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双非高校****的思考：学校究竟向何处去？西双版纳高考复读学校哪家强

曲靖天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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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示了2020年学位授权审核结果，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极大关注和广泛讨论。校内教职员工也无不对我校来之不易的成绩感到欢欣鼓舞，一些校友也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一些熟悉高等教育的朋友也纷纷表示祝贺。身临其境，我自然也浮想联翩，心潮起伏。静心思之，甘苦自知。仅就梳理形成并牢牢把握发展理念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尽管难免敝帚自珍之嫌，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愿意整理并和大家一起分享。

01

“小学校”的“大困局”

无锡轻院和西北轻院（原北京轻院）原来都隶属轻工部管辖，西北轻院由于成立早一段时间，往往被部里高看几眼，自己也常常以“老大”自居，公开私下场合都觉得自己是轻工第一所高等院校，现在还有人难于去掉“轻工长子”情结。后来，无锡轻院更名为江南大学，西北轻院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特别是江南大学进入了“211工程”建设高校，归教育部直属，陕西科技大学划转至陕西，成了西部省属院校，两校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陕科大人才承认自己落后的现实。

有一次，我向时任江南大学校长陈坚院士请教“双一流”建设的经验，胖乎乎的陈院士以一贯笑眯眯的神情对我说：“我们轻工类小学校……”我起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看着他气定神闲的模样，再低头认真想一想，才领略了院士的深意。

英国著名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有个广为传播的论断，即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 。从遗传上看，我们常常以全国第一所轻工院校而引以为豪，轻工特色也一直是我们被校内外广泛认可的一张“王牌”。

但大家都知道，轻工行业主要是为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应运而生的，产品涉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人类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虽然从体量上看，轻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三分天下”，但行业细碎庞杂而多样。其涵盖的众多行业大都贴近人民的生活实际，“绝活式”的“一招鲜”“小窍门”比较多，而可能提炼出的关键科学问题较少。

轻工行业的很多门类就是从传统的手工艺发展起来的，有着天然的、浓厚的“小作坊”和“小生产者”特质，很容易产生自给自足的封闭意识。轻工人的工作环境，也缺乏像机械化大生产工人所需要的配合与协作，容易形成师傅带徒弟式的相互提防的“小炉匠”。 在这种意义上说，面向轻工的行业类学校确实有着学科门类小而杂、学科地位偏而低的问题，轻工类院士在工程院、科学院数量少就是很好的证明。

从环境上看，学校1958年在北京创建，无论是办学环境还是办学理念，都应该形成了比较开放的气质。但是我们在首都办学毕竟只有短短的12年，1970年搬迁至非省会城市咸阳后，由于多种原因，当时从北京来的很大一部分教职工又都回北京去了，留下的多是工作时间很短的年轻教师和部分行政保障人员，很多真正具有“大视野”、见过“大世面”的人，几乎都又回了北京，首都办学开放的气质也就遗传的比较少。

在非省会城市办学的36年里，本来就比较少的开放气质，在艰苦封闭的环境中逐渐被消磨殆尽，内向气质越来越浓厚。学校不但与上级主管部门联系愈加稀少，就是与陕西省以及省内各高校也逐渐疏远，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存在感”相对较低。 学校没有进入“211工程”建设高校既是开放不足的结果，也是导致学校更加闭关自守的原因。

而且随着行业主管部门的撤并，学校划转到地方，与原轻工行业系统关系的剥离弱化，随之面临着支持有限、资源不足、经费紧张等一系列实际困难。 2006年，学校主体搬迁至西安，来到西安的这15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打破这种内敛的气质，但是由于学科专业一直没有找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突破口，导致摆脱遗传和环境共同造成的先天局限和鲜明烙印的成效，一直不够显著。

出身不由自己，命运可以选择。在全面实现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高等教育风起云涌改革发展大潮中，是要找准定位、激流勇进，还是按部就班、随波逐流，却是摆在学校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轻工类高校内涵发展的内涵又是什么？具体到我们学校，外延式发展还欠什么账必须补？内涵式发展的路子究竟应该怎么走？归根结底，作为高校的****校长，就不得不思考和回答—— “学校究竟向何处去？学校怎样才能走出自己特色的内涵发展之路？” 等等大问题。

02

“慢半拍”的转型之路

梅贻琦先生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在1931年12月3日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时所发的一句感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70多年以后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会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起广泛的回响，成为热议的焦点。梅贻琦先生更不会想到，这场热议最终简化为大楼大师之争，似乎大楼大师就成了矛盾的两极，非此即彼，水火不能相容。

其实，新的大楼大师之争，起因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基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给教育质量所带来冲击的一种担忧，所发出的矫枉过正的激愤之辞，其真实用意是对大师的呼唤，而并不是说高校就不应该改善办学条件。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本世纪2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10年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走的是外延式扩张的路子。 从1999年开始，全面实施大学扩招政策，除了极少数“985工程”建设高校外，全国几乎所有高校都投身扩招浪潮。要进行扩招，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必须解决办学条件紧张的瓶颈问题，建新校区、盖大楼势在必行。 当然，盖大楼并非排斥大师，而是在为大师安心教学科研创造更好的条件，大楼大师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并不构成一对矛盾的主体，并不至于你死我活，一山不容二虎。

但很多争论并不单纯是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是为了将意见和建议固化为一种政策措施。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一本《大趋势》而风靡中国的美国学者奈斯比特，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就曾断言，中国****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被他称之为“纵向民主”。他认为：“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理念的关键。”如果这种局外人的看法尚有可取之处，大楼大师的争论也的确遵循着“纵向民主”的规律，由学校内部自内而外、自下而上蔓延为一个社会热点，从而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并最终自上而下，演变为高等教育界的集体行动。

本世纪第二个10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经过2008、2009年短暂的酝酿，以2010年5月5日******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2011年4月24日******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 我国高等教育正式步入从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都参与其中的这两段改革历程，不难发现， 陕西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进度，整体上要比全国“慢半拍”。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一些重视高等教育的省市级人民****，出台优惠政策对高校拥挤的老校区进行高价购买或新旧置换，使高校或获得建好的新校区或获得巨额资金投入新校区建设。2011、2012年，在全国经济较发达省份的众多高校，都实行实质性转型三五年之后，我们省才开始实行奖励制度，鼓励化解高校新校区建设的债务风险。在这之前，很多省内高校都没有完成新校区建设，即使完成建设任务也都负债较高。尽管大家都在学习******同志讲话、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但大多都是就学习谈学习，确实没有精力和心思考虑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大问题。

我校也和省属大多数高校一样，尽管 2006年主体搬迁到西安校区，标志着大面积的新校区建设已经告一段落，但怎么化解沉重的债务负担却成了学校头等大事。 当时我任副校长，分管财务工作，对学校的财务紧张状况至今仍记忆犹新。学校负债最高时达7.9个亿，平均每天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近14万元，用时任党委****潘中伟同志的形象比喻来说，“我们每天支付的利息，相当于给银行开进一辆桑塔纳轿车。”那时候，学校最大的担忧就是资金链会不会突然断裂。 在学校生存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要全面实现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是不可能的。 以潘中伟同志为班长的党政班子于2011年，充分把握省****的政策机遇，带领全校一举化解了当时所有的6.9亿****债务，同时获得省上2.35亿化债奖励，化债及奖励金额都是省内最多的高校。这为我校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