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条自建现代化下水道诞生于重庆

實事求是

中国第一条自建现代化下水道诞生于重庆

本报记者 陈波 韦巧云 实习生 王枫


当时中山三路挖的新沟。



重庆市下水道工程的三功臣：张人隽、毛理尔、罗竟忠（从左到右）。受访者供图




69年前，重庆的一条下水道系统，其意义曾被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在此之前，中国仅有的两条现代意义上的下水道系统，均系侵略者修建。而这条中国人自己第一次大规模建设的系统化下水道工程，在重庆诞生，成为那个时代里程碑式的工程。

民族尊严与一条下水道

“现代很难想象，曾经的中国，连一条下水道建设都与民族尊严联系在一起。”北大历史学博士、青年历史研究者王辉说。而那条近70年前被列入“国家荣誉”的下水道工程，正诞生于重庆。

在王辉的研究中发现，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下水道事关民族尊严。例如，著有《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德国学者托尔斯滕·华纳就认为，中国人视为民族耻辱的“华人和洋人分开居住”，其主要原因仅仅只是卫生问题。

以客观中立的历史视角观察，上述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但彼时的整个中国，只有两座城市拥有现代意义上的下水道系统，即青岛和长春。更令国人痛心的是，这两个下水道系统的建造者，一是德国人，一是日本人，其沉重而耻辱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至于重庆，抗战开始后，各国使馆、领馆迁至山城，不少外国新闻记者、援华人士等外籍人士也移居重庆，他们对重庆的城市现状特别是城市卫生问题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意见，缺乏现代化下水道是其中的焦点问题。这也使得该问题在当时一度呈现所谓的“国际化”趋势。

重庆旧式下水道设于清朝乾隆年间，是根据传统的街沟和阴沟改造而成。抗战时期，这些旧式下水道遭遇日机轰炸，早已陷入瘫痪。史料记载，当时的重庆“旧有沟渠，几无轨迹之可循，天雨则污浊四溢，泛滥成灾，天晴则秽气薰蒸，流为疫痢，此新型下水道之创修，诚有不可一日或缓也。”

因此，抗战胜利后，当时的重庆市zf将下水道工程与两江大桥、北区干路一起，列为城市建设的三大首要工程之一。

紧抠细节的“良心工程”

1946年10月，下水道工程成为抗战胜利后，重庆第一个大型市政建设工程。在当时，这是一项国内没有任何先例也没有任何经验的大型工程。

也因此，为建好这条真正意义上中国人的下水道，当时的重庆市zf下了血本。早在1944年2月，当局就派出由卫生署、工务局、卫生局等抽调的技术人员，组成重庆市卫生建设设计测量队，负责办理下水道测量及设计事宜，并研究垃圾粪便处理办法。

1945年1月，当局又聘请有着40多年经验的美国市政专家毛理尔作为顾问，并专门成立了下水道工程处，处长由罗竟忠担任，副处长由张人隽担任。

当年重庆缺乏常年降雨量的数据，工程处就借鉴了降雨情况非常接近的上海的统计数据，并参考了北碚的数据。在此基础上确定了重庆下水道系统的最高流速（每秒4公尺）与最低流速（每秒0.6公尺）、最大坡度（25%）与最低坡度（3‰）、进水时间（5分钟）等技术标准。

由于重庆地势起伏较大，全市的下水道不易联为一个整体。因此，工程处将渝中半岛从朝天门到菜园坝、牛角沱一带分为18个区，每个区修建1—2条干管，辅以支线，自成系统。

“至今查阅当年的史料，仍能感受到施工人员对细节的精益求精。”王辉坦言，这是一项“良心工程”。

重庆下水道工程成为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下水道建设，还考虑了原有地下设施的统筹协调和系统性。

施工前，工程处专门致函当时的交通部重庆电信局、电力公司、自来水厂，请求协助。各机关也派出工作人员临场，利用机会将原有的地下设施如电话线、自来水管、地下电线等加以整理。

当年在建设时发生的一段文字公案，成为这项工程严密性的最佳注解。

1946年12月18日、1947年1月7日《新民报》两次刊登响水桥居民王子君来信，严厉批评工程在来水量增大一倍情况下，下水道沟道反而有所缩小，并毫不留情地称“莫要凭着坐在办公桌上的理论来做”，“切莫认为聘得有外国工程专家做顾问，就算可靠得很的。”

舆论哗然之下，工程处两次在报纸上做出公开回应：原沟道易泛滥的主因在于下水道的出水口不畅，而改造后的出水口流量是原来的8倍。

随后的事实让争论戛然而止。1947年5月22日晚，重庆暴雨，响水桥新建下水道的流量只有满流的40%，雨水泛滥的灾情彻底解除。

至1947年6月底，一期工程完工，共计修建沟管20.906公里，涵盖当年的安乐洞片区、洪崖洞片区、响水桥片区、大溪沟片区。到1948年上半年，第二期工程又完成了4个片区的下水道建设，新修建沟管大约20公里。

1947年8月28日，《大公报》以《可骄傲的建设——重庆下水道工程剖视》为题，对该工程进行了全面报道。

该工程的良好口碑甚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英国议会访华团团长亚蒙爵士，在1947年下半年访问重庆后，对重庆下水道工程赞誉有加。

重庆下水道工程，自此成为那个时代里程碑式的工程。