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美元以后——杂谈经济转型期的挑战、战略及其他（续三）

等风的战旗

六、关于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其实很难界定。改革以来，先后出现过珠三、苏南、浙北等较有影响的发展模式，它们诞生的背景和土壤各不相同，也对各自区域的起步、发展起了很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对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区位、基础较差的广达中西部内陆地区来说并无多少借鉴意义。笔者认为，除了深圳的创新、科技特点较为突出外，其他都称不上先进的发展模式，只是特定时期，区位、政策占优的先行区从一无所有到初期积累阶段较快而已，不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全面分析重庆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后，笔者以为，上述模式均不适合重庆。重庆较为适合的学习对象应该选择韩国。理由如下：

首先，两者人口、地理面积相似，更具可比性。韩国国土面积10万平方公里，重庆8.2万；人口韩国近5000万，重庆户籍3200万；韩国虽然靠海，但国土面积超过2/3都是山地，重庆山地面积约占全市60％，核心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占比大，大首尔都市区聚集人口将近2500万，接近全国50%，经济占比更为突出。重庆一小时经济圈聚集人口超过1500万，经济占比差不多将近80%，此外各自均有一条大江贯通经济核心区域。其次，近代以来，由于日本长期的殖民统治，韩国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长期很低，1960年人均产出只有82$（不足同期朝鲜的1/3），在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经济薄弱的基础上用不到20年时间就创造了汉江奇迹，其中的许多经验（包括教训）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全民医疗改革、国退民进产业转型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始于1970年的韩国新农村运动对重庆眼下推进的城乡统筹、两翼农户增收计划、三进三同活动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当然由于我国土地制度的基本属性，有些措施实施起来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事实上，通过深入分析我国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最终都会回到包括土地在内的国家资源与公民权益割离这类的基本问题上来，关于这一点，我准备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文章中专门论述），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到2004年的时候，城乡居民收入比提高到1：0.84，在成功消除城乡差别的同时，韩国新农村运动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国民精神运动。韩国经验的一个启示就是：只要政策得当，消除城乡差别的农业现代化、可以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长期以来，那种农村让位工业化、城市化的思路非常有问题，虽然嘴里天天喊着重视三农问题（我怀疑只是惦记农民的公粮），实际从未将广大农村现代化提上议事日程，投入就更加少得可怜，等到想起反哺农村的时候，长期掠夺形成的巨大剪刀差已难以消除。蛋糕倒是做大了，可黄花菜也凉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切蛋糕论。

上世纪80年代，韩国开始着手进行全民性的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并在80年代末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险。后来重新制定了《国民医疗保险法》，开始将“公务员和教师医疗保险公团”等各类社会单位医疗保险组合统一起来。1998年底，韩国国会通过了《国民健康保险法》，决定在2000年7月起实施该法，由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统一管理医疗保险计划。韩国医疗系统大概分为社区医站或诊所、普通住院医院和综合医院（医科大学医院），普通就诊通常在社区医院就能完成（小到感冒大到手术我们好像只习惯到大医院就诊）。医疗保险合并改革后，全民医疗不仅更加方便，个人承担费用也下降到百分之10几，所以普通韩国人并不会把医疗视作很大的负担。难怪有常住北京的韩国朋友对昂贵的房价和医疗费印象深刻。与养老、住房、教育类似，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历史积累少、社会资本参与程度低，人均医疗资源与保障覆盖面不高，医、药体系尚未分离，以药养医问题还十分突出，就医难、看病贵没有根本扭转，医患纠纷时有发生，加之我国情况复杂，各地发展程度、收入水平差异大，这也是新医改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除全国统一的基本统筹外，各地应依据本地具体情况制定一套（强制性）地方补充医保方案，进行调剂补充。对部分困难、偏远特殊群体，除地方统筹补充予以倾斜外，地方财政还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实行差异化补贴。按照国家、企业、个人合理分担，全民受益原则，可以先按地区分行业逐步完善，最终目标是建立城乡一体的全民统一模式。作为惠及地区全体民众健康的基本保障制度之一，基本医疗制度是显示社会公平的最重大民生问题之一，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历来都是最核心、最敏感的民生问题。成功的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缓解医患矛盾、消除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而且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方面，重庆可以走在全国前列，作出有益的探索。

作为最近15年崛起的经济强国，韩国在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很值得重庆研究、借鉴。韩国也有国有企业，与我们不同，国有公司虽然相对稳定，但是待遇比私营大公司差了很多。自1987年推出国有企业民营化计划以来，历经多次转制改造，目前只剩下韩国银行等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尽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推行国民股的思路仍然值得研究（我们的国有股划归社保不知是否受此启发）。作为上升期的活跃发达国家，韩国经济的活力与我国的发展日益紧密，依存度日益加深（其对外出口的增量超过60%来源于我国，比如现代汽车去年在我国销量突破100万）。中国市场如此重要，在重视关注中国发展上，韩国政界、经济界已经完全形成共识（李明博总统曾经就此多次发表谈话）。我们完全可以借此机会，积极主动与韩国建立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利用其资金、技术为我所用。“韩国产业园”就是很好的开始（合作还可以更加深入些，比如规划建设韩文化的街区、生活区等），朝国际化开放区方向发展，这是扩大重庆开放度和知名度的绝佳良机。除此之外，韩国的发展水平大幅领先于大陆最先进地区(据估算，2010年韩国人均GDP继97金融危机后将再次越过2万$),作为设定的目标，满足足够的先进性和完全现实的可行性要求，通俗点说，就是看得到、摸得着。一切顺利的话，20年后重庆完全可能迎头赶上。当然，在金融资本、要素市场、高端服务业方面，新加坡、香港的经验也值得大力借鉴。

重庆强则西部强，重庆富则西部富，重庆胜于上海则西部胜于沿海，重庆追上韩国则中国赶超美国。“山那边是海”，只要我们目标正确，有信心、有恒心，励精图治，20年后，巍巍缙云脚下，未必不会创造一个嘉陵江奇迹呢。“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可以肯定的是，重庆和西部富裕繁荣之时，就是中国现代化和复兴伟业功成之日。

“我对那些说某事还没有发生的报道总是很感兴趣，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有些东西是已知的已知，那些东西我们知道了。我们还知道存在已知的未知，即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也存在未知的未知——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拉姆斯菲尔德著名的拗口名言理解起来确实有些费力，但表达的内容却很简单——确实存在那些未知的已知，即我们不知道有些东西我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