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图重心是重庆石柱……水资源重心是重庆涪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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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争论的再思考复盘世界迁都史上的失败案例，和研究成功案例同样重要。迁都是升维国家的机会，存在帕累托改善式的多赢可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迁都慢慢变成了热闹话题。印象最深是2006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479位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cw会提出迁都议案。2013年以来该议题再一次被媒体聚焦，即使官方“定调不迁都”后，民间依旧是议论声不绝。这是****博弈，还是民心所向？无论如何，大众的言论自由度还是在(慢慢)提高。

拉宽视野，迁都并非中国特有的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议程。过去几十年里,像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德国、哈萨克斯坦、韩国、缅甸等国家都有迁都的经历。如果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对迁都问题做系统梳理,将涉及五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为什么要定都北京？二是，今天的迁都派有哪些理由？三是，单峰化的最高权力空间分布；四是，往哪里迁？五是，到底怎么迁？

历史上为什么要定都北京?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们选择定都北京是否有合理性，和当下中国是否存在迁都的必要性，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很多人在讨论时经常会混为一谈。比如很多支持保持现状不变的人认为，开国王者都是雄才大略之人，他们的眼光难道会差？在这部分人群看来，只要确凿了定都北京的历史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下迁都的必要性。

经典论据就是国防(角度)。北京捍卫者们提出，明朝永乐皇帝之所以从南京迁都北京，是因其洞察到了华夏政权的地缘威胁一般都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定都北方，打造阴山-燕山的防线(从粮草供应链到兵马部署)，是一种自带进攻属性的防御策略。把身家搁置在北方，有利于皇族们带着危机感生存，并采用更均衡的视野去治理国家。

再如毛泽东，他又是怎么样选定北京的呢？结合史料来看，建国初期北京由于靠近前苏联、朝鲜和东北工业基地，是综合风险系数最低的选择，兼可平衡南北发展落差。

据《北京档案》杂志刊载的《毛泽东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一文披露，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曾询问王稼祥新中国该定都何处。后者的回答是，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毛泽东给予了认同。他还表示，蒋介石的国都选在南京，其基础是江浙资本家，g**人把首都放在北平，必须找到自己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所谓有得必有失，元明清也好新中国也罢。纯经济角度，定都于远离经济源泉的北方，这一定程度上是南方定向往北方输血(依托于京杭运河等超级补给线或者说“血管”)然后由北方承担国防义务的帝国分工模式。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财富损耗型的国家运转模型，而非财富积累型。

更宏大而富于洞见的批判来自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他认为，15世纪初放弃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转而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他对朱棣迁都的定性负面却新颖，超越了狭隘的地域争论，更超越了“国家”这个国内史学界长期无意识的最大分析变量。回看历史，明初时世界正由陆权时代向海权时代变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有主宰力的国家都陆续从大海上冒头。朱棣的迁都选择包括之后的明清海禁，是跟宏大历史趋势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