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高增长的独特性及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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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的GDP同比增长10.7%(其中，第一季度10.7%，第二季度10.6%，第三季度10.7%)，连续十一个季度在全国排名第一。究其原因，从供给维度观察，是zf投资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从需求维度观察，是围绕比较优势产业进行的融资创新。从空间维度观察，是集约化和角色化产业的空间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外部条件，如国家级的“两江新区”，渝蓉大城市群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等；二是内部条件，如大城市和大农村组成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等。

　　□藏波 杨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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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供给维度：zf投资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依靠zf投资培育边际生产效率高的“十大产业”。

　　在引导经济增长所需要素投入构成的复合函数当中，投资尤其是zf投资，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相对于市场来说，zf“自上而下”科层制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特性，决定了其进行资本投入的天生滞后性，所以zf投资往往被视为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步或滞后指标。但zf规划投资却是实实在在的先导指标，先导性的强弱则决定于zf规划的前瞻性程度。

　　以产业投资为例，若zf的规划投资方向为中长期(如5-10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随着规划投资的落实，zf投资将表现为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如美国的“西进运动”，而重庆的zf投资正是这样一种方式。

　　2013-2015年，重庆工业利润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6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1%，比全国高出11.2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重庆2014年开始着力培育的“十大战略新兴产业”，具体为：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MDI及化工新材料、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

　　这“十大产业”均位列我国年进口商品种类的前50位，国内需求较大，且在边际生产率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投资来源上，重庆zf出资250亿，16个国内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如中国人寿、国开行、中国社保等)出资550亿，共同建立800亿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同时，为配合战略新兴产业的不断壮大，重庆还增加了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方面的投资。

　　相比之下，除2013年上半年之外，重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在观测时间段内均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而其他直辖市的该项投资在进入2015年之后就进入了下行通道。据2016年上半年的《重庆市上半年统计公报》显示，十大战略新兴产业累计实现产值1291亿元，同比增长36.6%，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7%。其中，生物医药产业贡献最大，同比增长17.7%，其次是环保产业，增长16.3%。可见，重庆的战略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提升工业产出的“主力军”。

　　第二，依靠IT组配等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进驻拉动就业。

　　2009年随着“惠普(重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和“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两个重大IT组配项目的入驻，广达、英业达、华硕、宏碁等大型电子产品工业企业也趁势进入，由此形成了年产值5000亿(2015年)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大型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进入为重庆提供了充足的就业保障，2015年重庆笔记本电脑企业招工量为24.6万人，配套企业招工为10.5万人，这意味着IT组配产业拉动了35万人的就业，2016年该行业预计将拉动32万人的就业。

　　图表显示，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的产值增长曲线，与该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增长曲线呈现出同步波动的态势，且产值增速平均是就业人数增速的10倍左右。也就是说，产值每提高10个百分点，才能拉升1个百分点的就业。

　　需说明的是，产值增长曲线之所以在2011年表现为波峰，主要源于时滞效应(2009年惠普和富士康产业基地才开始投资建设)。2011年之后，无论是产值增速，还是就业水平增速，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态势。这也说明依靠IT组配产业引入来拉动就业的效应是边际递减的，但仍是平均增加的，这一方面有利于规模化的、熟练的产业工人的培养，进而增加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地区的总需求。

　　第三，产业生命周期下的梯度拉动效应。

　　制造业产值的增加将引导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需求的增加，其中，企业部门需求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增加资源要素的需求，如采矿业和能源产业；家庭部门需求的增加则会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是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二是增加制造业本身的需求。所以，制造业产值的增加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图表显示，重庆制造业产值的增加领先于采矿业和公共产品供给行业1-2年左右，且制造业产值的增加或下降均将对后两个行业产值的增加或下降产生“放大效应”。

　　1966年，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78年，梅基(S .P. Magee)和罗宾斯(N. T .Robins)提出了行业生命周期“三阶段”理论：要素依赖的初期，技术创新的中期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末期。目前，中国的产业基本处于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很少有企业处于依靠技术外溢获取红利的末期。

　　从制造业内部来看，在制造业发展的生命初期，依赖资源和能源要素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对制造业整体的拉动效应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电气机械行业的产值增长曲线位于制造业之上，且领先于制造业波动；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的电气机械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逐步丧失，在制造业发展的中期，技术创新性产业就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幸运的是，重庆就是在制造业需要由生命周期初期过渡到中期的时间窗口，引入了技术密集型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通信、计算机等产业产值的增加对制造业产值的增加具有先导效应，其领先于制造业1年左右，但前者需增加约10-15个百分点，才能拉升1个百分点的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