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丨cd、重庆：谁是西南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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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特约观察员 白礼

如果说到中国的城市竞争，普通人最耳熟能详的一对“死对头”，恐怕非cd与重庆这一对西南兄弟莫属了。

2018年，直辖市重庆GDP突破2万亿，达到20363亿，在全国排名中仅次于四大一线城市，排名第五。四川省省会cd市GDP达到15342亿元，全国排名第八。

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直辖市，重庆的面积达到了8.24万平方公里，只稍小于浙江省，由原来的三个地级市和一个地区合并而成，可以视为一个小省，拿出来与一个地级的cd市比较似乎太过于欺负人。如果我们拿重庆核心的重庆大都市区作为比较的话，就会发现，2018年GDP约15500多亿的重庆大都市区与GDP15342亿的cd市，正好势均力敌。

更有意思的是，这两座相距约300公里、同坐落于四川盆地中的大都市，都有着一颗制霸西南的雄心。那么，cd和重庆这对欢喜冤家，谁更有希望夺得“西南第一城”的宝座呢？

清末以前：cd一骑绝尘，重庆默默崛起

中国有哪座城市的名字，两千年多年来没有改变过？符合这个条件的城市凤毛麟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cd。从古蜀国建都后，cd一直是四川盆地中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汉代，在京城长安之外，全国最繁华的洛阳、邯郸、临淄、宛（南阳的古称）、cd五座城市被称为“五都”，足以说明cd的发达程度。

那么，cd为何能够睥睨整个四川盆地两千年呢？根本原因还在地理上。

四川盆地卫星图

从地理上，四川盆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川东平行岭谷、川中丘陵和川西平原。

华蓥山以东是川东平行岭谷，由30多条山脉与山脉间的谷地构成。这些山脉皆作东北-西南走向，并与河流依次平行排列，山地陡而窄，宽5～8公里，高600～1000米。重庆城就坐落在岭谷之中，在农业社会中，这当然不是理想的农业区。

华蓥山以西，龙泉山以东，是川中丘陵地区。这块地区在盆地中所占面积最大，地表丘陵起伏，沟谷迂回，丘谷高差50～100米，也不是传统农业条件下理想的农业区。

而只有位于龙泉山以西的川西平原是盆地中仅有的大面积冲积平原，土壤肥沃，又有自古闻名的都江堰灌溉工程，具有水渠纵横、农业发达、物产富饶、人口稠密的特点。cd作为平原中心，可以说在农耕时代是整个四川盆地的精华所在，自然成为盆地中无可匹敌的大城市。

更加重要的是，秦汉唐时代，关中盆地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首都所在地。虽然隔着秦岭和大巴山，但依靠穿越这两个山脉的蜀道，四川盆地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上，都是与关中盆地关系最近、影响最大的兄弟地区。于是，四川盆地一再成为关中政权的大后方和避难所，让cd的地位如虎添翼。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出长安后入蜀驻跸cd。此后，唐代皇帝遇有战乱即逃向cd，使得cd在唐代获得了实际意义上“南都”的身份。这一切，使得cd在唐代达到了建城史上空前绝后的巅峰地位。

蜀道

就在cd攀上巅峰之后，它未来最大的对手重庆，也开始了自己的崛起之路。在cd最辉煌的时代，重庆一直以江州、渝州等名字蛰伏。直到宋代，重庆地区还被陆游称为“峡中天下最穷处”。

但局势的转捩点就在宋代，之前支撑着cd达到历史巅峰的诸多有利因素，都发生了倒转。唐代结束后，关中盆地再也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首都。北宋首都在中原的开封，南宋首都在江南的杭州，cd瞬间由首都的后花园变成了偏远西南边境的城市（在南宋，甚至是离首都最远的大城市）。而关中平原在****和经济地位上的崩塌式下降，也使得通过蜀道连接关中的cd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再那么举足轻重。

同时，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在宋代完成，江南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于是，重庆的机会终于来临。相比于cd位于航运条件有限的岷江之畔，重庆不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点，更是整个四川盆地水系的汇集点。

流经整个四川盆地的长江、嘉陵江、沱江、岷江各水系，最后都汇集在重庆这个城市这个四川盆地天然的水运中枢。而更妙的是，顺着长江顺水而下，最终将到达全国的经济中心——江南。农耕时代四川盆地与国内的交通联系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是向北由蜀道穿越秦岭大巴山连接关中盆地，另一条则是沿长江穿越三峡连接江汉平原。当关中的经济地位不再重要，尤其是南宋丢失关中后，四川盆地的经济重心向更靠近江南、与东部交通运输更加便利的重庆移动，就是趋势了。这也是未来重庆崛起，挑战cd的根本所在。

而对此趋势有意无意助推一把的，是宋末的宋蒙战争。蒙古军从北面的关中攻入四川盆地后，cd首当其冲惨遭战火洗劫，140多万人口的名城荡然无存。而重庆却在同一时期成为南宋四川防线的核心，地位一升再升。

这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桎梏着重庆，那就是三峡。

船只经过三峡险滩，1946年生活周刊记者凯塞尔摄

在农业时代只有木船的条件下，三峡的激流险滩使得川江航运危险万分，这直接限制了四川盆地通过长江水运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达地区建立较大的交通运输联系，使得四川盆地疏离于逐渐形成的全国市场。而只要该地区还以盆地内部经济为主，cd就可以依靠在盆地内的经济优势地位凌驾于重庆之上。

经历过明清之交再次人口丧失殆尽的大劫难，在清乾隆时代，四川盆地的经济恢复了元气。重庆依靠其全川水运枢纽的地位，由川米外运的枢纽成长为四川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贸易市场。省内及陕、甘、滇、黔、藏等地的大宗土产,如粮食、药材、山货、井盐、鹿糖、桐油、等等的经销商，均将重庆作为重要的集散地。另外,湘、鄂、赣、粤等省药材行销西南各省者皆以重庆为分配地，川渝地区的进口贸易也被重庆的大商号所垄断。

纵观嘉庆年间四川各处的关税银额，川东长江航道上夔关、渝关的税收金额就占了全川税收总额的79.54%。重庆在物流和商业上的强势，可见一斑。乾嘉之后，在物流与商业领域，重庆跃升为与cd并立的区域性最高中心。

重庆成为区域商业集散中心，并因此吸附了大量商业性移民，包括大量“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重庆城市商业人口在居民中所占比重很大，确立了重庆近代商业性城市基本特征。

但是，重庆对四川的商品输出，远未能造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作为传统意义上川渝地区经济中心的cd，传统商业地位虽然受到削弱，但由于历史惯性以及cd一直作为四川军政中心的强大影响，cd的经济中心地位并未受到根本的替代。围绕着cd这一军政中心而建立起来的金融网络辐射川渝广大区域，cd作为川渝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