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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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02日 07:46
来源：凤凰资讯 作者：余婷婷 许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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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互动｜新区新城的逻辑

面朝大海，革故鼎新。

今天，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全国最流行的一个话题。但对于滨海新区而言，对创新则可以在更宽广的层面来理解。

作为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保持着最密切互动的区域之一，滨海新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试验场。尤其是自2006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后，滨海新区被越来越多地赋予了国家级别的创新使命。

无论是早期建设的开发区、保税区，还是成为国家级新区，以及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试验区的落地，滨海新区都是一个大国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

在过去十年里，滨海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在此地的密集叠加，以及区域创新与国家变革之间的良好互动。

随着过去十年来，整个国家持续的开放和创新，以及大量新区新城的崛起——尤其是以国家级新区数量的增多，舆论已普遍认为，国家级新区等已经从原来的“政策洼地”变为“改革高地”。乃至今天的自贸区，虽然政策“含金量”较高，但其核心逻辑也不再是优惠政策的投放，而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此构建区域竞争力。

所以，十年之后的滨海，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已大不相同。尤其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从国家层面到地方，都在探求一条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之路。

方塘智库认为，在下一个十年里，滨海的创新逻辑是，不仅要继续完成国家所赋予的一系列创新发展使命，更要在本区域内充分挖掘创新的空间和潜力，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机遇，营造更优良的区域创新生态。既要持续回应顶层设计的创新要求，更要在内部寻找创新突破——包括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城市发展方式创新、内部体制机制改革等，最终实现回应顶层设计和区域主动创新的两轮驱动。

因创新而生：承担国家创新使命的空间载体

天津滨海新区从昔日的盐碱荒滩到现代化的新城，变化可谓沧海桑田。这些转变，都是积跬步而至千里，而每一步，都踩着与中国改革、创新的脉搏。

1984年1月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考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回京后即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施特区的某些政策”。

由是，中国诞生了第一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名列其中。现在听上去耳熟能详的开发区，在当时，是庞大的中国经济改革创新的一大步。以开发区为首的工业园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各地经济发展的引擎。

两年后，邓小平视察天津开发区，深受鼓舞，他谈到“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至今，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仍对那段光辉岁月不无怀恋。“视企业为上帝”，开发区从转变zf职能，为企业提供服务，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基层创新，结合实际简政放权，审批环节因需而设，最大程度激活市场。

1988年，年届八旬的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同一年，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天津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1991年晋级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中，高新区是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结合的重要一步棋。

几乎与高新区同一时间成立的天津港保税区，是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创新和探索。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保税区之一，也是天津自贸区的前身。

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是承载国家层面在行政体制、科技、国际贸易等不同层面创新的空间载体。

在我们审视滨海新区的前身与今生时，很容易发现，这一区域的诞生和崛起，很多时候便是完成国家所赋予的创新使命的产物。

在2006年之后，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综合和鲜明。2006年6月，《******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发布，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赋予了在金融、土地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

过去的十年，是滨海新区的黄金年代。在众多政策支撑之下，滨海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1%。

这种惊人的增速，来自于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也来自于制度创新所激发的经济活力。伴随中国经济体的迅速放大，滨海新区也变得日益瞩目。

创新的本质在于打破旧的束缚。过去十年乃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滨海新区的发展得益于制度层面的不断解放。

回顾过去十年的历程，在天津滨海新区区长张勇看来，滨海新区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在于改革，在于体制上“先吃螃蟹”。1984年，泰达发轫之初，吸引企业落户的，除了政策上的优惠之外，便是zf唯企业至上的服务意识。

2006年的滨海新区面临许多挑战：功能区与行政区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资源流动不畅；招商引资无序竞争，产业集聚效应难现。鉴于此，滨海新区先后实施两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大部制、扁平化、强基层”的管理架构。

2014年，滨海新区在全国率先成立行政审批局，18个部门的216项审批职责全部划转，审批印章由109颗变为1颗。

当然，仅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国区域经济竞合的框架下，讨论滨海新区的创新生态是不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里，在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背景之下，滨海新区的创新需要置于更大的环境中考量。

2015年4月，在滨海新区划出的119.9平方公里天津自贸试验区，128项制度创新举措先后落地。“自贸区既要为全局性的对外开放探索经验和测试压力，同时要为区域转型提质增效起到一个平台窗口作用。”

如果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从而成为中国变革中的重要一个环节是滨海的幸运，那么滨海仍需考虑的是，如果没有国家特殊政策的投放，这个区域今后的创新之路在哪。这个问题已被推到了眼前。在优惠政策日益趋同，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滨海新区除了继续完成国家赋予的创新使命之外，积极在更多层面的创新探索也就越来越迫切了。

创新平台迭代：从园区到区域创新生态的打造

在过去二三十年，是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新的经济图谱逐渐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工业园区的诸多政策，已不具备吸引力，反而因配套落后等问题，显得老化而僵硬。

如今的滨海新区，对内有转型升级压力，对外面临激烈的区域竞争、国内城市间的竞争，高度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使得其发展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不独滨海，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彷徨的侧影。

今天占滨海最大体量的两个区域是开发区和保税区。如前所述，它们都是中国体制创新的空间载体。而与此相伴的是，滨海新区在工业方面获得巨大的增长。包括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海洋工程等，都在这片曾经的荒地上获得了巨大增长，写下了动人的中国故事。

可以说，过去几十年里，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通过产业的集聚，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滨海新区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园区经济的支撑。

但随着园区经济的体制优势的逐步释放，和经济社会所发生的转变，工业园区模式的原有优势逐渐被逆转。此外，随着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的逐步渗透，传统制造业也正面临着转型的困境。

在新的阶段下，原来给滨海带来巨大增速的传统园区模式，也不得不开始转型。

如果说，过去园区就是企业进行发展创新的平台。那么今天单纯依靠园区，已经无法为企业提供创新所需要的土壤了。今天，创新生态体系的打造，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更多、更便利的创新要素集合。例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滨海新区的企业，可以从北京获得创新的灵感。

孤木难成林，在今天，没有一个区域，可以不通过合作、共享、协同来发展自身。对于滨海新区的创新和发展，也必须要置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框架之下考量。在交通布局基本完成的情况之下，京津冀一体化已进入实质性的合作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方面对滨海新区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其的创新转型提供了契机——承接北京的科技企业，实现北京科研成果的转化，是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滨海新区围绕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与北京等科研院所共同建设了众多的重大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企业孵化器、中介服务机构建设，支持和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面向市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目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1168家，占全市的50％以上，在高性能计算、基因科技、海洋装备等领域拥有123项代表前沿技术的‘杀手锏’产品，占全市总数的50％。

而大量企业的集聚，尤其是上下游的集聚，更在不断地丰富创新与协作的价值链条。目前滨海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4万家，年收入过亿元的科技小巨人企业达到118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164家。

而体制机制的改革，更是其持续创新的土壤。尤其是对科技产业而言，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充足的人力资源、产业政策支持、良好的金融商务生活环境等配套资源作为支撑。

方塘智库认为，未来滨海新区的创新，一方面应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继续转变zf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把zf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法规，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