稳更加仰赖强力，成本也更加昂贵……。这就会使zf越来越从民生维稳、和谐维稳滑向强力维稳，并最终使财政不堪重负，那时就有失控的危险了。
　　又如，过多过当地使用国家强制力维稳，虽然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它同时又积蓄了更多、更大的社会不满，使社会更加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强制维稳之后实行的局部仁政，又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激励其他地方的民众通过泄愤式群体性事件改善自己的境遇，从而使社会更加不稳定。
　　这就表明，在苏式政体之下，矛盾越激化，维稳就越强化;维稳越强化，矛盾就越激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的总趋势，而在这种总趋势之中，zf自然就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陷入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逻辑。如果不能以****体制改革破解这种逻辑，即使是最善良亲民的****ld人也将不得不按这种逻辑走下去，并使自己的良心和形象受到伤害。这就是邓小平早已深刻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