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的合法性与境界

泓锦

重庆模式的合法性与境界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2012年1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重庆探索共同富裕》。我觉得，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亮点值得关注：一是重庆模式的合法性，二是重庆模式的境界。　　

一、重庆模式的合法性　　

我百度了一下，大大小小各个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相关结果有上百万条，就连《凯迪》这样的极右网站也按捺不住，跟过来凑热闹了。这说明，重庆模式（注一）已经获得了****学常用的一个概念：“合法性”，或者说“****正确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之前的重庆模式不具有****“合法性”；也不是说，之后的重庆模式不会再遇到“合法性”的挑战；而是说，这是继　2011年10月11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文化高地正崛起——重庆推进文化建设纪实》之后，党报在意识形态上又一次明确地肯定了重庆模式。我相信，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左派很振奋，右派很沮丧，中间派在观望。尽管某些主流门户网站还在故作矜持，态度暧昧，其实大家心照不宣，都在屏住呼吸地看呢。一篇文章能引发各种联想，原因很简单：“合法性”太重要了。记得半年前我们支持重庆模式的时候，体制内很多人，甚至我的一些朋友也把我看作危险分子，避之惟恐不及。　　

虽然国际国内形势的基调依然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但毕竟有了“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气象了。所以，今后右派在主流媒体上要想公开污蔑重庆模式，别说他们得掂量掂量这个“合法性”，至少，不会因为有人支持重庆模式而公然威胁要砸掉人家的饭碗了。　　

党报的肯定是顺应民意，是对民心的肯定。也就是说，重庆模式的合法性不是乞求来的，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认可的结果。换言之，重庆模式的合法性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呼唤。　　

我们可以从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来把握时代的呼声，这个时代的呼声正在展示的现实是：在经济增长的背后，人们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　　

二、症结不在经济　　

那么，时代展示的危机意识来源于何处呢？专家们普遍认为，如果中国出问题，是经济出问题，进而引发社会问题；只要经济不出问题，中国就不会出问题。所以，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别的，而是在于如何搞好经济，用邓小平的话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去年10月份，郎咸平在沈阳有个演讲，影响很大。他得出的结论很雷人，比如：“地方****已经全面破产”、“中国金融海啸难以避免”、“中国经济病入膏肓”。他罗列的问题，大致上也是事实，比如：“定价权之战”、“中小企业融资难”、“劳动成本上升”，等等。然而奇怪的是，郎不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解读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反而用计划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责怪****失职，这类“市场经济生病，计划经济吃药”的诊断，与吴敬琏擅长的张冠李戴，没什么两样。因为篇幅关系，这里我就不展开讨论了。　　

关于中国经济，现在大家眼睛盯着两个地方：一个是增长会不会掉下来，另一个是通胀会不会升上去。于是有了“滞涨”的担心和预期。要我说，担心中国经济的“滞”（增长掉下来），其实没有把握住问题的症结，因为中国经济并不缺乏增长的动力。为什么这么讲？一个最基本依据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中国城市化率2011年是47%。按60%的城市化率目标计算，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至少也有10年的增长空间。所以，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GDP，不是经济增长，不是经济总量，不是经济增长有没有动力。　　

至于通胀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1）城市化拉动农产品价格缓慢上升，将是一个长期趋势；（2）通胀是短期风险，结构失衡才是长期风险。这两点，我在很多文章里已经做了分析，不赘述。　　

说“问题的症结不在经济”，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就不会出问题，而是说中国问题的根子不在于经济。那么，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归纳一下，中国目前的问题可以罗列一个菜单出来，比如：两极分化、贪污腐败、道德沦丧、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等。　　

按现代经济学的“一根筋”思维方式，这些问题统统都是“经济问题”、“生产力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超越了“经济”范畴，那也是因为没有搞“宪政”。至于药方嘛，还是老一套：一是继续私有化加市场化的改革，二是实现多党制的顶层设计。　　

问题是，如果现在还拿“发展中的问题”来问责，还拿“蛋糕不够大”来说事，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会不相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仅用“经济”就可以搞定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关系严重失衡。　　

所以，中国将来要是出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导致****和社会问题，不如说是****和社会问题导致经济问题。　　

三、重庆模式的境界　　

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看，一个社会的利益失衡必须放在既定的经济关系或者生产关系的框架来理解，才能得到科学说明。由此出发，目前中国问题的症结绝不是单纯的生产力问题，而是关涉到生产关系的重大问题。我认为，《重庆探索共同富裕》这篇文章的第二个亮点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它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问题，比如，文章说：　　

——“现在重庆发展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即使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和为人民服务，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共同富裕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逐步缩小三个差距，就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落实科学发展观”。　　

请注意，这里讲的“党的根本宗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缩小三个差距”、“共同富裕”以及“科学发展”，哪一条不涉及生产关系的范畴？如果只纠结于生产力的高低，不着眼于生产关系的科学调整，“贫富差距”如何缩小？“党的宗旨”如何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维护？“共同富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如何落实？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很多说法，都是出自******同志的讲话，文章引用薄****的一段讲话，尤其深刻：“健康的生产关系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里讲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既是讲物质，也是讲精神；既是生产力的进步，也是生产关系的科学调整。”　　

薄****这段话的深刻性就在于：不仅生产力的发展是硬道理，生产关系的进步也是硬道理。不调整生产关系，别说“实现”共同富裕，就是“秀秀”共同富裕，恐怕也只能是天方夜谭。　　

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在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遗憾的是，很多人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个“反作用”，以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在我的印象里，直到现在，只有重庆模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境界：既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又承认“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以我的有限阅读范围，我发现，也只有《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境界来解读重庆模式的。（注二）　　

四、余 论　　

对于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同志最近又再次强调：　　

——“近年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没有引起重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照样是破坏生产力”（《第一财经日报》　2011-1-11　）。　　

——“其实，贫富差距大了，不仅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影响社会稳定，也会严重削弱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华龙网》　2012年01月11日　）　　

薄****反复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足见重庆模式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认识清楚，高度重视。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境界”，与其说是《重庆探索共同富裕》这篇文章的境界，不如说是重庆模式的境界，事实上也是******同志的境界。　　

《重庆探索共同富裕》这篇文章，信息量非常丰富。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把重庆正在践行的道路，归纳和提炼为“重庆逻辑”。“重庆逻辑”这个说法耐人寻味，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　　

　 　

注一：《重庆探索共同富裕》发表后，不仅激发了各派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想象空间，而且还激发了寻章摘句的高人给重庆模式命名的第二次高潮。有人从“探索”二字中读出了“模式”的非法，有人以极大热情论证了“探索”俩字的版权究竟归谁所有。在我看来，这种类似于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的学问，与重庆模式的成败实在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注二：电视剧《悬崖》的男主人公周乙说：“艺术家比****家好对付，因为他们敏感、执着，还自以为是”。这让我想起了体制内的很多“家”解读重庆模式的热闹场面，比如重庆卫视的《共富大家谈》，有些专家学者其实在那里自说自话，既不痛不痒、文不对题，又不得要领，还自以为是，与重庆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境界”相比，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于是我就忍不住要想：他们究竟是在忽悠别人，还是在忽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