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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溯流而上,众所周知的狂热而强悍的巴渝舞是巴文化尚武精神的明证,是巴渝先人内心的金戈之志的外在形式,冬笋坝出土的古兵器,不事雕饰,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朴拙中蕴藏一种力量。但在蜀文化的源头,今天的四川广汉三星堆,令人惊叹的却是墓群体现出的庄重气度,严谨秩序。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夸张而机智,共分6层的东汉摇钱树,每片铜叶都极有耐心地制作成钱币、车马,精致的技艺无懈可击。由此看来,如果把巴渝文化比喻成冲突在川东穷山恶水中的力量之舞的话,蜀文化是川西平原上久久徘徊着一缕宁静而轻盈的炊烟。当然,那时各自的经济背景有所不同。
文化受经济和自然地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巴渝文化的粗犷是因为人们居住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的,他们是在同自然的抗争中得到生存的。而居住在川西平原的人就不一样。相对安全舒适的自然环境使他们有可能把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次要的地位上,而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端地说,古巴渝人的主要对手仍是自然,而古蜀人主要对手却是人。这恰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必然的阶段。
渝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仅近代而言,明末清初,张献忠所率农民武装与明军清军在此交兵达18年后之久,接着又是吴三桂叛清入川,战火又吞没了6个年头,造成近代巴渝文化难以弥补的断裂。相比之下,川西平原却有了更多的修生养息的时间,武候祠、杜甫草堂没有遭遇到重庆文物那样的毁灭性破坏。这些历史不可能不积淀在两个城市的各自民间的风俗的心理中,影响人们的气质和性格。作为一个水码头,重庆居民又自然养成了性格中的江湖气。而成都人却可以在平静的日子中培养着自己的智慧。
成都的名小吃的丰富多采,反映了成都细致品味的饮食习惯。在重庆,却多半是火锅一统天下。据考证,火锅的最早食客是码头的下力人,材料是几乎没人问津的牛下水,这些混为一锅的煮法快意而粗糙,因而深受他们欢迎。火锅在重庆能够顺利登上大雅之堂,使各界人士趋之若鹜,说明这种豪放的食用方式与多数重庆人是很对路的。而火锅到了成都,却立即衍变成了一串串精致的“麻辣烫”,行人花很少时间,也能浅尝辄止,因为这更符合成都人耐心而考察的品味习惯。
但是更能体现两个城市文化趣味的差异的场所当首推茶馆。成都几乎每个胡同里都有茶馆,多用高靠背竹椅,成都人随时可能坐下来,悠闲地半躺着喝茶,慢吞吞地聊天。在成都坐茶馆,便是坐在一种清醇而隽水的文化之中。茶馆捕排茶碗、盖、盘、动作夸张,“当、当、当”的声音铿锵悦耳。掺茶水的伙计手挽滚烫的开水壶,神色自如地穿行在茶客中,时而手腕一抖,那细细的开水便激射而出,在空中形成一条好看的弧线才直通茶碗,冲得茶叶嘀溜溜地打旋,待茶掺满,那弧线才好似剪刀剪断般嘎然而止。这些程式化的技艺有一种明显的表演倾向,使人感到成都人在这普通的享受中也有所寄寓。这样半躺着的姿势可以看着是蜀文化散漫优雅的姿势,是躺在沙滩上享受生活的姿势。这是在工业重镇重庆很难想象的,重庆人不可能骑着自行车轻松地上下班,他们必须以竟走运动员的毅力,翻山过江,去挤公共汽车,这是另外一种快节奏的生活。重庆也有茶馆,那大致是老人聚集或行路人歇脚的场所,高靠背竹椅是没有的,只有方桌和条凳。时常可以看到,喝茶的人不是坐,则是蹲在条凳上脸红脖子粗地“抬杠”。除了老爱着急的重庆人,有谁会这么不安分地蹲在条凳上呢。
甚至连打麻将也反映了这种差异……诸如此类的例子实在很多。而两种传统文化精神对各自经济****乃至文化建设都间接产生过影响,可惜这种影响从来没引起过足够的重视。
让我们回到感受者的立场,如绕梁三匝的成都纤细的柔柔的口音,和急促、起伏沉重如夺门而出的江流的重庆口音各其动听之处。和两个城市的人打交道,则进重庆如读《水浒》,至成都如读《三国演义》,有过相同经验的读者相信到此会露出会心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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