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古道：古时重庆商贸第一大道

中流砥柱

      一南一北两条古道，如今被统称为“成渝古道”，南道就是人人皆知的“东大路”，北道则是鲜有人知的“东小路”。

　　成渝古道档案

　　起始点：重庆至成都

　　东大路：重庆通远门—佛图关—大坪七牌坊—石桥铺—二郎关—白市驿—走马铺—来凤驿—永川—荣昌—峰高驿—隆昌(隆桥驿)—安仁驿—内江—珠江驿—资中—简阳—龙泉驿—成都迎晖门

　　东小路：重庆通远门—佛图关—六店子—小龙坎—歌乐山三百梯—高店子—西永—虎溪—璧山—铜梁—安岳—乐至—简阳—龙泉驿—成都迎晖门

　　唐宋时期，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的空前发展，成渝间形成了真正的陆路交通。盆地内官道私路纵横，水路陆路相间，成渝间的交流空前繁盛。当时最重要的两条干道，就是成渝北道和成渝南道。

　　成渝北道路过的地区是整个巴蜀的经济****中心，所以，北道在唐宋时期是成渝间最主要的官方驿路。到了明代，更是大力发展官方驿路。巴蜀地区驿站林立，交通发展迅速，成渝驿路也由北南移，成渝南道变身为了官方驿路。到了清代，南道继续延续官方古道的地位，北道也继续使用，成为商贾往来的重要通道。

　　一南一北两条古道，如今被统称为“成渝古道”，南道就是人人皆知的“东大路”，而北道则是鲜有人知的“东小路”。

　　一条影响至今的古道

　　谈起成渝间的古道，上了岁数的老人都会说到那条神秘的“东大路”，再说下去，这条路又会和某位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扯上关系……的确，这条兴盛于明代，沿用至民国的“东大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着成渝路上生命线的角色。

　　所谓的“东大路”，就是“成渝南道”。在清代，成渝南道被纳入国家官路体系中，称为“巴县大路”。巴县大路自成都至简阳，沿沱江达内江，经隆昌、荣昌、永川而至重庆。这是当时四川省内往来使用最为频繁的交通线。

　　民国初年，巴县大路改称为“川东大路”，沿袭了巴县大路的走向，从成都东门迎晖门出发，经华阳、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壁山，到达重庆通远门，全长1080华里。民间俗称的“东大路”其实就是川东大路的简称。

　　在大路沿途，每隔百里(有时数十里)便设有一处驿站。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迅速发展，东大路沿线逐渐崛起了一批商贸城镇，其中大多数都是由官道沿线的驿站发展而来。驿站是官办的，只接待往来的官差和信使，而随着往来于古道的客商不断增多，驿站周围逐渐形成以酒店、茶馆、栈房为主的塘铺、场镇，而当时的隆桥驿，甚至发展成为后来的隆昌县。著名的“五驿五镇三街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五驿”是指简阳龙泉驿、资阳南津驿、隆昌双凤驿、壁山来凤驿、巴县铜罐驿；“五镇”是指简阳石桥镇、资中银山镇、内江碑木镇、隆昌李市镇、荣昌安福镇；“三街子”是指简阳杨家街、内江史家街、隆昌迎祥街。如果觉得古道离我们的生活很远，那就错了，毫不夸张地说，“东大路”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民国初年修建的成渝公路便是沿用这条古道的走向，部分路段甚至是在古道的石板上直接垫高加宽而成。二十世纪初修建成渝铁路，西方设计师设计了一条绕道而行的沿江铁路。后来著名的铁路专家詹天佑重修设计时，再次将路线改成了沿着“东大路”行进，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也由此诞生。而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第一条成渝高速，绝大部分也沿用了“东大路”的走向。于此，当我们再回望这条古道时，不免心生叹服：也许中国上没有哪一条道路能够像它一样影响久远。

　　探秘重庆主城里的“东大路”

　　“东大路”东起重庆老城，如果非要给这条古道定个“零公里标志”，那就非重庆的西大门通远门莫属了。重庆城地处半岛，南北东三面邻水，唯有西面与陆路相接，扼守这个咽喉要道的便是通远门。通远门建于明初洪武年间重庆老城大修之时，自那以后就成为了重庆最重要的陆路咽喉。城门建于山脊之上，门外是陡峭的山脊，只有“东大路”绵延向西。通远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张献忠入蜀，辛亥革命蜀军zf成立都曾经在通远门有过激战。旧时来往于成渝间的客商，跨出这道厚实的城门，便真正踏上了1080华里的“东大路”行程。出通远门西行10里，就到了一处著名的关口——佛图关。佛图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关隘，其名最迟得于南宋。《宋史？张珏传》中记载：“大兵会重庆，驻佛图关。”可见在南宋军队与蒙古军作战时，便已有此关。《巴县志》中也对佛图关有着记载：“渝城三面抱江，陆路惟佛图关一线，壁立千仞，磴取千层，两江虹束如带，实为咽喉扼要之区。”佛图关得名于石壁上绘制的佛像。如今走在佛图关公园里，虽然看不到传说中的佛图，但岩壁上遍布的功德石刻，还是见证了其作为驿路的历史。

　　在信息闭塞的年代，古道除了被作为交通动脉以外，还肩负着重要的宣传教化功能。古道上的重要隘口，两侧崖壁上往往会雕刻大量石刻题记，其中有文人雅士触景伤怀的吟唱，有官吏仕绅教人从善的劝诫，还有地方百姓对官吏德政的褒奖肯定。这有点像当下高速公路沿线的广告，只是当年的“广告”被凿刻后便不会更换。

　　过了佛图关西行8里，就是今天的大坪七牌坊。所谓“七牌坊”，指的是古道上连续七道雕刻精美的石牌坊。七座牌坊中有五座都是朝廷颁旨树立的节孝牌坊，也就是俗称的“贞节牌坊”。在古代，那些青年丧夫或者长期孀居的妇女，一旦离开人世，家族就会为她树立节孝牌坊，表彰其忠贞节孝。在重视礼教的古代，“节孝”被认为是妇女最重要的品行，也是家族门风不坠的表征。所以，树立节孝坊就成为光宗耀祖的一种行为，也是对古代妇女一种最高的褒奖。到了明清，树立节孝坊成为社会风气，名门望族也借此彰显门庭，有的官宦大族还奏请朝廷颁旨，为族人树立节孝坊。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家族的光荣，节孝坊多被竖立在古道要冲之上。如今，路经此处的人们，早已看不到曾经宏伟的石牌坊群，只能看到路边残存的25块碑刻，提醒着人们成渝要冲曾经路经此地。

　　识相不识相，难过走马岗

　　西行的客商一路西行，经过石桥铺、二郎关、白市驿，行进80里后，在黄昏时便会到达一处著名的塘铺——走马。再往前走便是高大的缙云山脉，行进一天的客商们通常会选择在走马铺住上一晚，次日启程去往山对面的来凤驿。于是，小小的走马铺逐渐发展成为由重庆去往成都方向的官差和客商翻越缙云山的重要补给站。在这里，酒楼、茶馆、栈房鳞次栉比，官差、商贩、行旅鱼龙混杂。如今的走马，完整地保留着清代驿路塘铺的原貌，临街的酒肆、栈房有的还在继续营业，被往来客商、马帮踩塌了六百年的石板路，早已被磨得没了棱角。在镇口有一座关帝庙，和其他地方高墙大院的庙宇不同，“东大路”的正途就是从庙中横穿而过，路的一侧是正殿，一侧是戏台，左右厢房则巧妙地配合着古道，被建成过街楼。如此奇特的关帝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曾经，过往的客商每次路过这座横卧古道正中的关帝庙时，都会停下脚步，默默祈佑一路平安。

　　关帝庙的戏楼经常开演。和其他戏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大戏不同，这里的表演只有一人，主题是讲故事，摆龙门阵。这样的风俗其实也和“东大路”密不可分。走马是成渝古道西去客商住宿的第一站，大量的客商云集，使走马一度成为各种信息的交流中心：商业信息、官府布告、各地趣闻闲事以及民风民俗，都通过客商们的闲聊在这里集中，那些故事性很强的趣闻，其实就是走马民间文学的最初雏形。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批记忆力好、会讲很多段子的民间艺人……慢慢地，一部分艺人开始在茶馆与客栈中表演，样子颇像说书艺人，只是段子更为简短，形式更为简单。

　　可以想象，这种尝试一定是非常成功的。尽管艺人们的演出所得不足以养家糊口，但却可以弥补家用。当地将讲故事叫做“扯把子”。过节时，会有大户人家请人在关帝庙和文昌宫“扯把子”，有时还会请艺人去家里表演。走马民间文学最兴盛的时间大约在清末民初，这和“东大路”的繁荣是同一时期。那时候镇子上的男女老幼几乎都会讲几个段子。如今，在走马老街的茶馆里，依然有艺人在讲述着“东大路”上的奇闻异事，这些故事或许是这条古道最鲜活生动的注解。

　　“识相不识相，难过走马岗”，这句流传度非常之高的歇后语就源于走马民间故事。

　　相传，走马岗上街有一户开栈房的刘姓老两口，心地非常善良。有一次，他们看见两个小叫花饿得气息奄奄，于是收留下来认为干儿子，把他们抚养成人并送去读了书。后来，一个做了县官，一个做了抚台，但多年未回。一次，刘老伯开的店中一位客人生了大病，虽然为他寻医问药，但终究不治而亡。有人诬陷刘老伯谋财害命，抓进大牢问成死罪，刘老太四处奔波鸣冤，但无济于事。正当刘老伯被问斩之际，两个当官的干儿子回来了，为父亲洗清冤屈……老人出狱那天，干儿子还买了许多鞭炮亲自迎接。当地人羡慕不己，识相地尊称刘老伯为刘老太爷。刘老太爷生日那天，两个儿子都来恭贺，并当街立了一块石碑，表示不忘大恩。以后，凡是过走马岗的人都要在碑前下马叩拜，否则不能过正街，只能从背街走。由此便流传了这句“识相不识相，难过走马岗”的俗语

　　。过了“难过”的走马岗一路西行，就是缙云山脉。如今在缙云山中，还完整地保存着一段长约2公里的古道，宽2米的齐整石板路蜿蜒在山林之间。过了古道上的三道碑，就出了老巴县。

　　一座牌坊建垮一个家族

　　“东大路”跨过缙云山，抵达和走马场隔山相望的来凤驿。

　　旧时候，马帮、挑夫通过“东大路”往返重庆和成都，单程需要十四天左右。这个过程中，走马是西去商人留宿的第一个栈口，而来凤驿则是东来商人留宿的最后一个驿站。

　　长江的二级支流璧南河自北向南流经来凤，从走马延伸来的古道由东北向西南穿城而过，老街便分布在跨璧南河的古道两侧。来凤地处水陆要冲，相比于“东大路”上其他因古道而兴起的中心城镇，交通上具有更大优势。这也是来凤能成为古道上“四大名驿”之一的重要原因。

　　来凤现存最著名的古道遗迹，是著名的何氏百岁坊。它位于来凤镇东北3公里处，跨“东大路”而建，当地人俗称为“二道牌坊”；早年在何氏百岁坊附近，还有“一道牌坊”和“三道牌坊”。

　　何氏百岁坊建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是清代奉直大夫周绍熙之妻何氏的百岁坊。坊高14米，宽9米，是一座四柱三门三重檐五滴水仿木结构的石牌坊。在重庆现存的石牌坊中，何氏百岁坊是保存完好、雕工精湛的一座，其中最精彩的雕刻，就是牌坊前后的八块“夹杆石”。何氏百岁坊的夹杆石雕刻，雕出的瑞兽是四组八只，分别为麒麟、独角兽、青狮、白象。兽分公母，神态逼真，造型灵动，是巴蜀石刻艺术的代表作。

　　周氏一族在“东大路”上树立这座精巧的牌坊，表面上是为了向满百岁的何老太太祝寿，其实更重要的是向往来于成渝间的官商炫耀周氏家族的荣耀。时至今日，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牌坊正中的显著位置上，悬挂着圣旨的牌匾；牌坊的背面还清楚地雕刻着周氏一族在朝为官后人的官衔和名讳。与其说这是一座祝寿坊，不如说是一个家族炫耀家门荣耀的纪念碑。在来凤当地，流传着“一座牌坊建垮一个周家”的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周家为了把这座百岁坊修建成方圆百里最宏伟的牌坊，高薪从重庆和成都请来技艺精湛的石匠，要求将牌坊的每个构件都精雕细琢……这样历时数年，宏伟的牌坊终于树立起来，但周家却耗尽家财，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