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四十多年的疑问：中美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会真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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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高龄、近百次访华……12月2日，xzx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样一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的一次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从此，浩瀚的太平洋两岸，少了急风险浪，多了波澜壮阔。

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已经过去了45年时间。45年间，中美关系虽经历风风雨雨，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虽然早已离开华盛顿权力中枢，但基辛格从未远离美国政坛，一直以各种形式活跃在美国的外交舞台上，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12月2日，老朋友再次相见，恰逢美国zf换届、中美关系承上启下的特殊时机。x再次语重心长地谈起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针对美国“进入新旧zf更替阶段”，x在中美关系历史的见证者面前，以历史的角度切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实践证明，中美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在新的起点上继续稳定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x在会面中再次提及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他说：“中美双方要正确理解彼此战略意图，摒弃零和思维，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对于双方差异，x则表示，“要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两国间的一些不同看法和分歧。”

近一个月以来，x通过同特朗普通电话、在秘鲁会见奥巴马等，多次就中美关系作出重要表态。对xzx传递的信息，基辛格积极评价：“我相信，推动美中关系持续、稳定、更好地发展，也会是美国新zf的期待。我愿继续为增进美中相互了解和交往合作积极发挥作用。”

“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xzx曾公开引用基辛格的封笔之作《世界秩序》。处在关键历史当口的中美关系，不仅聚焦着两国的目光，也承载着整个国际社会的期待。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合作才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期待中美关系排除干扰，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健康稳定发展。

今天，库叔推荐基辛格著作《论中国》的一部分，让我们回顾四十多年前，基辛格的一次秘密访华。

本文由瞭望智库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著作《论中国》，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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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尼克松认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密。行动公开会启动美国zf内部的复杂的许可程序，更要咨询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各方的意见。这将迫使我们将北京之行的前景作抵押，而在我们去之前又无从了解北京方面的态度。公开透明是zf运作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建立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于是我们一行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代表总统进行一趟没有声张的发现之旅。我的随行人员除其他美国gy之外，还有一个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核心小组——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我本人，3个助手和两名秘密特工。由于最后一个目的地的戏剧性，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进行令人厌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设计为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好让媒体不再跟踪报道我们的行动。在拉瓦尔品第，我们消失了48小时，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装身体不适）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在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们对微妙的中国式交流有所体验，但对与北京如何进行实质性谈判则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中国的待客之道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外交的经验来自同苏联ld人的接触，主要是同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倾向于把外交变成一场对官僚意愿的测试。他在谈判中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毫不妥协一有时候人们会感到他正在强制克制自己。

但中国在接待我们的秘密来访以及在之后的对话中完全没有强制克制的感觉。在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断断续续。现在则似乎没有任何事干扰到我们东道主的泰然自若，他们看起来就仿佛欢迎来自美国总统的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件最最平常的事。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中国传统外交风格，而非我们与其他共产国家谈判时见到的并且习惯了的装腔作势的风格。历史上，中国的****家善于用款待、庆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关系来达到他们治国的目的。这种外交风格非常适合于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在周边不断的武装挑衅下保存一个平静的农业大国。中国生存下来，并且通过巧妙的平衡艺术运用恩威并施加上辉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长期的强盛。

在我们这次行动中，接待服务不是在我们到达北京而是在沿途的伊斯兰堡就开始了。令我们惊奇的是，一群会说英语的外交官已经被派到巴基斯坦，随同我们旅行并在五小时的飞行途中帮助我们解除任何对不详目的地的紧张情绪。他们先我们登上飞机，让我们随行的安全特工吓了一大跳（译者注：差点拔枪），因为他们受训把穿毛式服装的人当作敌人。在途中，这队人开始验证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练习他们的外交举止，和为他们的zl收集我们使团个人性格方面的情报。

这个团队是周在两年前亲手选拔的，那时与美国开放的想法刚刚萌生，在四位元帅的报告以后。中方陪同人员有唐龙彬（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前大使，外交部欧美和海洋事务专家）、毛的侄孙女王海容（外交部翻译）和能力非凡的唐闻生（南希）（布鲁克林出生，后随家回国参加革命，外交部翻译和咨政）。

当我们的飞机在中午降落时，叶剑英元帅在北京机场欢迎我们，这象征着解放军支持新的中美关系。元帅用中国造长版高级（红旗）轿车载着我们一行，车窗挂着黑色窗帘，一路安静地驶向钓鱼台。这是一座位于北京西郊由红墙围着的皇家园林宫观，里面有以前皇帝钓鱼的湖，现在是国宾馆。叶建议我们稍事休息，四个小时以后周过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谈话。

周主动来见我们是一个相当礼貌的姿态。一般的外交礼节是访问代表团在一个东道主国的公共建筑里被接见，特别是当宾主的官衔等级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周是zl；而我是国家安全顾问，相当于内阁部长秘书，相差三级）。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的中国主人给我们安排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游玩日程，好像告诉我们二十年的隔绝之后，他们现在并不特别着急搞定一个实质性的协议。我们计划在北京呆48小时。我们不能延长我们的逗留时间因为我们要赶到巴黎开越南方面的会议；我们也控制不了巴基斯坦的总统座机，它把我们带到北京。

当我们看到日程表时，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四个小时的参观紫禁城节目，加上等周的四小时，八个小时就没了。事实上，第二天晚上，周还没有空儿，他要会见北朝鲜zzj的成员。这是预先定好的不能改变了——也许不是为了掩盖这一秘密之旅。如果再算上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剩不到24小时的时间供在过去二十年中有过战争、接近战争并且没有任何重大外交接触的两个国家举行第一次高层对话。

事实上只安排了两次正式谈判：在我们到达当天下午4：30-11：30，7个小时；和第二天下午12：30-6：30PM，6个小时。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按中国外交程序，由美国作临时“东道主”。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国作东道主。

可以说中国表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是一种心理压力。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尼克松将大为困窘。但如果过去两年里我们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既然情况已经紧迫到促使毛泽东发出邀请，那么美国特使的拒绝也会让北京处于棘手境地。

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正是我们出现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转移美国人对越南的注意力，毛的决定是为了迫使苏联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之前投鼠忌器。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知道此举所关系到的利益。

在一次罕见的共同分析中，双方都决定要集中探索对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既然这次访问的最终目的是开始探究两国之前的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达成一致，那么概念化的讨论，尽管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个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现任外交官在对话，其实是实用外交的终极表现。

当天晚上，当周恩来zl抵达的时候，我们的握手——至少在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了这一历史性握手之前——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经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拒绝同周握手。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一间会议室，宾主在一张蒙着绿色桌面呢的会议桌旁分两边面对面坐下。这里，美国代表团第一次感受了这位半个世纪来跟随毛经受了革命、战争和动乱的传奇人物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