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中国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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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中国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一度站上大陆舆论批判的潮头：由于宣布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管理使用，“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而激发了网民、公知与官媒的激辩。没想到，一年过去了，仍有人对此念念不忘。在北京时间2016年3月10日的中国全国人大新闻记者会上，袁贵仁再次遇到来自《华尔街日报》对该话题的尖锐提问“

西方价值观具体是指什么？马克思主义本身好像是西方的一个概念吧？教育部对这些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如何处理？

”不过，袁部长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将这些问题巧妙的转引到中国学校的德育上面来并侃侃而谈。如果之后再有记者问袁贵仁如何评价自己任内的工作，估计他还会像去年一样给自己作出“合格”的评价吧。

在此次新闻记者会上，还有媒体提高了中国的考试招生改革尤其是“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的问题。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15年中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光宇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去年，北大附中河南分校校长李光宇在人大河南代表团向记者的开放活动上，隔空喊话，请在场的记者“给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和他的同事们捎个话，恳请他们让更多河南孩子获得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对李光宇来说，今天记者的提问何尝不是一次迟来的“捎话”。但是如今，话捎到了又能怎么办？虽然袁贵仁对“高考统一命题”的问题再次侃侃而答，但袁部长并没有意识到（或是有意回避），此记者所提的问题的实质还是去年李光宇所反映的问题。

还是回到问题本身，实际上，不光是这两年的中国两会，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之多之严重就备受社会关注，这不能不引起包括袁贵仁在内的中国官民的反思。

就像去年李光宇所说的，最近几年来，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程度正在加剧：“重点大学，特别是‘985’高校、‘211’高校，尤其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河南投放的指标太少，2008年河南考生上北大难度是北京考生的24倍，2013年增加到31倍。”对教育不公平的批评并非河南一省的声音，而是个在全中国范围内普遍抱怨的话题。袁贵仁任教育部长的时间是2009年至今，也就是说，在其任内中国的教育公平正在不断下滑。

这种教育不公平的加剧并非仅仅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而是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整体不平等——在中国仍有近半人口是农民的情况下，庞大的底层人群与少数精英阶层，他们下一代所享有的教育资源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在学前阶段，机关幼儿园的硬件和师资遥遥领先于其他公立幼儿园，而城市普通公立幼儿园的费用和安全性又优于普通私立幼儿园。这一差距极大的资源分配，使得在还未步入学龄，zf机关子女就比普通市民接受更优良的公立教育，而外来人口或农村人口子女则难以享受普通市民子女的公立教育。虽然少数所谓“贵族”私立幼儿园条件优渥，但是费用同样惊人，并非大多数社会中下层人群所能负担得起，仅仅是为本地和流动人口中的上层群体多提供一个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小学生在还未正式入学之前，国家教育分配的巨大差距已经使他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在踏入义务教育阶段之后，这个差距也将越拉越大：城市的小学生在窗明几净、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全的环境中学习，而边远农村地区的小学生则要翻山越岭，步行数小时，到一个可能连课桌椅都残缺不全的土坯房内念书，而他们的老师严重短缺，极端的情况是一个老师教授全校所有科目的课程。而农村子女进城享受条件良好的公立教育则十分困难，导致留守儿童已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在条件落后的家乡接受教育；另一方面，他们还不得不长期与父母分离。到了中学阶段，城市与农村的教育资源的鸿沟再次加深，城市学生享受着迅捷的信息网络，在应试教育领域与农村学生相比往往有事半功倍的高效学习方式。在学习外语方面，在城市部分中学已经由外教授课的情况下，一些落后的农村甚至连能够正确发音的外语老师也请不到。如果将素质教育考虑在内，那么出于高收入阶层子女的琳琅满目的各类特长、爱好，也是中低收入阶层子女所望尘莫及的。

正是由于跨越了整个教育阶段的方方面面的不公平，使得近年来，中国几所最好的大学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区分——来自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占据大部分生源，而农村寒门子弟从恢复高考时的大半江山滑落至如今仅剩一成多。

而教育不公平的快速加剧，教育部责无旁贷，甚至可以说，其中多少有其缺少作为的因素。众所周知，在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中国，大量的流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小城市涌入大城市，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各方面政策都要求与时俱进，随时代需求而变化，各zf部门更要在各自领域承担起统领全局的主要责任。然而，教育部面对大量流动人口带来的子女教育问题却缺少作为，其政策对这些人群的需求不管不顾，甩手令流入地的地方zf对当地流动人口的教育大包大揽。造成在位处zy的教育部担当缺失的情况下，地方zf理所当然地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直接牺牲掉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利益。缺乏zy部委作为的教育领域，其政策效果必然是局部的、短期的，不利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公平，流动人口教育政策的被动、滞后以及改革的不彻底，使得中国社会的贫穷已显露出代际遗传的趋势。

教育部这种不负责任将教育问题甩手给地方zf的行为背后，令人看到的是其****投机性。促进教育公平要求教育部长须与其他zy部委沟通，比如联系财政部，建立合理的教育经费分摊机制，使得地方财政不再成为给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买单的大户，才能使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权益不再在地方利益的博弈中被选择性牺牲。然而，这一跨部委，尤其是涉及财政的沟通，并非轻松之事，所能取得的成果也无法在短短数年中保证，但却是一个有责任担当的“合格”教育部长应尽之义。然而，尽管教育部袁部长在多年前已经表态推动异地高考、要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公立学校中解决，但数年之后的今天，这些问题依旧停留在口头承诺。

在今年初袁贵仁宣布绝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流入中国高校的时候，舆论界已在广泛的批评其****投机的做派。与当下的保守言论相比，2011年两会期间，袁贵仁展露的是积极有为的改革风姿。彼时，袁贵仁对两会上的众多媒体记者表示：“现在改革动力不足，应通过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的教育感受外来压力……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派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正所谓官字两张口，前后截然相反的言论在袁部长口中却显得那么理直气壮。

在中国zf机构体制中，教育部不如******、财政部、外交部等部委那么地位“显赫重要”，但中国教育部所管理和面对的问题却不比这些部门少，而且，是与每个中国家庭、每个中国人的现在及未来息息相关。诸如资源配置不公平等在内的中国教育问题此处不必累赘，但必须要提的是，中国教改眼下已进入一个瓶颈期，教育改革是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人才基础，x应将其提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