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党史人物研究进展 两个凡是与华国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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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06日09:28 新华网 汪云生 尤国珍

[导读]“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华国锋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

近年来，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这具体表现在：（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国锋和****高层的策略考虑。（3）并非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

原载《北京日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研究所

为隆重纪念中国******成立90周年，本刊将从人物篇、事件篇、考释篇、正误篇、史论篇、综述篇等角度，精心组织、陆续刊发一批党史党建文章，全面回顾我党成立90年来的光辉历程，认真总结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化对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解和认识。此期“纪念中国******成立90周年·****党史人物研究专题”为开篇。

****党史人物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不断公布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党史人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亦日趋客观、公正。本刊今日刊发“****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介绍若干党史人物研究的进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党史人物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一些重大纪念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党史人物研究。学界对那些为人熟知的领袖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更加趋于全面而客观；对一些曾经在党的历史上作过贡献或产生过影响的非知名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有了新的发掘和认识。这里择取近几年学界比较关注的若干党史人物，略作评述。

■李大钊：对其未能参加****“一大”的原因有了更多层面的深入解读

李大钊（1889-1927）

长期以来，关于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一大”会议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有论者根据已有的成果和史料，综合分析，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1）直接原因：公务繁忙。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这是最流行的说法。这一说法主要源自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张国焘写的个人传记《我的回忆》。（2）重要原因：参与领导索薪斗争。这种提法最早是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提出来的。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提到当时北大教师长达十个月的索薪斗争。（3）根本原因：对****“一大”会议不重视。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SH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互相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4）个人原因：为人低调；没被推选参加“一大”；怕给“一大”会议带来不安全。李大钊为人比较低调，平时就不愿意直接参加党的会议，对不出席****“一大”也该是如此。再加上，暑期将至，自己所兼任的各所大学的课程都要进行期终考试，故李大钊没有去参加党的“一大”，只是嘱咐派去的代表，希望陈独秀能担负起领袖的职责，自己则愿做一名普通的党员。

■陈独秀：对其思想发展轨迹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化

陈独秀（1879-1942）

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发现，学界对陈独秀的许多方面都开始进行了重新研究。学者祝彦在其2008年出版的《晚年陈独秀（1927-1942）》论著中，在对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对象原著的研读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例如：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他通过苏联解体后所公布的档案文献推翻了用以论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所谓国民党二大上的选举、关于中山舰事件、关于整理党务案的“三大让步政策”，指明了大革命的失败错误主要在于共产国际，而陈独秀只是莫斯科的“替罪羊”。作者还注意到从陈独秀个人的书生性格特征方面来分析其****悲剧，陈独秀书生那种固有的文人气质所注定的“书生—革命家—终身反对派”的归宿。在《陈独秀思想评传》中，作者系统论述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打破以往研究陈独秀思想所遵循的从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高潮、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参加托派、被捕入狱、晚年流落江津等这样一个粗线条来叙述他的生平的模式；在叙述这些历史阶段的过程中，基本是对传统观点的补充、纠正甚至颠覆，指出对于陈独秀一生的作用和贡献要进行全面认识，不能只限于“革命家”这一角色，陈独秀在其他方面成就还有很多，比如其创办《安徽俗话报》在新闻学方面的功绩；比如其文字、文学、书法方面的成就，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瞿秋白：学界对其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了更多的挖掘



瞿秋白（1899-1935）

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所做出过的独特贡献很少关注。近年，****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研究员指出：历史的事实和留存下来的史料都说明，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是当时党内总结“工农武装暴动”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之后又多次对“割据”理论进行阐述。

研究者还挖掘了瞿秋白对南昌起义的作用和贡献。针对“在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决策时，往往忽略瞿秋白的作用”的问题，有论者指出，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临时******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从瞿秋白1928年6月在****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的书面报告和《****决议案》中可以看出。瞿秋白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上当时起义军指挥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他在报告中还强调指出，南昌武装起义“在政策上绝非是盲动主义的政策”。因此，瞿秋白在南昌起义期间对中国革命新途径的探索和思考，为遭到挫折的中国******人积蓄战斗力量作出了贡献。


■徐以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人物

徐以新（1911-1994）

在****早期历史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说曾相当流行。随着许多历史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人们逐渐弄明白了其来龙去脉，但对其中所谓“半个人物”仍感到费解。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披露了“半个人物”就是后来曾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徐以新。

1929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召开了“十天会议”。当时王明远在国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表决时，有29人举手赞成支部局抛出的《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其中包括徐以新。此后，多数中山大学的学生将王明的教条宗派讽刺地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名单，说法不一，涉及52人。而其中的“半个”的由来，是因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

徐以新因为与“二十八个半”有了扯不清的关联，在此后的50年里，这个阴影都没有完全消除。在民主革命年代，他曾被张国焘关押三年多，“文革”时期又因康生的一句话“‘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其名字也被打入了另册，党组织关系被掐断。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得到了拨乱反正。为了弄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1981年8月，****委托冯文彬主持召开了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座谈会，取得了共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当年积极追随王明教条宗派的人，他们的****表现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多数变好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能准确反映王明宗派集团的实际情况。因此，与会同志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1994年12月，徐以新去世时，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对其一生的贡献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华国锋：若干史实得到发掘和还原

华国锋（1921-2008）

近年来，学界对华国锋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关注。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华国锋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有论者以“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即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近年来，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这具体表现在：（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国锋和****高层的策略考虑。（3）并非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