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城市上演“抢人大战”，究竟在抢什么？

独钓以武取胜

3月以来，南京频频放大招吸引人才——先是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门槛，允许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年龄在40周岁以下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直接成为南京人，再到对外地来宁面试的每个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给予千元面试补贴。

近年来，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越来越高。以北京为例，自2014年起，北京市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引进指标（即落户指标）逐年缩减态势明显，2015年进京指标尚且将近9000人，到2017年已降至6000人。北京市人社局更是公开表态称，将坚持“两严控一支持”引进毕业生，即按照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对落户指标实施“总量封顶”。

目前来看，一线城市的人口控制已经初步有了成效。2018年年初，北京与上海分别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显示，2017年京沪的常住人口双双出现下降，这在1978年以来还是首次。需要说明的是，人口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北京、上海的城市竞争力降低，很大程度上还是主动为之的结果。

既然一线城市落户政策持续收紧，让越来越多的人才华无处安放，那么自然会流向二线城市。于是就出现了二线城市间的“抢人大战”。

抢人大战究竟在抢什么？

其实早在2017年，武汉、成都等许多强二线城市就已经陆续出台招才引智政策，旨在抢夺流向二线城市的优质人才。而今年，这场“抢人大战”的热度丝毫不减，反而愈演愈烈。

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些城市对人才趋之若鹜了呢？

答案便在于，人力资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渐突出，而各个城市也对其愈加重视——说白了，二线城市抢的不仅是人，更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价值总和。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由此也将资本分割为两类：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所差异的。在物质财富较为匮乏的发展初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人力资本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大。

作为一种“活体资本”，人力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和空间，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科技创新、任何的增加经济效益的行为，都需要人的参与。

凭借其独有的创新性与创造性，以及对生产要素的协调作用，人能够将等量的资源转化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人力资本无疑更适合作为区域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佐证了这一点。

具体来看，人力资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有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

第一，人力资本拥有比物质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众所周知，以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为代表的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而逐渐走低的投资回报率也确实在发生，一个直观的证据便是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差距越来越大（参见图2）。相比之下，通过教育、健康来投资积累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更能够带来以创新为核心的无形资本，而无形资本的增值幅度显然是更为广阔的。

第二，人力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区域生产效率。一方面，人力资本可以基于自身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协调来保证物质资本高效运作，进而提高产出效率并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才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加快新技术研发及应用的速度，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人力资本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第三，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弥补劳动总人口数量下降的影响。在经济社会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时，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已是不可逆转。但是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可以提高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力质量。劳动人口愈加出色的业务水平和实践经验，可以抵消由于体力衰退而对生产效率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总体上经历了长达近40年的要素驱动型增长，除了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物质资本投入外，无限供给、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格局也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而今，刘易斯拐点已至，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物质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而人力资本刚好是创新的“载体”。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发强大，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也客观上形成了国内市场上对人力资本的巨大需求。

当北上广深很多领域的人才趋于饱和，发展空间不再如往昔那般大时，二线城市必然不会错过如此良机。而优质的人力资本争夺，正是二线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抢人战背后是二线城市的崛起

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一线城市时，也许未曾留意到二线城市也在飞速发展着。数据显示，继天津、重庆、苏州后，2014年～2017年，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青岛、长沙、无锡七个城市经济总量也相继进入“万亿俱乐部”，且经济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参见图3、图4）。

不仅是GDP，二线城市的综合实力也在不断攀升。比如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杭州，近10年来的GDP实际增速均超过全国与上海，这背后很大因素是浙江民营企业活力的支撑。此外，杭州有阿里巴巴和网易，赶上了互联网发展的风口，依托优势产业完成了突围，特别是在G20峰会后，杭州焕发了“新一线”城市的活力，而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无疑又将引领城市的下一拨发展。

再比如武汉，自2014年经济总量迈入“万亿俱乐部”后，它在中部核心、交通枢纽、科教重镇等方面的潜力正在逐步得到发挥。在2017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武汉是我国唯一位列榜单前十的中西部城市。

也正因为如此，二线城市才有了足够的底气去争抢人才，很多二线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与北上广深相比已经不遑多让。

猎聘发布的《2017年二季度人岗争夺战及职场流动力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人才净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人才净流入率（地区人才净流入率=该地区人才净流入人数/该地区人才流动总人数×100%）最高，达到11.21%，明显高出其他城市（参见图5）。与之相应的，2017年杭州市常住人口达到946.8万，比上一年增长28万，创下历史新高。

事实上，国家的政策也正在向二线城市倾斜。在2017年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城市名单中，除了北上广深外，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郑州、青岛、西安等城市均位列其中。该战略不仅将上述二线城市提到了新的高度，更是充分肯定了它们对所在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预判的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全国各地的进一步发展，或许会有更多的二线城市崛起，这无疑比一线城市的前景更令人振奋和期待。

或许正如吴晓波所说：

“中部崛起，中部能力的提升，东南沿海向中部地区进行产业转型，在2018年将呈现非常显著的特征。来自于中部城市的企业家，不必再羡慕东部的这些企业以及投资经营环境，互联网已经把信息抹平了，高铁已经把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距离、物流的距离和人口流动的距离压扁了。中部地区的产业优势和能力以及后发效应，在未来几年里，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近几年，“逃离北上广”的风浪曾经甚为流行，然而风平浪静后，不少年轻人还是选择“逃回北上广”。究其原因，不是生活成本更低、物质回报更实惠的小城市不好，而是年轻人无法忍受未来变化的无限可能被小城市的安稳生活日渐消磨。

对于二线城市来说，倘若只提供了“确定性”却没有什么“可能性”，一眼就能望到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生活模样，恐怕结局便会是好不容易引入的人才又流回到一线城市。

让人庆幸的是，今天的二线城市，硬实力与软环境日趋完善，已经能够为人才提供足够的筑梦空间，给他们提供实现梦想的可能——而这些，恰恰是对人才最强大的吸引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