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被指虽是却最“不像”直辖市 生死攸关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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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天津终于明白了！

　　来源：瞭望智库

　　近期，天津“落户狂潮”成为焦点。5月16日，天津推出了低门槛准入“海河英才”新政，迅速吸引了大量人才疯狂涌入天津谋求落户。

　　天津当前的发展究竟状况几何，为什么对人才的需求如此迫切？

　　人才进入天津后，发展前景怎样？

　　天津，究竟是不是一座能够“留住人才”的城市？

　　文 | 胡家源 瞭望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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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为直辖市却反受其累？

　　北京向东100公里，是天津；再向东100公里，就是渤海边。京津两地头尾各有一处接壤，中间夹了一块飞地，属于河北省。

北京、天津、河北与渤海

　　面积不大的华北平原上，集中了全国四个直辖市中的两个。

　　一边是首都的强势光环，一边是沿海大省的纵深腹地，天津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影响却可能走向两个极端。往好了说可以享受“近水楼台”的政策照顾和广阔地域的发展空间；往差了说则既遭遇资源虹吸，一山不容二虎，又陷入多头竞争，双拳难敌四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津一度是北方第一大经济都市。

　　根据“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地统计局的数据：

　　1952年时，天津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8亿元，北京是7.88亿元，天津是北京的1.62倍；但到了2017年，天津仅为北京的66%。

　　1957年时，天津的地方财政收入是7.99亿元，北京是6.4亿元，天津是北京的1.25倍；但到了2017年，天津仅为北京的43%。

　　这种变迁的个中缘由，既可以归结于北京作为首都所享受的天然****红利，也夹杂着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大背景下，与邻近大省微妙关系的掣肘因素。

　　最突出的反映，就是天津“直辖市”与“河北省会”身份的反复。

　　天津曾一度失去直辖市的头衔。1958年，天津市由****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河北省会由保定改为天津。到1967年，天津市又由河北省省辖市仍改为****直辖市。前后两个决定，相隔整整九年。

　　当年将天津市划给河北省的主要理由有三条：

　　1。历史上天津就曾经是河北省省会。

　　2。许多兄弟省都有大城市作省会，河北省还没有这样的大城市。

　　3。省市合并以后，有利于工农结合，城乡互助，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

　　那么，为何又在九年之后重新恢复天津的直辖市地位呢？

　　这源于当时津冀之间的核心矛盾，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标与资源分配问题。

　　天津的生产总值高于河北省，工业生产总值更是远超过河北省，天津工业对全国工农业有巨大影响，其结果如何呢？天津虽然一度成为河北省的一部分，但在全国经济计划中要做特殊考量，成为“计划单列市”，****不得不先分配天津市的指标，再分配河北省其他地区。这种复杂而特殊的结构终归难以维持，最终天津又回到直辖市的道路来。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了指标分配问题，河北省的工业产值也早已超越天津市，直辖市的身份对天津市发展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天津失去腹地，划地自封失去活力。

　　交通上，天津至河北很多城市的铁路很晚才开通；黄骅、曹妃甸两大港对天津港形成巨大的竞争。

　　工业上，唐山、沧州等地的钢铁、石油化工与天津同质竞争。

　　经济上，石家庄借助省会地位飞速发展，省会地位带来大量资金、人流。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天津和河北两地之间的经济竞争与重复建设，导致整个京津冀范围内的资源都更加趋向北京。天津更不再是那个与首都北京争雄的“明星”了。

　　曾经的北方重镇天津，很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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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怎么了？

　　天津和首都乃至北方众多城市之间，也曾有过蜜月期，这得益于一盘棋的“环渤海经济圈”规划。上世纪90年代的天津，就曾是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上的明珠。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1978年，改革开放的风气由南至北，推动深圳和上海浦东率先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种种政策倾斜与发展利好，先后催生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增长极，并拉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为了平衡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度，“环渤海经济圈”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

　　所谓环渤海经济圈，是指以京津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即三省两市的“3+2”经济区域。

我国的三大经济圈

　　这片区域因为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被视为中国下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突破口，甚至肩负起“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极”的重要使命。

　　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地位相当突出。为了更好地发挥天津对环渤海区域的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批准了第二个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并将这块依托天津、背靠“三北”、面向东北亚、沟通东西部的区域定位为“我国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旨在以滨海新区为龙头，推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整合及发展，最终在北方大地上再造一个“浦东奇迹”。

　　滨海新区也确实不负众望。

　　2000-2016年，天津的GDP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全国，年均增速高达13.63%；即便经受了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天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韧性依旧不减。

　　这个过程中，滨海新区堪称天津经济增长狂潮的“首功之臣”。2000~2015年期间，新区年均经济增速近20%的，领跑天津全市，并在2010年一举超越浦东新区，位居国家级新区经济总量榜首。

　　但到了2017年，天津和滨海新区却开始急转直下。

　　原来，滨海新区作为天津主要经济增长点，当时为了加快发展，GDP统计时把注册地在这里的公司都计入了GDP总量中，但实际上这些公司很多生产经营都不在天津。统计2017年GDP时，天津按照新的口径将这些数据都挤出去了，于是滨海新区的经济增速直接缩水了三分之一强。

　　随着滨海新区主动挤出占GDP总量约1/3的“水分”，天津全市的经济增速也被大幅度拉低。按可比价计算，2017年天津经济居然仅增长了3.6%，而在2016年这一数字还是9.1%，同比骤降了5.5个百分点，也远低于同期全国6.9%的均值。

　　在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形势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2017年，天津的GDP增速竟下滑了近2/3，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就连备受诟病的东北三省经济增速都跑到了天津前面；而纵向比较，也创下天津GDP增速28年新低，仅高于1989年的1.1%。作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天津这样的经济发展状况无疑让人震惊。

　　人们不禁发出感叹：天津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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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攸关”，天津必须转型了

　　投资驱动、重工业优先、服务业孱弱，天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浪潮中显得有些“古老”。

　　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却最“不像”直辖市。

　　不妨拿出同为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以资对比。

　　北京依靠首都的优势，早早定位于****中心、文化中心、外交中心、文化中心、高教科研中心，在发展过程中还成为了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首钢搬迁吹响了北京高能耗、重工业撤离的最后号角，取而代之的是在GDP占比高达80%以上的服务业（2017年），大型央企和金融机构遍地所带来的总部经济效应，支撑了北京抛弃重工业的决心。

首钢搬迁

　　上海则在2005年开始谋划转型。作为一个国资和外资双轮驱动的直辖市，2005年上海合同利用外资出人意料地大幅攀升，更引人注目的是，当年现代服务业占引资总额比率首次超过半壁江山。主动转型带来的结果也是可观的，到了2017年，上海服务业占比已经从2005年的51%左右提高到近70%；根植于上海血统里的国际交往意识和契约规则意识，帮助这座城市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

　　反观天津，重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主流，早已形成路径依赖。

　　早年间，****决定建设环渤海经济圈时，天津由于其特殊地位而能持续引入大项目，诸如空客A320总装线、中航直升机总装基地、中船重工造船等。这类项目的特点是投资额大，短期直接拉动GDP增速高，但持续力不强。投资密集的2007年-2011年间，天津投资增速保持在每年2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40%，天津GDP也由此收获年均15%的“繁荣”；然而到了2012年-2016年，投资增速从18.5%降至8%，天津GDP也从14%骤降至9%左右。

　　重大投资拉动经济的另一面，也折射出天津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理念更新上的滞后。

　　近几年来，天津经济总量中有近一半都是来自工业的贡献，其中重工业的分量不容小觑，除了一些高端装备制造外，其他方面的产业结构和邻近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在新的经济转型形势下，天津的经济数据难免遭受重创——2017年的限产“环保风暴”中，天津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企业直接被关停，直接影响到了天津工业体系的上下游协同运作，全市GDP增长在这年呈现巨大滑坡态势。这一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了0.5%，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2%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一直依赖投资的天津，其服务业的孱弱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有观察人士指出，2006年滨海新区就获******批准，成为继上海浦东之后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时获得多项扶持政策，包括设立东疆保税港区、进行金融改革试点等等。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除了渤海银行，天津似乎推不出第二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机构。从上市公司看，也多集中在工业、能源、交通和房地产等领域，几乎没有金融和服务业企业的影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数据，2017年天津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量仅有194.18亿元，只相当于2016年的三分之一，2015年的七分之一。

　　要而言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口上，天津经济的增长模式依旧过于粗放，转型已是迫在眉睫。

　　无怪乎在2018年1月天津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时，会议通稿和全会决议都用这样一句话来定位2018年：“对天津来说，是抢抓历史性窗口期，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生死攸关之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天津最需要清楚的是，自身优势究竟在哪里？如何发挥这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