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重庆珍档：1000万只山城牌手表今安在

浅咽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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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档理由

上世纪80年代，山城牌手表名噪一时，它与上海牌手表、天津海鸥牌手表齐名，是国内最紧俏的商品之一。据原重庆钟表公司副总经理黄仁礼提供的数据，我市自1979年经国家轻工部鉴定批准生产手表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初，累计产表1000万只，其中1977年7万只、1980年50万只、1984年130万只、1986年161万只、1987年100万只，累计实现利税4亿多元。如今这一切均雨打风吹去，昔日繁花凋零，上千万只手表今天谁还在戴？它们残存的尸骨又在哪里？

然而，历史无法抹去。重庆自上世纪70年代试制手表以来，从市ld到数千钟表人对它倾注了心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它走向全盛，成为我市屈指可数的知名品牌，但为什么会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中，迅速从鼎盛走向衰败呢？或许，寻找民间残存的山城手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寻找，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个中的经验与教训，并以此作为今天“开放重庆”的借鉴，让我们的路走得更稳，让我们的品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风光无限

被省委办公厅当上宾

在黄仁礼记忆中，自己最风光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带了4万只手表上成都，当时重庆属四川管辖，省里要手表，省委办公厅来电催，我和销售人员送表过去，没想到他们将我们当成了上宾，给我们摆足了排场，接待之热情，就差没铺红地毯了！”

也难怪，这4万只手表以每只40元价格送成都，主供省直机关和各厅局，“虽然他们是上级机关，但必须付钱，没谁敢白拿一只。”此时，山城牌手表的市场价是80元一只，“外面还不好买。厂供销科带了80只到省物资局，人家一下就批给我们4辆解放牌汽车，可见我们的表有多俏！”

现重庆美达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钟表公司总经办秘书的马少弟称，“山城手表最辉煌时，不少人到厂里开后门拿票。那时，男人如果能弄到一块表，就可以在女孩面前挣足面子。”马少弟回忆，当时青工月收入三四十元，能弄到一块内部表胜过挣一月工资，“因此，我们公司的大门几乎被人踏破！”

“其实，公司最先的定价是60元一只，”黄仁礼说，“有一次我们去给部队送表，这个部队的副军长是个直爽人，说：为什么定60元？我看40元就差不多了！于是就定价40元。”虽如此，按成本核算，一块表的成本只有10多元，“利润惊人！”

上世纪80年代的山城手表，已经与上海的上海牌、天津的海鸥牌齐名，成为国产三大名表之一，其经典广告语是：山城手表，家喻户晓。72岁的曾志荣曾任钟表公司总装分厂厂长，“我与手表打了50多年交道，要说山城表，质量确实好，有的手表镶嵌了宝石，那可是真宝石；有的手表镀金镀银，是我们到人民银行买的纯金纯银，所以山城表被鉴定为一级表，怎能不俏嘛！”

手表俏，效益好，钟表公司在当时一下就买了15辆大客车接送职工。“我们厂在石桥铺兰花村，每天下班，十多辆客车分几路进出城，路边候车的市民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满是羡慕。当时真是风光无限啊！我们的车间有空调，机床很安静，工人都穿白大褂上班，市里许多头头脑脑的子女都往厂里拱，进厂比进银行还俏！”

全市重点

“手表****”换了三任

重庆手表的无限风光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打下的底子。时值wg，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老百姓的日用工业品更是紧缺，“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成为最紧俏的商品。人们渴望手表，形成巨大的市场。

重庆钟表厂的前身是重庆乐器厂，1963年更名后开始生产闹钟。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市ld鲁大东意识到手表的巨大商机，“鲁****是搞工业出身，懂得造表就是栽摇钱树，于是列为全市重点，亲自抓。”1970年重庆造出第一批手表，共6只，全城轰动。

当时，轻工部在北京饭店召开手表定点厂工作会，四川和重庆都派了代表，双方争得很凶，“都想将手表厂定点在自己的城市，重庆方面去的是轻工局局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吉仰贤，是位老干部，脾气很大。争到最后，吉局长火了，说我们重庆样品都生产出来了，为什么不能定点？说罢，他掏出一块山城手表啪地砸地上！”这一摔，全场震惊，毕竟，那时一块手表多金贵啊！这时，时任四川省主要ld、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将军出面了，“他说都不要争了，手表就让重庆搞，成都搞自行车！”

就这样，重庆钟表厂列入国家计划。

此前，黄仁礼带着李光斗、童斌、何国均等10个人前往上海手表厂学习，“在上海的那几个月，差点没要了我们的命。毕竟，一块手表有1000多道工序，100多个零件，金银铜铁钨一样不少，我们又是半路出家，闪失不得。还好，总算没辜负大家的期望。”后来，这10个人被称为“钟表公司十君子”。

当鲁大东调省里后，重庆手表工程又由市委副****岳林挂帅，“这时全国都在上马手表厂，谁都想抢先机。岳****心里虽急，但情绪从不外露，工作抓得很细。后来我们申请购大卡车时，岳****说你们生产手表嘛，一只手就能提走，要大卡车干啥？我就告诉他，现在是小批量，一旦大批量生产，那就是成箱成箱的手表，谁还提得动？岳****大笑，当即批条购车。”1978年岳林调走，新任市委****钱敏对手表工程也抓得很紧，“钱****除亲自来厂指导，还特别拨了一辆华沙牌轿车给厂里用，他的秘书郭仪伯每周至少要和厂里联系两次，过问工程进展。”

上下齐心，1980年山城手表产量一下猛增到50万只，实现利润2260万元，“这在当时是怎样一大笔财富啊！”1981年，钟表公司利润达3318万元，1986年为3140万元，即使是由盛入衰的1987年，仍有利润1056万元。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车间工人就有几十块钱奖金，高的有一两百，最高的上千元，“当时社会平均工资才四五十块，你说外人怎能不羡慕？”

合纵连横

24家工厂员工超万人

从1979年开始，国家先后在重庆钟表厂进行了四项改革试点，它包括以税代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组建企业性公司和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

这四项改革将山城手表推向了鼎盛。1980年，在重庆钟表厂基础上组建起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它是我市最早的公司制企业之一。与此同时，钟表公司跨地区横向联合了贵阳手表厂、昆明手表厂、成都手表厂等8家同行业工厂，形成8家直属厂、8家配套厂、8家联营厂，职工迅速扩展到上万人，形成以重庆为中心，“四城一体”（重庆“山城牌”、昆明“春城牌”、贵阳“筑城牌”、成都“蓉城牌”）的西南钟表生产联合体。

这样的合纵连横让钟表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全盛，年利税达到5000万元，成为重庆市最大的利税企业。山城手表远销省内外，仅在四川的市场份额就达到80%以上，企业资产超亿元，重庆亦成为全国六个手表生产基地之一。在学者范文兰编著的《****经济学》中，重庆钟表公司成为当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一个成功案例。

“除省市ld经常来公司视察外，时任******zl赵紫阳及许多zyld也来厂视察过，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还到工厂来讲解过优选法。当时职工脸上有光，身上有劲，只觉得前景一片光明。”黄仁礼说。

但也有清醒者看到了隐忧，“特别是跨省联营，员工和分厂猛增，个中又无科学的管理方法，于是有人提出摊子铺得太大，要收缩，要刹车。”原钟表公司最后一任总经理娄文友称，“但企业做到了这个份上，已经成了标杆，收缩就等于自杀，因此隐患越积越深。”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公司在计划经济时代引为自豪的庞大舰队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而自1984年起公司先后向各联营厂投入的五六百万元资金，不但未收获一分钱回报，还惹上官司，“我就到昆明打过官司，投入的170万元一分钱都没收到！”黄仁礼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