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国家地理》）重回江城

otori

          重回江城     

发布于:国家地理杂志  作者:彼得海斯勒

             

---

        来源 / 国家地理杂志 作者 / Peter Hessler 摄影 / Anastasia Taylor-Lind
        译者 / 张素敏 参差计划 英文版编辑
       
        1996年，一位美国和平部队的志愿者来到长江边上一个安静的小城教授当地人英语。如今，他再一次回到这片土地，为的去找寻当初的记忆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们。

---

       
        摄影 / Anastasia Taylor-Lind
       
        此时此刻，在长江深水下正进行着一次绝佳的电话采访，尽管黄德建是为数不多参与此次采访的人。作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负责人，如今黄德建的手机经常在130尺深的地下响起。这个博物馆是对涪陵这座小城最直观的诠释，游客们想要参观的话需要乘坐电梯才能到达底下，电梯被铁管包住，长达300尺，俯瞰它时就好像是一根巨型稻草插进了泥泞的长江底。
       
        “这是三峡库区里耗资最为巨大的博物馆，”黄边说边接起电话。他的电话铃声很有趣，是一个女人急促的声音，在不停地重复着说 “加油，GO, GO, GO, GO！”
       
        在我上一次见到黄时，这里还是一片干旱的土地，这座耗资三亿四千万美元的博物馆还不存在，而且三峡水坝工程也依然在距地面280英里的长江下游中建造着。在我还是和平部队志愿者的时候，我于1996年来到涪陵，在当地学校教书，一直到98年离开，那个时候，涪陵人口大约200,000，以中国人口标准来看，这真的是一座小城。尽管当地人很少谈论三峡水坝，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支持这一巨大工程。该工程计划于2009年完工，对于一个已经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地方来说，三峡水坝的建成无疑又将成为这个地方另一个不朽的伟业。中国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自由市场的概念才开始真正在诸如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盛行。当地人也逐渐适应了那些势不可挡的巨大变化，比如****分配不复存在，房屋私有制等等。
       
        这些天，白鹤梁让我对浩瀚时光有了一个不同的认识。砂岩地带只有在冬天水位下降时才会显现。在古代，低水位季节对于船夫来说非常危险，因此有人在白鹤梁的一边刻了两条鱼，作为测量水位的记号，以便划船者知道何时驶进浅水区和下游急流处。
       
        当地人把这两条石刻鱼视为好运的符号，也因此有了这样一个传统，每年石刻鱼浮现的时候，他们都要在那里刻上一条讯息。史上关于雕刻的记载最早开始于公元763年，也就是唐朝时期。由于这一传统，最后大约有30,000多个汉字刻在这座岩石上，而且这些信息的雕刻技艺十分高超，不仅笔迹华美而且有一种咒语般的韵律感：“水位下沉，石鱼得现，来年收割，所获必丰。”
       
        90年代时期，进入白鹤梁要收取三块钱的门票，大概35美分，进去之后，会有一个处于打渔淡季的渔夫划着一条摇晃的小船带着旅客游览。黄德建就曾经坐在这山脊上，裹着他那件当兵时穿的军大衣，一坐就是几小时。他会看着这山脊下的水位，告诉你最有名的雕刻在哪里。在我上一次游览中，也就是1998年1月30日那一天，长江水位比它在公元763年第一次被测量时正正好好高了2英寸。仅仅两英寸的高度，却花费了历史1235年，同时也让这个历经沧桑的古国借由改革开放焕发出另一番辉煌光景。
       
        时间对这条古江似乎别有优待。长江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生物周期，生命沿着江堤以历史的直线不紧不慢的进化演变。自然和人类这两种时间的产物，造就了白鹤梁，也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水位下沉时，文字显现，你会发现所刻的讯息和日期都整齐地排列在岩石上。而不久之后，春天的来临使得山上的积雪融化，积雪化成的水流入江里，水位又会再次升高。而在那时，历史的痕迹不复存在，一切都恢复如初，这条历经变迁的长河默默无言的继续奔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现今，三峡水坝已经关闭，长江不再像以前一样肆意奔淌。在涪陵周围，有一座大约3英里长190尺高的堤坝围护着它，使它免于遭到高水位水库的冲击。白鹤梁博物馆建造在这座巨型堤坝的一边。今天黄德建带我来到这座水下宫殿，它的通道口直对着水下的白鹤梁。当我一想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和这些我正在亲手触摸的雕刻，我就一种恍如梦境般的不可思议。但是这些雕刻上的文字似乎有着不同于今天的含义：“河流正中的城楼，永不停歇的江河”。这些冥躺在水下20英寻深的碑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问黄德建是否感到一丝失落时，他笑了笑。他那些裹着军大衣坐在长江边冰冷石头上的日子早已过去，现在的他穿着一套笔挺的灰色西装。除了忙于这那些应接不暇的电话，他误把我的到访和中国zy电视台摄制组混为一谈。黄德江自豪地告诉我，“阿斯旺水坝也无法做到我们这样，因为在那里开始建造水坝之前，埃及当局可不需要花费精力迁移它们的历史遗迹，而我们需要，所以当我来到这里时，我一点都不觉得失落，反而为我们能做到这些而骄傲，这是一种成功，我们可以在保护白鹤梁这个重要历史遗迹不受破坏的基础上顺利建造山峡大坝。” 说完，他就转头别过电视组，不用说，他的现代咒语又响了起来：“Go, GO, GO, GO!”
       
        涪陵坐落于长江和乌江的交汇处。在90年代中期，这个小城安谧宁静又与世隔绝。那时，这里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大约要坐几小时的长江渡轮才能到达离它最近的大城市——重庆。当地人没有见过外国人，所以每次在市中心吃饭的时候，我经常能招来30几个人对我的好奇张望。这里只有一座电梯，一所夜总会，没有交通灯。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有车。在我教书的学校里只有两部手机，而且每个人都能告诉你手机主人是谁：校园里最高职位的党政gy，****，和一位在当时相当罕见的在私企工作过的艺术老师。
       
        在那个时候，涪陵师范学校只是一个三年制的大专院校，这种学位程度在中国高等教育里处于低端水平。但是我的学生却很珍惜在这里学习的机会。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农村地区，没有接受过太多文化教育，许多人的父母都是文盲。但是如今，他们主修英语，这对于一个在20世纪还封闭落后的小地方来说已经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他们的论文经常谈到低微和贫困，但是他们也对未来抱以极大希望。“我的家乡很普通，因为这里并没有著名的r事物，也没有名胜古迹。我的家乡没有什么名人……我将来会当一名老师，我会尽全力去帮助别人传授他们知识。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这正是我们内心的感受，所以现在我们会努力充实自我，将来报效祖国。”
       
        我的学生们教会了我许多事，其中一件就是来到这个小乡村的意义何在。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中国人都还住在山村里。而从那以后，估计大约有155百万人迁移到城市里来。我的学生们动情地叙述了他们的亲人是如何艰难地争取到居住在城市的机会，让我看了十分心酸感动。他们也让我明白在中国贫穷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他们都很乐观，他们的未来也充满希望，看着他们你们不会把贫穷两字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对于涪陵这个地方，人们很难去定义它。三峡水坝原本并不可能建造在一个真正贫困的乡村——北京官方报道说建造该工程的总投资高达330,000,000美元，而一些非官方的说法则更高。但是近些年来的贫困让当地人都乐意接受这个能给他们带来改变的契机。我所住的地方经常停电，一停就是几小时，这里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也使得它常年被严重的污染笼罩，这些都让我明白为什么他们愿意倾尽所有来让这个地方发展繁荣起来。
       
        结束了我和平部队的任务以后，我回到了位于密苏里的父母家中。在那里，我决定把我在涪陵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在完成400页的手稿之后，我把它取名叫江城，并把它寄到出版社，但是几乎没有出版社肯接受它。
       
        在90年代，中国还没有进入到大部分美国人的视野范围，有位编辑坦白地告诉我：“我们觉得不会有人想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是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位出版商，而在那时我开始担心涪陵人会怎么看待这本记录他们的书。
       
        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如何描绘他们的国家极度敏感。哪怕是在偏僻的涪陵，我也听到过人们如何生气地批评西方国家是在书或电影里故意夸张中国的贫困，丑化中国的形象。所以当我开始编辑书稿时，我专门发了一份草稿给我一位叫Emily的中国学生，她看完后大部分反馈都是正面的。但是在有些评价上，我可以听出她的不满和失望，比如她说：“我觉得人们读完了你这本书之后，不会有人喜欢涪陵的。但是我没道理抱怨，因为你说的都是事实。我唯有希望随着时间的变迁，涪陵会变得越来越好。”
       
        既想尊重事实，又想刻画出一个处处完美的涪陵，平衡这两者似乎不太可能。我想在书中传达出我的涪陵的热爱，但是我也必须得对它的污染、大坝以及作为一个外国人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实描述。所以最后，我做好了我会不再受涪陵欢迎的准备。但是，我从没有想过那里会发生如此日新月异的变化。江城于在2001初出版，而在那时，这个小城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已经竣工，人们再也不用靠长江渡轮出行。两条甚至更多的高速公路建造正要提上日程，随之而来的还有三条列车交通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三峡工程的原因，zy****在这里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对那些必须从低洼河镇迁走居民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